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宗法封建制逐渐开始'瓦解'，经过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逐渐成熟。
各国在这一时期各自为了生存与发展，互相征伐、兼并小战连连，大战不断，'求生欲'、'求胜欲'高涨之下，各国开始以'耕战'为核心，纷纷开始打破传统制度，进行变法。
何为变法？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所以“必须”打破落后的旧制度，建立先进的新制度。
此文，借以史料结合各方'言论'，承接一文：详解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之官制、军制制度的改革之后，本文就说一说战国时期地方制度之郡县制与乡里制的改革与变迁，以此为凭，或许可以为我们了解深受其影响我国后世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及今日近日任受影响的现世一点启示。
经历泱泱三百余年春秋时期各国的'守礼试探'之后，战国时期一改表象，彻底撕破'伪装'，此时周天子（威慑）已无关紧要，重中之重在于富国强兵，获得“生存”之后的发展。
以血缘维系的封建宗法分封制已然'彻底'解体，那么随之而来的一套适合当下的中央集权制应运而生，所以与之'配套'的郡县制与下辖的乡里制也自然而然地诞生。
先还是说说分封制，分封制是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为基础，对各位亲戚、功臣'封君'，使其建立诸侯国，当然既为分封，治理封地的权利就一并下放。
当然，初始，这种权利是带着多层的义务的：
一层为'周礼'，盖以血缘维系、'周礼'为道德（精神）约束，在得到封地全部权利之后，要求其必须尽到朝觐天子（朝贡）、制礼作乐、巡守祭祀等绝对义务，此为'天子建国'。
详细说来，则是规定了一系列各位诸侯及诸侯国们，隔多少时间朝觐天子（朝贡）一次，该用什么'礼乐'，以什么规制进行'大、小祭祀'，以及制定并执行轮流巡守周之疆土的仪程等'规矩'。
一层则为'诸侯立家'，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简易版'天子建国'，其内容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比之相较而言因地理位置，国之盛寡'规制'而有所缩减，如周天子分封的是'五等爵'，而诸侯国往下分约为'三等士'，但大致的框架是差不多的。
而此两层之下，也可继续往下分封，即为'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直至算是'有效'最低等级的'士有隶子弟'（《左传》）的塔形结构，由此'天下（天子）——国（诸侯）——家（卿大夫）'的传统宗法封建分封制就此形成。
虽然此法看似即为稳固，毕竟自古我们天然就认为亲族之间血浓于水，所以以血缘为基础，权利下放为'利益'联盟，'礼'为依托（约束）的制度，应该是既体现'尊尊'的威严，又有感于'亲亲'的天然凝聚力的最好政治统治方式。
但此法却无法意料人性的本源，是为'比较'，一家两兄弟且一碗水端不平，何况是以血缘亲密的远近来衡量被分封的国土贫富？
患寡而患不均，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周天子自以为的按照'礼'的原则，'合理'分封各家亲属的封地，是为'合礼'的范本，殊不知，或许正是因为此，才为此后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陪臣执国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而使得其权威层层衰落，至于孔子都叹其世道'礼崩乐坏'之苍凉。
更别提后期周王室居然沦落到以借贷诸侯国们为生的地步，可谓是可怜可叹。
说完前承之分封制，必然是为解析之后经过春秋'温吞'改革之后，战国大变革彻底把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成熟之时，必然出现的郡县制了。
其实，自平王东迁，春秋伊始之时，分封制已然在崩溃的边缘来回摇摆，但由于此时各诸侯国重于'礼'（脸面），所以，任就执行者'尊王'的表面立场。
郡县制示意图
所以此时，虽有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也有萌芽，但任就不显与世，还是地处'蛮夷'西垂之地的秦国（后有晋国、楚国也先后由此做法），被众诸侯国'鄙之'太过，于是准备奋发图强，此时郡县制的雏形'县鄙之县'出现。
此时的'县'就是征伐、兼并之下各国新得到的'鄙'之地（较为偏僻、荒芜之地，还带有边防功能），许是因为太过'鄙'，所以无人想要'封君'，或许是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总之此新设的'县鄙之县'皆为国君亲掌，此为郡县制的第一个阶段。
到了春秋中后期，晋国、楚国出于各种缘由（中央集权的需要），也纷纷设县，此时的县开始由'县鄙之县'过度到'县邑之县'，成为国君想要中央集权，对地方直接控制的'最佳'方式，由此，'县邑'开始正式确立并广泛流传，此为郡县制的第二个阶段。
郡县制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由春秋时期的'尾巴'时，由晋国开始实行的'郡县之县'的萌芽，在其卿大夫领地内设县，而不使用卿大夫为'官'，改派'职业'官员为一县之长，只领食禄而不领国土，只限期任命而不世袭，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维持卿大夫的领土统治，但实则'金玉其外'，光有象征，而无意义，此县之权相当于收归国有。
此后，就是战国时期，郡县制开始了蓬勃的发展。
郡县，郡县，虽说郡为前，县为后，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县，设置在前，战国初期，县的设置，由秦国于公元前456年设频阳县开始，随后以此再设置陜县、栎县二县。
