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大举侵华。9月，日寇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和娘子关要隘，直逼太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八路军健儿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给日寇以迎头痛击，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在兴县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抗日边区政府。当时，山西兴县到处都是八路军，还有救国牺盟会和民族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局面。
晋绥边区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边区要坚持长期抗战，保障军队的衣食、医疗、武器等一系列供给就成为重中之重。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开办自己的银行。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共产党人刘少白同志的肩上。
刘少白，1883年出生，山西兴县黑峪口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举为山西省议会议员，1922年应聘担任山西省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辛亥革命后，刘少白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天津商品检验局长、绥远省乡村教育委员会主任。他曾凭以上身份先后营救过中共河北省委的刘锡五、刘澜涛、陈厚道、刘亚雄、安子文等同志，1931年为营救王若飞等被捕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抗战爆发后，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刘少白于1937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少白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很有学问，在晋西北威望很高，颇有影响力，是创办抗日银行的理想人选。
以股份制形式开办银行
刘少白接受开办银行的任务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办银行的铺底资金问题，而不是打开印票机滥发票子。为避免把全部负担都压在老百姓身上，刘少白费了很多的心血，多方筹划，与各方要人协商，最终确定了解决资本金的办法：利用抗日动员委员会（“动委会”）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动员全县百余富户以股份制的形式献款，筹集银行铺底资金。刘少白以身作则，先把自己多年积蓄的钱拿出来，接着又做全县有名的富户牛友兰、刘训山等人的工作。这些富户听说刘少白领导创办抗日银行，都深明大义，慷慨解囊，仅牛友兰一次就拿出2万3千元大洋，150石粮食。另外，很多富户还将一些布匹、粮食等实物也献出来办银行。刘少白认真记录入股金额，作为银行将来归还本金和分取红利的凭据。
召开首次董事会
1937年11月初，银行开始进行开张前的必要准备工作。以兴县县长张干丞为首的董事们召开首次会议，牛友兰、刘训山、牛何之、朱哲等大股东参加。刘少白德高望重，被一致推举为银行经理。
在确定银行名称的问题上，董事会讨论得很热烈。有人提议，为了区别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和阎锡山的“实业银行”，新银行可取名为“兴县银行”；有的人则认为叫“抗日银行”更响亮，更带革命性质。刘少白提议叫“兴县农民银行”，他说：银行的革命性质不在名称，而在实际效用，新银行要考虑到今后业务的开展，农民经济在当地占很大的比重，农民应该是银行业务的主要对象；新银行取名“兴县农民银行”既可以避免反动派的干扰，又使农民感到亲切，看作是自己的银行，这样，银行就必然会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站稳脚跟，求得发展，从而为抗日作出贡献。刘少白的见解，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赏，“兴县农民银行”由此定名。
1937年11月底，兴县农民银行正式开张。这一天非常热闹，银行院内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八路军一二○师肖克、彭绍辉、刘仰峤以及兴县县长张干丞、公安局长董一飞、“动委会”民运部长朱哲人，还有阎锡山驻军代表、东北军的几位军官，以及兴县的一些知名人士应邀参加了开张典礼。大家把刘少白题写的“兴县农民银行”大牌子悬挂在门口。在银行正屋高大的油漆柱上，张贴了刘少白亲自拟写的一副对联：“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这幅朴素直白但又对仗工整的对联令人们赞不绝口，兴县县长张干丞风趣地说：“刘经理不但是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哩！”
兢兢业业做业务
办银行，就要出钞票。刘少白要求各经办人只争朝夕：“目前解决八路军的经济困难，任务紧迫，刻不容缓，必须分秒必争。”兴县农民银行从其诞生到扩大的两年半时间内，共印刷了三次钞票：第一次印了2万元，全是一角、二角的小面额；第二次印了5万元，全是一元面额；第三次印了10万元，也全是小面额……（全文请阅读《中国金融》印刷版2005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
（责任编辑 张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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