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宗法封建制逐渐开始'瓦解',经过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逐渐成熟。
各国在这一时期各自为了生存与发展,互相征伐、兼并小战连连,大战不断,'求生欲'、'求胜欲'高涨之下,各国开始以'耕战'为核心,纷纷开始打破传统制度,进行变法。
何为变法?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所以“必须”打破落后的旧制度,建立先进的新制度。
此文,借以史料结合各方'言论',承接一文:详解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之官制、军制制度的改革之后,本文就说一说战国时期地方制度之郡县制与乡里制的改革与变迁,以此为凭,或许可以为我们了解深受其影响我国后世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及今日近日任受影响的现世一点启示。
经历泱泱三百余年春秋时期各国的'守礼试探'之后,战国时期一改表象,彻底撕破'伪装',此时周天子(威慑)已无关紧要,重中之重在于富国强兵,获得“生存”之后的发展。
以血缘维系的封建宗法分封制已然'彻底'解体,那么随之而来的一套适合当下的中央集权制应运而生,所以与之'配套'的郡县制与下辖的乡里制也自然而然地诞生。
先还是说说分封制,分封制是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为基础,对各位亲戚、功臣'封君',使其建立诸侯国,当然既为分封,治理封地的权利就一并下放。
当然,初始,这种权利是带着多层的义务的:
一层为'周礼',盖以血缘维系、'周礼'为道德(精神)约束,在得到封地全部权利之后,要求其必须尽到朝觐天子(朝贡)、制礼作乐、巡守祭祀等绝对义务,此为'天子建国'。
详细说来,则是规定了一系列各位诸侯及诸侯国们,隔多少时间朝觐天子(朝贡)一次,该用什么'礼乐',以什么规制进行'大、小祭祀',以及制定并执行轮流巡守周之疆土的仪程等'规矩'。
一层则为'诸侯立家',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简易版'天子建国',其内容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比之相较而言因地理位置,国之盛寡'规制'而有所缩减,如周天子分封的是'五等爵',而诸侯国往下分约为'三等士',但大致的框架是差不多的。
而此两层之下,也可继续往下分封,即为'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直至算是'有效'最低等级的'士有隶子弟'(《左传》)的塔形结构,由此'天下(天子)——国(诸侯)——家(卿大夫)'的传统宗法封建分封制就此形成。
虽然此法看似即为稳固,毕竟自古我们天然就认为亲族之间血浓于水,所以以血缘为基础,权利下放为'利益'联盟,'礼'为依托(约束)的制度,应该是既体现'尊尊'的威严,又有感于'亲亲'的天然凝聚力的最好政治统治方式。
但此法却无法意料人性的本源,是为'比较',一家两兄弟且一碗水端不平,何况是以血缘亲密的远近来衡量被分封的国土贫富?
患寡而患不均,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周天子自以为的按照'礼'的原则,'合理'分封各家亲属的封地,是为'合礼'的范本,殊不知,或许正是因为此,才为此后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到'陪臣执国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而使得其权威层层衰落,至于孔子都叹其世道'礼崩乐坏'之苍凉。
更别提后期周王室居然沦落到以借贷诸侯国们为生的地步,可谓是可怜可叹。
说完前承之分封制,必然是为解析之后经过春秋'温吞'改革之后,战国大变革彻底把中央集权制发展到成熟之时,必然出现的郡县制了。
其实,自平王东迁,春秋伊始之时,分封制已然在崩溃的边缘来回摇摆,但由于此时各诸侯国重于'礼'(脸面),所以,任就执行者'尊王'的表面立场。
郡县制示意图
所以此时,虽有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也有萌芽,但任就不显与世,还是地处'蛮夷'西垂之地的秦国(后有晋国、楚国也先后由此做法),被众诸侯国'鄙之'太过,于是准备奋发图强,此时郡县制的雏形'县鄙之县'出现。
此时的'县'就是征伐、兼并之下各国新得到的'鄙'之地(较为偏僻、荒芜之地,还带有边防功能),许是因为太过'鄙',所以无人想要'封君',或许是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总之此新设的'县鄙之县'皆为国君亲掌,此为郡县制的第一个阶段。
到了春秋中后期,晋国、楚国出于各种缘由(中央集权的需要),也纷纷设县,此时的县开始由'县鄙之县'过度到'县邑之县',成为国君想要中央集权,对地方直接控制的'最佳'方式,由此,'县邑'开始正式确立并广泛流传,此为郡县制的第二个阶段。
郡县制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由春秋时期的'尾巴'时,由晋国开始实行的'郡县之县'的萌芽,在其卿大夫领地内设县,而不使用卿大夫为'官',改派'职业'官员为一县之长,只领食禄而不领国土,只限期任命而不世袭,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维持卿大夫的领土统治,但实则'金玉其外',光有象征,而无意义,此县之权相当于收归国有。
此后,就是战国时期,郡县制开始了蓬勃的发展。
郡县,郡县,虽说郡为前,县为后,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县,设置在前,战国初期,县的设置,由秦国于公元前456年设频阳县开始,随后以此再设置陜县、栎县二县。