商鞅变法之时，'并诸小乡邑，集大县，县一令。'正式把秦国领土划分为三十一个县（另一说，《史记》有载为四十一个县），由此中央——县，国君直遣地方官员，这样的新型行政单位模式，成为当时乃至今天我国普遍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格局。
区别于'采邑'制，县实际上和'食邑'所拥有的权利相差无几（当然，县令需要负责的多了一个征兵徭役责任以及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办要求等），所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区别在于'封君'受封'食邑'，可在有生之年并未犯错时，长久治理（享受）封地的食衣租税，而县令受国君玺为一县之长，却需要每'期'计劵考核方能继续'留下来'，若政绩好会酌情征调，若政绩差，轻则远调偏僻之县，重则立刻收玺罢官。
延伸一下'县'的具体构成情况：
首先，'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主要职责为总揽全县大小事务决策大局，再设一名令史，有点像今时的副经理加秘书的混合体，日常掌文书、查案件等，但一旦县令有失（或出意外，或暂时空缺）则可暂时代理县令之位。
而一县中还设有县丞，主要负责县内经济权，如收税，收粮租等，司法权，如案件初审流程等；设县尉，主要管县内军务，如征调士兵（兵役），安排徭役等事物；设县司马，顾名思义专管马匹（当时马匹为重要生活、战争利器），特别是战时，需要征调良马优驹；设县司空，主管县内所有基础建设工程，有时还分管主要实施建设的刑徒。
以上为一般县主要设置的官员，但各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还有各自'特设'的职位，如魏国的县内，大多还设有一名御史，大概行使监督之职；韩国的县内则设有县司寇一职，主管一县内刑罚及兵器制造等职责。
郡县制之“郡”的设置示意图
说完'县'，就要说'郡'，相比于县，郡的设立其实是一种对国家内偏远地区管理的一级行政单位，由于地广人稀或者偏居一隅，例如秦国市场还与蛮夷杂居，所以实际上郡的职能（作用）远远低于县，偶尔还使用'当地人治当地人'的方法，使得设郡在战国初期有点'鸡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相互征伐、兼并，使得各自国土有了或大或小新的变化，原来的郡、县的'地位'，开始颠倒，或者由于郡初设时由于广袤偏远，划出的土地十分之大。
到了战国中后期，郡的地位和土地大多都远远超过县，这样一来，之前县比郡的地位'高'就不现实了，于是经过'合理'的重新解构之后，到如今都适用的郡县制。（现在改为市县制，其实只是叫法不同，实际的上下级排列是差不多的。）
如魏国的上郡下辖十五个县，而韩国的上党郡则有十七个县等等。
总得来说，郡、县的相对地位可以这么看，郡相当于如今的市一级行政单位，而县和今天的县差不多，但战国时的县大多远比如今的'普通'县地位要高得多，毕竟各国人口较之如今很少，但有一点，其实战国时的郡还是相当于如今诸如新疆、西藏、黑龙江等地，除了地域大之外，最重要的职能还属守土固疆（边防），一郡之首为郡守，大多由武官受符任职，要说与今相对应的话，可以对比'边军区'（军区）。
当然，这里也延伸郡的具体设置，相对于县来说，较为简单：
郡设郡守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统管全郡事物；设郡监（或为御史），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设郡尉，掌管较为'普通'的军事事物等。
郡县制的价值就笔者看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的世袭制，打破一直以来'人生而分三、六、九等'的固有阶层的腐朽性，毕竟在就历史长河的高度看来，虽承认周为巩固统治初设世袭制的'意味深长'。
但是'出生决定论'的牢固，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呆板，而下层人民开始'认命'，上层贵族则不思进取，就历史长期发展看来是不符合'规律'的，只有打破固有的阶层，使得上下阶层拥有一定的流动性，才能使得社会重新散发'活力'，历史才能向前（进步）发展。
管仲典型的“鄙商”逆袭为卿大夫
郡县制的影响其实可以从过往数千年以来，历朝历代设置中央——地方的行政结构还是使用此框架就能看出其精妙及影响深远。
且不说其设置比之前代的'科学'之处，就说其成为日后官僚政治的沃土，就可以说明其巨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要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这种制度存在的时间长度，'存在即合理'，只要是好的制度，一般来说从诞生之初就会一直沿用，经过一代一代不断改进，从而长长久久地留存于世，就是好的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只要关注历史，关注制度的诞生，总会先看见宗法封建分封制（世袭制），以及后来革新之后的中央—地方的郡县制，却时常忽略了还有郡县制之下极为重要的'基石'——乡里制度。
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把基础打牢了，才能进一步建造更加牢固、高大的'大楼'。
正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人生活的最小单位为'家'，家与家组成村，小为村，大为乡，统称为'乡'，乡村就是一个国家初'家'（户）之外最基础的'基石'。
在春秋战国时期'乡'之长为'里'，为'里君'。同样早期的'乡'，比较像一个大'宗族'，是由相近血缘之人组成的聚落，诸如《左传》言：'不毁乡校'；《礼记》言：'乡射礼'等。
《墨子》也言：'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为闻遍，天子得而赏之。'可见在春秋时期'乡'的地位在民众眼中是比较'高'的，墨子言中'乡里'和'天子'地位相差无几。
而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征伐、兼并扩大，使得郡县制得以全面实施，于是体量比较小的'乡'、'里'一级，为了便于统一管理，自然而然开始被划归于县下一级的行政单位。
