四
来到乔家屯村后的石桥，看见六通石碑安然无恙的睡在桥面上，还是欣慰许多。尽管碑文已经模糊，但至少没被损坏，这已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我们在石桥旁端详了许久，感觉哭笑不得，好端端的石碑被当成了石料，这或许不是乔家屯的专利，文革时期所建的碑桥比比皆是，这就不足为怪了。看着这座被风雨侵蚀的石桥，感慨万千，如果当年不是修桥所需，这些石碑说不定当作他用，没准就被大卸八块而面目全非了。
张广成书记告诉我们，这里过去一直是没有桥的，据老人们口口相传说，乔家的祖林位于河东，不知是哪一代，乔家人为了方便族人祭祖，申报朝廷欲建一座石桥，工程获批了，款项也如期下拨。后来乔家因征地问题延误了工期，触犯了朝纲，一家人受到株连走向衰败的。
当年的齐村大沙河，河床宽阔，水流湍急，想必，修桥是一项在当时看来十分庞大的工程，乔家经过勘察，确定了大桥位置，可问题就出在大桥的选址上，所选的桥址恰恰对着董家的祖坟，当时董家可谓钟鸣鼎食之家，因占地问题，乔董两家闹了矛盾。祖坟历来被中国人看得不可侵犯，董家誓死捍卫祖坟的决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两家因此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大桥没能如期建成，乔家因拖延工期被朝廷治罪，导致全族逃命他乡。
乔家离开村子的时间已无法考证，应该肯定的是，乔家在村里住了很多年。张广成书记说，乔家祖坟规模挺大的，在解放初期还能看见几十座坟头，可以断定，乔家在此至少居住了一二百年。
所有的迷惑，我们寄希望于石碑的碑文上。庆幸的是，三圣堂的六通石碑都在桥面上，其中三通碑的字面朝上，碑文已被碾压得斑驳不清，尤其是车辙处已完全没有了字迹。再看另外三通字面朝下的碑文，除了桥墩掩盖的部分，谢天谢地，碑文尚可辨认。
六通碑中有一通无法辨认其年代，其余五通分别是万历四十七年孟春，乾隆七年，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年十二月，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
清朝的五通碑均是重修三圣堂碑记，其中嘉庆二十五年的碑记说：
于是踵旧文而历叙之接旧文所载创修口口间者孙士良也继修于康熙年间者鲁守信也。
从此碑文知道，三圣堂的创修者叫孙士良，年代已无法辨认。重修于康熙年间，维修者叫鲁守信。
万历碑为观音碑记，其首句为：
峄北三十里夹谷山之阳乔家屯观音祠口宫设屠香火之祀万历乙未口口口口始于村南口口创建观音大士祠
读完万历碑，我似乎更加疑惑了，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观音祠呢？这些天在与村民的交流中，从来没提到观音祠呀！乔家屯果然是一本读不懂的书。凝思半天，有了一个设想：除非一种可能，三圣堂的前身是观音祠。
作者在记录碑文
五
自从春天首次造访乔家屯，半年多的时间，我查阅了许多史料，均没有查到有关三圣堂的记载。万历碑提到的观音祠，恰恰在《峄县志·建置志》中有明确记载：
其在县北者有龙兴寺，坐荆山前，沧浪水绕左右流……又兴福寺（金明昌三年建久废）又观音寺（明弘治年建），俱距城三十里。
此观音寺（万历碑文称观音祠），与万历碑所指（峄北三十里夹谷山之阳乔家屯观音祠）的位置同为一处，况且万历碑文写得清清楚楚，即“峄北三十里夹谷山之阳乔家屯观音祠”，有力的证明了观音祠即后来的三圣堂，这与我们的推断不谋而合。
根据明朝时期建村的习惯，一般情况，建村与修祠堂寺庙是同步进行的，目的是得到神灵的护佑。那么就可以断定，乔家屯建村与观音寺修建的时间是同期的，即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距今悠悠五百余载了。
王功彬在记录碑文
明洪武元年，天下已定，一方面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庞大的军队给养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朱元璋实施了屯田制，把军队基层分为卫、所两级，驻扎在要害之地，士兵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屯田者专事耕垦，守城者专事防务。明初，几乎无军不屯，缓解了军队供给不足的状况。至弘治时期，孝宗皇帝励精图治，继续实行屯田制，使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这个时期被史学家成为“弘治中兴”。乔家屯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专事防务变为专事耕垦的，那位乔姓军官奉命屯田，乔家屯从此进入了建村的历史。以屯字命名的村子，大多是屯田制的产物，比如枣庄其他以屯字命名的地方，田屯、马兰屯、王屯、上屯、八里屯等，都是在屯田制度下应运而生的。
这时候，乔家人的身影越来越近，那位乔将军的面庞也越来越清晰，因此我与乔将军有了久久对视的机会。他是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有着与生俱来的军人气概，他的眼神里，依然充满了刚毅和果敢，倔强与执着。只是，我与乔将军遥不可及的对视中，他一言未发，始终保持着孤高与沉默，亦或有一丝的忧伤和愤懑。他似乎有满腹的怨言，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要倾诉。可是，他最终还是眼含泪水，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曾像押宝一样把命运押给了乔家屯，他太热爱这个地方了，因此他在这里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我知道，为什么他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他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接下来的疑问是，观音寺是何年改成三圣堂的？
