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末的一个清晨，正在四川绵阳缫丝厂子弟小学一年级读书的我准备出门上学。母亲见外面下起了雨，便递过来一把枣红色的纸质雨伞叮嘱我：“要是中午放学的时候还在下雨，你就直接去平政桥饭馆，咱们在那儿吃面条！”
“吃面条！”听了这话，我兴奋极了，巴不得这场雨别停。那时候，红薯叶、厚皮菜、麦麸子、稻糠加上少量大米熬成粥，是我们家的主打食物。
母亲递给我的雨伞，是用硬皮纸涂上桐油制成的，伞面较大，有些笨重。我转动了一下木制手柄抖松伞面，用力撑开竹木伞骨，然后打着雨伞去了学校。
中午放学时，雨没有停，我打着雨伞踩着稀泥来到平政桥饭馆。在这里，我们全家人美美吃了一顿炝锅面。那滋味，简直就不摆了！
雨停了，离下午上课还有段时间，我就和大姐、二姐、妹妹欢天喜地玩起了游戏……
个把小时后，母亲指着手表催促我们：“时间马上就到啦，还不赶紧上学去！”我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大步流星地奔向学校。
第二天午饭后，父亲将准备离开饭桌的我叫住：“雨伞呢？”
我一下子愣住了，慌忙回答父亲：“哎呀，忘了！”
父亲一脸严肃地问我：“为什么会忘了？”
我心想，忘了就是忘了，谁知道为什么会忘了！
在父亲的步步紧逼之下，我前言不搭后语地回答道：“我当时心想一把雨伞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就把它忘了！”
父亲没有追究我的答话在逻辑上的荒唐，继续问我：“还记得那把雨伞的颜色吗？”
我回答：“记得，是枣红色的！”
父亲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还有一种颜色，你可能已经忘记了！”
“还会有什么颜色？”我在心里泛着嘀咕。
父亲接着对我说：“你刚才说一把雨伞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晓得不，它相当于730厂一个学徒工整整一个星期的劳动所得！”
听了父亲这番话，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几天后的中午，天又下起雨来。母亲递给我一把新买来的纸质雨伞，她特地交待我：“这回可别忘了带回家来！”
来到教室，我将雨伞斜插进课桌半封闭的抽屉里，用书包压在上面。最后一节课上课时，班主任余老师对全班同学说：“明天是五一劳动节，下面这节课是劳动课，大家去把厕所打扫干净就可以回家了！”
男生们干活利索，很快就把男厕所冲扫干净了。身为班长的我对林扬扬、何光厚、吴泽、王善清等男同学说：“我们去帮帮女同学吧！”
在女同学王瑜、李琛等人引领下，不大一会儿，我们几个男生就和女同学们一起将女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时，每天来学校掏粪的一位中年农民十分吃力地拽着一架粪车往坡上走。我心想，我的衣服、鞋袜已经脏了，反正要换洗，索性就让它脏个够吧！我用双手撑住又脏又臭、不时荡出些粪水的粪车尾部，帮农民叔叔使劲往坡上推。身材消瘦的农民叔叔回头看了我一下，感激地说了声：“难为你了！”
在“帮人帮到底”念头的支配下，我朝着回家的方向继续帮农民叔叔推粪车。途中，不少大人在议论：“这个娃儿乖！”
回家见到母亲时，我猛然想起了自己的书包和雨伞。
“糟了！”我撒腿就往学校跑，母亲怎么叫也叫不住我。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教室门前，一头撞见了黑乎乎的铁锁。我踮起脚尖，隔着玻璃窗户看见了自己的书包和雨伞。
太好了，它们都还在！”我舒缓了一口气。
回到家，我扒光衣服，在木澡盆里从头到脚洗了个痛快。然后，我十分吃力地搓洗起沾着大片粪水的衣裤，刷洗起臭哄哄的鞋子来。
母亲在一旁笑咪咪地看着我，她只是和我说话，并没有帮我的忙，任凭我那双小手被搓衣板磨得通红……
我一边干活，一边告诉母亲：“那把雨伞没有丢，还在学校的抽屉里。我明天早点起床，第一个进教室就是了！”
晚上，我没在意浑身的酸疼，一心惦记着那把纸质雨伞，就连做梦也与它相关。
第二天凌晨，雄鸡的叫鸣声响成一片。要是在往常，这遍鸡鸣声非但叫醒不了我，还会对我起到催眠作用。这一次我就像触了电，赶紧穿衣、下床、刷牙、洗脸。
面对准备出门上班的父亲，我怯声怯气地说：“爸爸，我又忘记把雨伞带回来了！不过……”
“我都知道了！”父亲打断我的话。他没有责备我，反而十分和蔼地对我说：“你做的是好事，没有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
父亲捏了一把晾在绳子上那身我头天洗过的衣裤，又掰开我的手指看了看。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这时带着微笑小声对我说：“孩子，劳动节快乐！”
袁征，男，1955年生于北京，祖籍四川阆中，现居成都。曾在共青团、国有企业、公安、政府、法院、检察院任职，退休前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巡视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战友报、河北日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四川日报、澎湃政务、封面新闻、四川机关党建网、晚霞杂志、四川省情网、方志四川、四川审判、四川检察等媒体。帮助父亲袁学邦（老红军）整理的《岁月的追思》一书于2004年3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撰写的个人回忆录《我的军旅生活》于2019年1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