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报国之志，践效国之行
侯光炯先祖侯端，威震倭寇的“白马将军”。侯家经过10多代的繁衍生息，到侯光炯的祖父这一代时，常年靠举债度日。侯光炯的父亲侯立本曾考中秀才，以私塾教书谋生，在侯光炯出生之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在同一天带走了他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的生命。其父悲痛之余，发誓要在后半生钻研医术，济世救人，几年后终成金山县吕巷镇的一代名医，远近闻名的“侯善人”。
1911年，6岁的侯光炯经特许，来到哥哥侯光远所任教的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小学毕业后，侯光炯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松江府中学堂，但因学费昂贵而弃学。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学费极低的由著名立宪派人物、大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南通甲种农校，并受到张謇接见。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侯光炯成熟得比同龄人都早，他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就是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因此，他学习特别努力。第一学年结束后，侯光炯不仅被评为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张謇校长还免除了他一切学杂费。
因家境困难，还不满15岁的侯光炯便给主讲棉花栽培技术课程的留美学者王善佺老师当助手，开始了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生活。侯光炯的刻苦用功感动了学校的外教——美国人碧莲，她主动提出义务做他的英语教师。侯光炯的英语进步很快，这为他后来能用英语与国际同行交流、掌握世界前沿科研动态起到了桥梁沟通作用。
毕业后，侯光炯留校担任了两年的农技员。
在南通甲种农校生活的7年中，侯光炯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钻研农业科技，对土壤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作用有了较为深切的认识，这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3年夏，侯光炯免试进入南通大学农科就读。校长张謇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办学。学校全采用全英文授课，教师都是高薪聘请的国内专家或留学归国的有志之士。
1924年春，侯光炯和农科班的同学集体转学到北京（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就读。在所有的课程中，土壤学是侯光炯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的主修课之一。他深知，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物质条件，土壤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粮食产量的高低和农产品质量的优劣。在这里，侯光炯有幸得到陈宰均、汪厥明、刘和等知名教授的谆谆教诲与无私帮助。在大学三年级时，侯光炯就向土壤学教授刘和表达了从事土壤学研究的想法，并得到了刘和教授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
在这里，侯光炯结识了一大批日后的精英，如余其心、陈宰均、李世俊等，他们都是学校的政治积极分子，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关心工农民众的解放，主张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来救中国。但是，侯光炯认为，政治是空洞的，革命就要流血牺牲，最后受苦都是老百姓。只有搞科学，搞实业，发展生产才能给人们实惠，才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因此他决心毕业后从研究土壤入手，研究出改土增产技术，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帮助农民解除饥饿，拯救贫穷的祖国。
侯光炯以苦读、苦记、苦思、苦做而闻名于整个农学院。他能够用英语将许多课本的内容整篇地背下来；向毛耀东教授学了一个月德语后就能用准确无误的德文写感谢信……连对学生要求几近苛刻的实验指导老师孙吉人也对他翘手称赞不已。大学的刻苦学习为他毕业后从事土壤肥料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研究之路，让土壤科学真正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侯光炯为自己确立的志向。在一生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他将这种“科学救国”的志向化作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化作了一项又一项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创造了一次次辉煌，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在长达70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中，侯光炯院士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融入一体，为我国土壤研究、农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精力和智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践行了他“要在大地田边告别人世”的诺言。
侯光炯院士（右一）在工作中（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青年时期，他有感于旧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立志科学救国。大学毕业后，他到我国第一个土壤科学研究机构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历尽艰辛，踏遍大半个中国，含辛茹苦地为调查我国土壤资源、发展我国土壤科学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1935年，他是第一位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中国土壤学者，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壤名称和形成特征。随后，他曾三次参加国际土壤学会议，并到欧美十多个国家进行土壤考察和学术交流。稍后，侯光炯院士先后提出了中国精耕细作模式下的土壤肥力提升理论与技术；建立了中国土壤调查的技术与方法，摸清了中国主要土壤类型的分布及其肥力特征；提出了判断土壤矿质胶体品质和土壤肥力特征的简易方法—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和PH八联测定法；发表了“土壤群落”观点和“土壤肥力与土壤的水肥动态关联”观点，为农业土壤分类分区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土壤生理性”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建国初，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他带领师生奔赴云南边陲，完成了橡胶宜林地的调查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并在我国实现了橡胶种植范围向北推移到北纬24°50′，突破了世界上认为纬度17°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定论，创造了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
侯光炯院士长期深入基层，蹲点农村，开展农业土壤科学理论和应用研究，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创立了一整套农业土壤研究新方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刚从强制劳动中解脱出来，他就奔赴四川简阳农村建立科研基地，蹲点研究，提出土壤快速培肥和省水、省肥、省农药、高产的玉米“大窝栽培”和“矮株密植”等新技术，对粮食增产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农民“看天看地看庄稼定管理措施”的生产经验中，发现土壤水、热、气、肥随着太阳辐射周期性变化规律与植物生长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谐调关系，提出“土壤肥力生理性”的新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奠定了农业土壤学理论基础，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农业土壤学专著《中国农业土壤概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顾年迈体弱，为扩展科研基地，完善研究成果，在四川宜宾基层扎根长达18年之久，创建了全国唯一的自然免耕专业研究机构—宜宾自然免耕研究所，潜心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其“生态防洪”“免耕治土”等思想为长江流域旱涝灾害根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研究之路，让土壤科学真正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侯光炯院士为自己确立的志向。侯光炯院士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既有欧美土壤学拍的影响又有前苏联土壤学派的痕迹，但最为根本的是他独辟蹊径、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研究之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学派。
作为我国第一代土壤学家，侯光炯院士一生致力于我国农业土壤学的创建。他先后开创性地提出了“水稻土”概念与特征，阐明了土壤科学为农业服务的观点，认为农业土壤学具有鲜明的生产实践性特征。取得了判断土壤矿质胶体品质和土壤肥力特征的简易方法—土壤粘韧曲线测定法和PH八联测定法以及“土壤群落”“土壤生理性”“土壤立体图”“土壤肥力短期鉴定法”等一系列开创性学术成果。这为我国土壤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为农民掌握土壤科学知识提供方法。这些成果的取得，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壤学派的形成，受到国际上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许。
侯光炯院士在农业土壤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与贡献不计其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这一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发现。它不仅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载入了《辞海》，而且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其理论的核心要点是：土壤是一种具有代谢性和可塑性的“类生物体”，兼具自动供肥机能和自动调节水、热、气、肥的机能。
侯光炯院士在他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生态系统学的思路和主张。他认为，农业生态系统学的实质就是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将生态环境因素的宏观条件（指气候、地质、地貌、水文）通过热力学和生物热力学的研究与生态系统（指植物和土壤）的微观条件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丰富分析生物运动和其他运动方式之间矛盾统一过程的思路。在这一观点指导下，侯光炯院士运用农业生态系统学理论，对水土保持、防洪治水、生态农业、配方施肥等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和预见性的对策。
侯光炯院士另一为国际同行高度评价和我国人民受益巨大的杰出贡献，就是他在总结我们农民生产实践经验基础上，在他“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和农业生态系统学的指导下，结合国际免耕技术研究而提出并展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免耕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及其推广。作为一种新型耕作技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说自然免耕技术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体。仅粮食增产幅度就达12—20%。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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