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旭东
“雍容闲雅,甚都”。
他,风神玉貌,风度翩翩,一出场就令所有人为之倾倒。
“一坐尽倾”,气宇不凡。
隔帘相望。
她,躲在帷幕背后,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吸引,也产生敬慕之情。
弹琴是巴蜀文人的身份标识。
“琴棋书画”四艺,琴居其首。
寄情之器,中国历史最久、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的乐器。
两人都喜爱音乐。古琴“绿绮”是媒介。
音乐低沉的节奏,让房间里的灯火,变得飘渺动荡。
他,用一曲喷火催情、销魂化骨、荡气回肠的《凤求凰》,直奔主题。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浪漫而悱恻。悠扬的琴声,和着细雨,敲打地面的嘀嗒声,蔓延开来,在卓家渐渐浓郁的水雾中,琴声一波一波地荡漾,缓缓流动。音色绝妙。不用“琴音挑之”,用“琴心挑之”。
她,听懂琴声中,表达的绵绵情意,心旌荡漾。
两情相悦。一个“大帅叔”,一个“重熟女”。
一曲《凤求凰》,点燃了帅叔熟女的旷世奇情。
宴会完毕。他,出手阔绰,重金赏赐文君的侍者,托转达爱慕之情。
回赠手绢。她,以一双慧眼,看出两袖清风的书生,并非凡夫俗子。
表明心意。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他的住所。
郎贪女爱。彻夜绸缪,美的企慕与欲的渲泄。
双双约定,“成都式私奔”。
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避开大道,直奔离邛崃18公里的平乐镇。月夜,从白沫江上船,经南河,在新津汇入岷江,转上成都。
卓王孙发现女儿“中夜私奔”,派快马追赶。
只是,追的是陆路。
道不同,自然白追。
卓王孙气急,大怒道:“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
公开断绝父女关系。
司马相如住家,在成都“府城西南五里”,“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天成都的西较场、同仁路口到文化公园一带,与青羊宫相邻的一条青石小巷,在过去的西门城边街附近。
卢求撰《成都记》称:“琴台在浣花溪之北。梁萧璪镇蜀,增建楼台,以备游观。”
竹篱泥墙,“家徒四壁立”。
她,想喝酒;他,将一件价值连城的皮草大衣,去典当行作押,换了钱买酒喝。
干柴烈火,变成柴米油盐。
两人纺纱织锦,典当为生。
“相如抚琴,文君酌酒”。他,在小巷南端东侧,自己出资修筑一抚琴台,为她演奏《凤求凰》。以鲜花、琴声和美酒,与她共同生活。生活清苦,却是幸福美满,丝毫不为世俗所累。
生活艰难,两人感情却日深。
北宋末期诗人、双流人宋京,曾在诗中记录过琴台遗址上的考古发现,人们在相如琴台上耕翻土地时,发现地下埋着几十口大瓮。古人为了提高音响效果,在地下埋瓮,能使琴声共鸣。
是否当年司马相如“所作所为”,还无实证。
“抚琴台”,巴蜀文化中爱情文化的符号。
“武担山”与“抚琴台”,“爱情之都”最原始的地标。
如今,“抚琴台”移至成都永陵博物馆的“抚琴亭”内。
琴瑟和鸣。
汉乐府里最重要的作曲家司马相如,卓文君也经常纠正他的琴。作赋虽浪漫也辛苦,经常“睡”100天,突然醒来就把赋做好,慢工出细活。卓文君的速度更快,在事业上互相帮衬。
跟卓文君回到邛崃。
他,几月后,索性卖掉豪华的车骑,开了家小酒店。
“当垆卖酒”。她,淡妆素抹,在置放酒瓮的土台上卖酒,不卑不亢,神态自如。“相如涤器”。他,系着围裙,着露出腿毛的“七分裤”,夹杂在伙计中,洗涤杯盘瓦器,谈笑风生。
一个罕见的美女,居然绝不慕虚荣。
一个罕见的巨星,居然不自卑羞愧。
不问世事。似乎忘记了蔺相如、放弃治理天下的理想。
远近闻名。小酒店门庭若市……
象征永恒。成都的爱情故事。
往往是才子才女的爱情、君子淑女的爱情。
“蜀女自古多才”。从古蜀王杜宇与“崇州女子”朱利,到开明王九世与“武都山精”,从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家,到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郭沫若、巴金等,都是才子。卓文君、薛涛、浣花夫人、花蕊夫人、黄娥等,都是才女。
从爱情开始,到邻里之爱,乡邻之爱,家国之恋。
“爱情之都”需要有文化底蕴支撑,延伸为家国大爱。
再入长安。充满自信。
司马相如奉诏进京,从北门升仙桥经过,面对即将离别的妻子和前来送行的官员,踌躇满志,指天发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不乘坐高车驷马,决不回来见故乡的父老乡亲。
千里之外。京都上林苑。
才子与皇帝,促膝长谈,相知恨晚。
他,再作《上林赋》,内容与《子虚赋》相接,文字、辞藻,更华美壮丽、灵动精妙,却只说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惜民”,统治者要节约民力。
没有欺骗性的阿谀、没有原则性的丧失、更没有对官位的贪婪乞求,得失不喜不忧,在平和的心态中,亮出自己政治思想的“底牌”——平实求效。