乔家屯村北的石桥为四孔桥，在（从东至西）第三个桥孔的北面，我们找到了一通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的石碑，碑文明确记载，三圣堂创建于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至公元1627年），这无疑又是一个重大发现。这样我们可以将嘉庆二十五年碑的残缺部分予以填补，即：“于是踵旧文而历叙之接旧文所载创修天启间者孙士良也继修于康熙年间者鲁守信也。”
以此推断，将乔家屯观音寺改为三圣堂的时间，是明朝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至公元1627年之间）。
六
当我们一行带着乔家屯的谜底返城的时候，我始终无法轻松。已是黄昏时候，夕阳余晖洒在我们疲惫的身影上，顿觉一种无名的失落和消沉。乔家屯自弘治年以来五百年的历史太过于模糊，我们仅仅在残碑断字中，推断出它大概的轮廓。五百年的盛衰兴废，经历了太多的风霜雪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乔家屯的沧海一粟。五百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乔家屯所经历的许多艰辛与苦难，悲欢和泪水，在历史烟云中都化为了尘埃。
是的，乔家屯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传说中的“点将台”、“北大营”、“五百统领”，这些地名、军衔意味着乔家屯曾烽烟四起，发生过惨烈的战争。在北大营附近，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墓群，从坟头的排列看，有千人之众，而且井然有序。我们不解的是，这等惨烈的战争和士兵墓群，史料中为何没有记载呢？
在乔家屯采访过程中，感受到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知史以明鉴，查古而知今，尤其孙晋波和张广成这两位乔屯人对家乡的关爱，体现出留住乡愁的担当和文化传承的责任。叫人欣慰的是，乔家屯在新一轮的乡村规划中，计划拆除那座石桥，将记录乔家屯历史的六块珍贵的石碑抢救出来，还原一个真实的有文化内涵的乔家屯。
清理覆盖在桥面石碑上的泥土
我再一次想到了乔姓人，其实，乔家的悲剧故事，是中国历史兴衰的一个缩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应该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能深深的扎根于民族的根系中，而不至于形单影只，萍踪浪迹。
乔家人的去向成为最后的疑问，不过，村里的老人们一致的说法是，他们去了安徽的某个地方。无论他们去了哪里，只要还记的乔家屯是他们的家，山东枣庄是他们的故乡，这就够了。不敢奢望，某一天，一群乔姓人捧着乔氏族谱来到乔家屯，追本溯源，认祖归宗，这便是乔家屯最大的圆满。
还好，我在乔家屯尚存的石碑中，从缺语少句的碑文里面，查到了一个姓乔人的名字，万历碑文的末处赫然写着“木匠乔绪”的字样。这至少说，在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乔家屯还居住着乔姓人，而且有一个木匠叫乔绪。乔绪，你是我们在乔家屯的探访中见到的唯一一个乔姓人的名字。
我还特别记住了万历碑中的另外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文林郎知峄县事蓟州李致和，庠增生孙绍芳撰文，廩生孙锦题额，邑庠增生张魁书丹，会首孙士元，是他们的善举，才使我们有了认识乔家屯的途径。
令人欣喜的是，乾隆二十六年版的《峄县志·职官志》中，文林郎知峄县事蓟州李致和的名字赫然在列：
李致和，北直蓟州举人。万历四十七年任。才善史事。以忤上官去，而非其罪，舆论惜之。
倪景泉先生编著的《蓟州先贤录》，亦有李致和的资料：
李致和，明代人。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举人。授峄县知县。后因得罪当权者离职归家。
写到这里，我似乎释然了。在乔家屯的石桥下，我们淌着冰冷的河水，用放大镜搜索出的李致和，在多处的文献史料中均有记载。这位蓟州人，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万历四十七年任峄县知县，赴任当年便来到乔家屯，勒石为铭，祈福苍生，这是李知县在峄县履职期间有据可查的一次施政活动，为枣庄留下了一笔灿烂的文化财富。“才善史事。以忤上官去，而非其罪，舆论惜之。”从《峄县志》短短的记载中，我们认识了一位有才华善史事的知县，而且是一位刚正不阿受百姓爱戴的谦谦君子。
我们会记住李致和的名字，是这位李知县在历史长空中撕开了一条缝隙，通过这条缝隙，把历史的光点聚焦在一通石碑上，然后，我们顺着光点看到了那个尘封已久的乔家屯。
2018年元月8日
孙晋波乔屯油菜花摄影作品欣赏
文章作者：無言 微游枣庄编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