大致的“中央-郡-县-乡-里”示意图
但是，最初'乡'的划分其实各国各有其'划分法'，至于中央—县—郡—乡—里这种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集小乡邑聚为大县'的划分法；
如《庄子》中，划分为'宾于乡里，逐于州部'的中央—郡—县—州—部—乡—里的划分法；
还有《荀子》中'国—乡—州—里'的划分法等，但总之'胜者为王'，既然后世此时秦为'大'，则沿用及留存下来的就是秦国的郡县、乡里制度了。
同样，延伸'乡'的具体设置：
设三老，掌管风俗教化；设乡夫，管'家长里短'及收税；设游徼，管乡里治安；
乡下辖为里，设里正，管全盘（有点像如今的村长）；'乡'还特别设置'亭'（亭长或特设，或轮流），主管兵役与徭役等。
最重要的还是一改'家'为'什伍'制，自商鞅变法而开始正式施行并留存下来，相对于从前以血缘维系聚落的乡里，这种'什伍'制度，虽比较'严苛'，但对于国家的管理和统治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事物总是有两面的，'什伍'相互执行连坐制度，看似不近人情，但从另一面看来，实行此制度之后，'什伍'之内相互监督，此后就造成了'夜不闭户'、'鲜有盗匪'的和平乡里，到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尉缭子·伍制令》有载：
'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属有干令犯罪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
这里对'什伍'制及'连坐制'有很具体的描述，而秦国承自《尉缭子》的'三晋'制度，所以商鞅变法才会大力推广严苛的什伍连坐制度，以严密国家监管地方（人民）。
说到乡里制度的价值，如上，我认为一项好的制度，应该是以存在时间为度量标准之一的，所以严格来说，乡里制度后续发展并不客观，主要原因还在于其相对过于严苛，不近人情，且不太适用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社会'人们之间的相处。
尤其秦国实行之后，甚至要分'一家二户'，虽说为了便于激发全民的战斗力，使得以'耕战'为核心的国家更好地发展，但是'法律不外乎人情'，这种把'熟人社会'硬生生打造成'陌生法治社会'的做法，大大'伤'了人之本性，正如此后商鞅本人也因此落得车裂之悲惨结局，不得不说在'基层'，'人治'比'法治'还是要适用得多。
但是，要说乡里制度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因时制宜之上，在战国那个战乱纷飞，朝不保夕的时期里，只有如此'法治'，使全国上下军民紧密团结起来，或许才是秦国得以强势逆袭，最终终得大一统的'制胜法宝'。
对后世的影响，其实也十分深远，起码时至今日我国任就使用'有限'的乡里制度，就可见一斑，再来即使后续秦王朝或许因此败落，但后继者汉朝，还是继承了此套乡里制度的统治办法，与郡县制结合，成为一套严密的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张家山汉律
由近年来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律·户律》有载：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口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盗贼及亡者，辄偈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
可见汉朝即使灭亡秦朝，但秦朝的乡里制度依旧被汉朝继承并发扬下去，所以一种'好'（适合）的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是尤其深远的。
如果说郡县制，是中央对地方实施'大地域'管理与控制的最有效手段，那么不容忽视的乡里制才是能实现郡县制的大前提，毕竟没有'基层'乡、里，如何确保郡、县制度的顺利实行。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然中央治理地方是需要极为重要的郡县制的建立，但是乡里制也是很重要的'基石'，积沙成塔，只有把一个个人组成的乡、里团结，治理好了，才会有郡、县的长治久安，才会有国家（中央）的安定富强。
此一文，结合上篇一文：详解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之官制、军制制度的改革，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变革时期的战国，尤以此篇郡县制及乡里制对后世数千年至今时今日的影响以为深远。
也许，翻故纸堆看我国多种制度的雏形'源头'，有点'腐朽'之嫌，但是追根溯源，对我们了解自己的国家前世今生，还有有点小小的'意思'。
'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正因为有了前贤们孜孜不倦的'实验'改进，才有了如今我国优良而严密的行政制度，或许'它'依旧很'稚嫩'，远没有达到十全十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由史窥探一点启示，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千千万万人共同的力量可是无比强大的，只要我们得到一丝启示，或许可为未来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与'美好'。
文：长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对面，理性观察）
图：网络，侵删
参考：《左传》、《礼记》、《墨子》、《尉缭子》、《张家山汉律》、《大变革时代—战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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