商鞅变法之时,'并诸小乡邑,集大县,县一令。'正式把秦国领土划分为三十一个县(另一说,《史记》有载为四十一个县),由此中央——县,国君直遣地方官员,这样的新型行政单位模式,成为当时乃至今天我国普遍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格局。
区别于'采邑'制,县实际上和'食邑'所拥有的权利相差无几(当然,县令需要负责的多了一个征兵徭役责任以及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办要求等),所谓'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区别在于'封君'受封'食邑',可在有生之年并未犯错时,长久治理(享受)封地的食衣租税,而县令受国君玺为一县之长,却需要每'期'计劵考核方能继续'留下来',若政绩好会酌情征调,若政绩差,轻则远调偏僻之县,重则立刻收玺罢官。
延伸一下'县'的具体构成情况:
首先,'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县令,主要职责为总揽全县大小事务决策大局,再设一名令史,有点像今时的副经理加秘书的混合体,日常掌文书、查案件等,但一旦县令有失(或出意外,或暂时空缺)则可暂时代理县令之位。
而一县中还设有县丞,主要负责县内经济权,如收税,收粮租等,司法权,如案件初审流程等;设县尉,主要管县内军务,如征调士兵(兵役),安排徭役等事物;设县司马,顾名思义专管马匹(当时马匹为重要生活、战争利器),特别是战时,需要征调良马优驹;设县司空,主管县内所有基础建设工程,有时还分管主要实施建设的刑徒。
以上为一般县主要设置的官员,但各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还有各自'特设'的职位,如魏国的县内,大多还设有一名御史,大概行使监督之职;韩国的县内则设有县司寇一职,主管一县内刑罚及兵器制造等职责。
郡县制之“郡”的设置示意图
说完'县',就要说'郡',相比于县,郡的设立其实是一种对国家内偏远地区管理的一级行政单位,由于地广人稀或者偏居一隅,例如秦国市场还与蛮夷杂居,所以实际上郡的职能(作用)远远低于县,偶尔还使用'当地人治当地人'的方法,使得设郡在战国初期有点'鸡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相互征伐、兼并,使得各自国土有了或大或小新的变化,原来的郡、县的'地位',开始颠倒,或者由于郡初设时由于广袤偏远,划出的土地十分之大。
到了战国中后期,郡的地位和土地大多都远远超过县,这样一来,之前县比郡的地位'高'就不现实了,于是经过'合理'的重新解构之后,到如今都适用的郡县制。(现在改为市县制,其实只是叫法不同,实际的上下级排列是差不多的。)
如魏国的上郡下辖十五个县,而韩国的上党郡则有十七个县等等。
总得来说,郡、县的相对地位可以这么看,郡相当于如今的市一级行政单位,而县和今天的县差不多,但战国时的县大多远比如今的'普通'县地位要高得多,毕竟各国人口较之如今很少,但有一点,其实战国时的郡还是相当于如今诸如新疆、西藏、黑龙江等地,除了地域大之外,最重要的职能还属守土固疆(边防),一郡之首为郡守,大多由武官受符任职,要说与今相对应的话,可以对比'边军区'(军区)。
当然,这里也延伸郡的具体设置,相对于县来说,较为简单:
郡设郡守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统管全郡事物;设郡监(或为御史),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设郡尉,掌管较为'普通'的军事事物等。
郡县制的价值就笔者看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的世袭制,打破一直以来'人生而分三、六、九等'的固有阶层的腐朽性,毕竟在就历史长河的高度看来,虽承认周为巩固统治初设世袭制的'意味深长'。
但是'出生决定论'的牢固,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呆板,而下层人民开始'认命',上层贵族则不思进取,就历史长期发展看来是不符合'规律'的,只有打破固有的阶层,使得上下阶层拥有一定的流动性,才能使得社会重新散发'活力',历史才能向前(进步)发展。
管仲典型的“鄙商”逆袭为卿大夫
郡县制的影响其实可以从过往数千年以来,历朝历代设置中央——地方的行政结构还是使用此框架就能看出其精妙及影响深远。
且不说其设置比之前代的'科学'之处,就说其成为日后官僚政治的沃土,就可以说明其巨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要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这种制度存在的时间长度,'存在即合理',只要是好的制度,一般来说从诞生之初就会一直沿用,经过一代一代不断改进,从而长长久久地留存于世,就是好的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只要关注历史,关注制度的诞生,总会先看见宗法封建分封制(世袭制),以及后来革新之后的中央—地方的郡县制,却时常忽略了还有郡县制之下极为重要的'基石'——乡里制度。
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把基础打牢了,才能进一步建造更加牢固、高大的'大楼'。
正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人生活的最小单位为'家',家与家组成村,小为村,大为乡,统称为'乡',乡村就是一个国家初'家'(户)之外最基础的'基石'。
在春秋战国时期'乡'之长为'里',为'里君'。同样早期的'乡',比较像一个大'宗族',是由相近血缘之人组成的聚落,诸如《左传》言:'不毁乡校';《礼记》言:'乡射礼'等。
《墨子》也言:'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为闻遍,天子得而赏之。'可见在春秋时期'乡'的地位在民众眼中是比较'高'的,墨子言中'乡里'和'天子'地位相差无几。
而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征伐、兼并扩大,使得郡县制得以全面实施,于是体量比较小的'乡'、'里'一级,为了便于统一管理,自然而然开始被划归于县下一级的行政单位。
