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收取了高额的地租,但由于荒年的出现,他们仍然利用趁人之危的机会落井下石,通过高利贷来盘剥农民。这导致很多佃农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甚至到东北去“闯关东”。
但是在军阀和土匪的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过着困难的生活。根据一份1930年的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确保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可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己种的小麦就算磨成白面也不敢轻易享用,因为除了自用之外还要拿出去卖钱缴税或兑换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等粗粮来果腹。只有在每年初夏季节收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而能吃到白面直到八月的人家已经很少见了,更别提吃上一年的白面了。
至于更贫困的农户,则只能喝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这是他们在闲暇时间里自己采摘番薯和草木叶子制作出来的,在饥馑时期可以勉强维持生命。
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了农村生活中缺乏且单调的食物。在喜庆或丧事等场合,待客的席面多半是素菜,如白菜、粉皮、粉条、豆芽及豆腐泡等。大米饭掺有许多细砂子,吃起来容易把牙齿震掉。即使是荤席,也不过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冯玉祥将军家里平日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及咸菜,从来都不会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而荤菜则更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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