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1979年,国家成立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利用外资管理委员会(简称“两委”),主任为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副主任是汪道涵、周建南、江泽民。“两委”面向社会招聘干部,我由冶金工业部情报研究所毛遂自荐应招考入,先在综合局,后在特区办(主任由江泽民副主任兼)工作。不久,由谷牧主持,中央召开了特区工作会议,确定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会后不久,我被选派美国学习MBA。
谷牧
改革开放国策的提出与贯彻执行,开启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门。之前,新中国只有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输出和对外投资。
1982年,为更好地扩大对外开放,中央决定“两委”与“两部”(外贸部、外经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简称经贸部,首任部长陈慕华),新设国外经济合作局(首任局长王西陶),专司全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和境外投资这项我国前所未有的新兴事业。1983年3月,我MBA毕业被分到该局工作。
陈慕华
中东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由于石油开发出口一夜暴富,大批工程建设上马,劳力与工程技术人员奇缺。20世纪80年代,地处西亚北非的中东地区一直是我国对外承包、劳务和投资的主要市场。1984年,我先是被派往埃及,临登机前突然改派两伊战争中战火纷飞的巴格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经参处三秘。
由于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8年)和后来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市场逐惭萎缩。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市场迅速代之而起,我国在印尼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工程与投资迅猛发展。为适应形势需要,1992年3月,经贸部改称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简称外经贸部,首任部长系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合作局改称国外经济合作司,首任司长乌兰木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一直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和对外投资的最大市场。不论是经贸部合作局还是外经贸部合作司,我都有幸在亚洲处工作,得到锻炼。
2003年3月,中央决定将对内经济贸易部并入外经贸部,成立商务部,合作司改称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首任司长陈健)。进入本世纪,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已扩展到全球六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迅猛,特别是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更是取得骄人成绩。
1992年,我受外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司指派,随某公司再赴印尼,与印尼方商谈该公司在印尼西爪哇省新中标的工程承包项目、工程技术人员的派遣和投资,并正式签约,故有机会光顾印尼第三大城市、西爪哇省首府Bandung(万隆)。这个原本不为世界所知的山城,因1955年在此召开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亚非会议而瞬间闻名全球!
1953年8月,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率先提出召开亚洲非洲国家会议,共商国际大事。南亚的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后更名为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国率先响应,于1954年4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同年12月在印尼茂物召开会议,决定邀请含中国在内的亚洲非洲25国参加,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万隆会议隆重召开,共计340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着占世界面积近1/4(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约2/3(14.4亿)的29个亚非国家。
参会国有:阿富汗、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伯尔、菲律宾、也门等亚非29个国家。
中国政府始终对召开亚非会议持响应、积极、支持态度。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代表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代表团顾问是:廖承志、乔冠华、陈家康、黄华等。
万隆会议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实际上是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来华访向的印度代表团时就已率先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所承认和接受,并载入联合国大会宣言及一系列重要国际性文件,对推动国际关系正确发展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亚非会议精神概括为“团结 友谊 合作”,被誉为“万隆精神”。
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自己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公报》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宣言,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原定1955年4月11日在印度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印度经香港飞往雅加达。因缅甸总理临时盛邀,周恩来总理登机前改变行程,率代表团先赴缅甸,随行工作人员与记者则按原定从印度飞赴香港。该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期间,国民党特工买通机场工作人员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目标是暗杀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至临近印尼海域上空时,爆炸断成三截坠海,仅3人逃生,其余全部遇难。
周恩来、陈毅等从缅甸乘小飞机,途遇特大雷电暴雨,迫降新加坡,二度幸免于难。
我组在万隆与印尼方谈判顺利,成功签约。印尼方盛邀我组参观亚非会议会址,会场上周总理、陈毅座席等,深受教育。
在亚非会议会场,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越南主席胡志明、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上世纪亚非国家重要国家领导人的巨幅画像。
2015年4月22—23日,亚非90多国领导人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纪念亚非会议六十周年大会”。大会通过了《2015万隆会议公报》等多个重要文件。会后,中方与印尼方签署了由中国公司承建“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等多项工程建设与投资协议。
2022年3月9日,为纪念亚非会议67周年,我特意瞻仰了由周恩来总理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块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墓碑。在墓碑前,我手捧鲜花向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默哀、致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是现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万隆精神,永放光芒!
写于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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