大致的“中央-郡-县-乡-里”示意图
但是,最初'乡'的划分其实各国各有其'划分法',至于中央—县—郡—乡—里这种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集小乡邑聚为大县'的划分法;
如《庄子》中,划分为'宾于乡里,逐于州部'的中央—郡—县—州—部—乡—里的划分法;
还有《荀子》中'国—乡—州—里'的划分法等,但总之'胜者为王',既然后世此时秦为'大',则沿用及留存下来的就是秦国的郡县、乡里制度了。
同样,延伸'乡'的具体设置:
设三老,掌管风俗教化;设乡夫,管'家长里短'及收税;设游徼,管乡里治安;
乡下辖为里,设里正,管全盘(有点像如今的村长);'乡'还特别设置'亭'(亭长或特设,或轮流),主管兵役与徭役等。
最重要的还是一改'家'为'什伍'制,自商鞅变法而开始正式施行并留存下来,相对于从前以血缘维系聚落的乡里,这种'什伍'制度,虽比较'严苛',但对于国家的管理和统治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事物总是有两面的,'什伍'相互执行连坐制度,看似不近人情,但从另一面看来,实行此制度之后,'什伍'之内相互监督,此后就造成了'夜不闭户'、'鲜有盗匪'的和平乡里,到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尉缭子·伍制令》有载:
'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属有干令犯罪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
这里对'什伍'制及'连坐制'有很具体的描述,而秦国承自《尉缭子》的'三晋'制度,所以商鞅变法才会大力推广严苛的什伍连坐制度,以严密国家监管地方(人民)。
说到乡里制度的价值,如上,我认为一项好的制度,应该是以存在时间为度量标准之一的,所以严格来说,乡里制度后续发展并不客观,主要原因还在于其相对过于严苛,不近人情,且不太适用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社会'人们之间的相处。
尤其秦国实行之后,甚至要分'一家二户',虽说为了便于激发全民的战斗力,使得以'耕战'为核心的国家更好地发展,但是'法律不外乎人情',这种把'熟人社会'硬生生打造成'陌生法治社会'的做法,大大'伤'了人之本性,正如此后商鞅本人也因此落得车裂之悲惨结局,不得不说在'基层','人治'比'法治'还是要适用得多。
但是,要说乡里制度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因时制宜之上,在战国那个战乱纷飞,朝不保夕的时期里,只有如此'法治',使全国上下军民紧密团结起来,或许才是秦国得以强势逆袭,最终终得大一统的'制胜法宝'。
对后世的影响,其实也十分深远,起码时至今日我国任就使用'有限'的乡里制度,就可见一斑,再来即使后续秦王朝或许因此败落,但后继者汉朝,还是继承了此套乡里制度的统治办法,与郡县制结合,成为一套严密的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张家山汉律
由近年来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律·户律》有载: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口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盗贼及亡者,辄偈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
可见汉朝即使灭亡秦朝,但秦朝的乡里制度依旧被汉朝继承并发扬下去,所以一种'好'(适合)的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是尤其深远的。
如果说郡县制,是中央对地方实施'大地域'管理与控制的最有效手段,那么不容忽视的乡里制才是能实现郡县制的大前提,毕竟没有'基层'乡、里,如何确保郡、县制度的顺利实行。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然中央治理地方是需要极为重要的郡县制的建立,但是乡里制也是很重要的'基石',积沙成塔,只有把一个个人组成的乡、里团结,治理好了,才会有郡、县的长治久安,才会有国家(中央)的安定富强。
此一文,结合上篇一文:详解战国时期的制度变迁之官制、军制制度的改革,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变革时期的战国,尤以此篇郡县制及乡里制对后世数千年至今时今日的影响以为深远。
也许,翻故纸堆看我国多种制度的雏形'源头',有点'腐朽'之嫌,但是追根溯源,对我们了解自己的国家前世今生,还有有点小小的'意思'。
'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正因为有了前贤们孜孜不倦的'实验'改进,才有了如今我国优良而严密的行政制度,或许'它'依旧很'稚嫩',远没有达到十全十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由史窥探一点启示,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千千万万人共同的力量可是无比强大的,只要我们得到一丝启示,或许可为未来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与'美好'。
文:长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对面,理性观察)
图:网络,侵删
参考:《左传》、《礼记》、《墨子》、《尉缭子》、《张家山汉律》、《大变革时代—战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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