建功立业的年轻皇帝立即看懂。
信任他的真诚和雄才,留任中枢“用为郞事”。
典范意义。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统一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开创汉代大赋的基本主题。
“空天引地、错综古今”。
“以诗书而儒”的“通儒”。
壮志凌云,雄踞西汉文坛。
赋作生动地呈现出放诞风流的个性、张狂不羁的美学精神。
汉代中国,崛起于东方,与西方罗马帝国比肩并立。
“秦魂汉魄”。两个帝国给予中华的历史价值与财富。
大秦给予中国一个“统一大国”。
大汉给予中华一个“稳定的统一大国”。
秦无“文”,但有“器”,成都平原贡献给秦朝的“丹青”,即色彩艳丽的印染、化妆品原料,为汉代色泽艳丽、制作精美的“漆器”、黄润细密的“蜀布”,提供物质和美学的前提。
汉武帝一生,一直没有停止开疆拓土。
汉代,成都是仅次于京都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长安,城市居住人口约为80800户,成都,城市常驻人已达76256户。“巴蜀熟,全国足”,“女工之业,覆衣全国”。
成都平原丰富的人力资源、“不知饥馑,水旱从人”的丰裕物产,成为汉帝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一直到东汉时,帝国的许多重要城市,都是“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北击匈奴。北部突出战略防御。
西通西域。西南重在政治治理。
对疆域的渴望,无以复加。在西汉王朝大刀阔斧的开拓下,“西北走廊”摇身一变,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引燃汉朝人的热情,商贾往来、马帮穿行,古道深深的马蹄、一路蜿蜒的驿站。
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也在商贾不停歇的脚步中,碰撞、迸发。
平定南越叛乱。
西南大振,蜀郡军民奔走相告。
成都平原之南,常有五彩云升起,汉武帝大喜。
因此,云南也称彩云之国。
临邛得名,与古代邛族,密不可分。地理位置与“西夷”的邛(现凉山州)、笮(现雅安市)接壤,是成都通往“西夷”“南夷”的中转重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经营西南。
修建夜郎道。夜郎国的“国道”,汉武帝规划从川南通往云贵高原的一条“高速公路”,依靠巴蜀的富裕、夜郎的水路和精兵,有效控制南越的分裂变乱,扩大版图,开发大西南。
由政府正式委派官员组织修筑。
唐蒙带领军兵数千人,强征数万巴蜀民夫,修筑西南出海丝绸之路——“南夷道”,经四川宜宾“僰道”、泸州叙永、古蔺,至贵州毕节、安顺,建立“西南夷第一郡”——犍为郡。
以鄨(今贵州省遵义市)为郡治。
泸州与黔北的赤水河,“夜郎道”的有机组成部分。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沿途山高林密,崖陡谷深,虽有秦“五尺道”作基础,仍需按照汉朝“国道”的要求,将道路拓宽、加固。五尺道,又称僰道、滇僰古道,连接云南与内陆的古老官道。又称“唐蒙道”。
工程十分艰巨。三年过去,“国道”还没有完工,死者甚众,加上用战时军兴法管理,诛杀了一些部落首领,引发巴蜀骚乱,万民恐慌。政局不稳。
了解“西南夷”,主动请缨。
司马相如说那里是自己的老家,便于联系实际,对症下药。
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文武进退”。汉武帝对帝国边疆进行过六次重大扩张征服战役,五次都是金戈铁马、兵戎相见,只有在“西南夷”的战役上“文取柔治”。
唐蒙修路,耗时4年。
司马相如开边,历时6年。
无论规划者、决策者、执行者、建设者,都是“一带一路”的塑造者。
“藏羌彝走廊”上。
“西南”,相对于中原而言。
“化外之地”。“西南夷”,汉代统称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如今的四川凉山、甘孜、阿坝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夷”,今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省区等地土著民族属“南夷”。
卓王孙家中的近千名僮仆,大都是买来的“西南夷”人。
后来,卓王孙送给司马相如100僮仆中,也多为“西南夷”人。夫妻二人挑选10多名青年男女服侍,有的做卓文君的贴身侍女,有的为司马相如的随从仆役。其他的从事农业、织锦生产。
(未完待续)
易旭东,知名纪实作家,非学院派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纪实作品400余万字,近50篇作品获各种奖项。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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