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在地名命名原则中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地名不重名的原则，也即人民政府不驻在同一城镇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其专名不应相同；一个县(市、区)内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一个乡、镇内自然村名称，一个城镇内的街、巷、居民区名称，不应重名；国内著名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不应重名；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较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不应重名；上述不应重名范围内的地名避免使用同音字。《地名管理条例》 (1986年1月23日） 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全国范围内的县、市以上名称，一个县、市内的乡、镇名称，一个城镇内的街道名称，一个乡内的村庄名称，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行政区划中的地名重名现象，中外皆有。对于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要做到完全的不重名几乎不可能，但可以尽量避免，以方便人们的联系和交流而不产生误解和不必要的麻烦。如我们说某某是江西南昌人，就会有两种含义，是南昌县人还是南昌市某个市辖区人；还有当谈及某人是吉林人时，我们不禁要问他是吉林省内人还是吉林省吉林市人，等等；在交流中，也会遇到发音完全相同的地名，如江西吉安和吉林省的集安，音完全相同，容易引起误会。这些都是重名地名带来附带问题，这些重名的存在部分是由于“地改市”浪潮引起的，当时没有及时做好相应地地名调整，以致造成今天的混乱局面。“地改市”也意味着地级市管县级市或同名的县的出现，这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不便，也给人们的交流带来麻烦。县级以上的重名地名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同名政区的不同级，但在一个省内；一种是没有隶属关系的重名地名，有时是同音地名，但多数不在一个省内。如表一和表二所示。至于县级以下的行政地名，重名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如陕西有地级市榆林市，与此同名的乡镇有呼和浩特榆林镇、河南许昌县榆林乡、延津县榆林乡、黑龙江兰西县榆林镇、甘肃临夏县榆林乡、辽宁抚顺新区榆林街道行政区划、山西朔州榆林乡、吉林集安市榆林镇和大同浑源县榆林乡等等。二行政区划调整之于重名地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有多种，其中行政区划的调整不失为便捷的方法之一。经济区划的调整也影响到行政区划的管控得失。2010年前后，迎来经济区划的高潮，既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八大经济圈”划定后，又有13个区域经济区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具体到某个城市，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四合二”的调整、深圳和厦门的扩容、巢湖的“一分为三”成就了大合肥等等。行政区划的调整有利于消除重名地名现象。关于消除重名地名，有专家曾提出五点做法：如果数个地名相重，其一不动，其他启用别名或曾用名；名称前加姓氏或姓氏结合；冠以方位和大小；用方言加以区别；另起新名等。从地名管理的角度来看，行政区划的调整为重名现象的破解带来了契机。每次行政区划调整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地名的更改和管理这为我们逐渐撤销现有的重名提供了条件。地名重名之间有隶属关系的，也有平行关系的。有隶属关系的又分地区管县级市、地级市管县级市、地级市管县的三种情况。重名间平行关系的有的属于不同区域，有的属于同一省份或同一市区。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需分类对待。对于设区市，与其同名的县或市一般都在其所设区的边上，可以考虑与周边县区做适当的调整，撤销与其同名的下级行政单位，一来减少了行政管理的幅度，提高了管理效率；二来，又可为该地级市扩容，增强其经济发展的砝码，同时也就消除了地名重名现象。对于未设低级市的地区，其县级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升格为地级市，届时会有相应的辖区与此同时产生，这就涉及到辖区如何命名，对此要慎重考虑。地名的更名要遵从科学性和稳定性的原则。至于行政级别相同的重名地名，一般是内涵简单的地名，不符合地名文雅性的原则，也与同级同名排斥原则相悖，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也应适当的消除，大面积地更名的做法太不妥当，重新调整是可取的，但也要慎重，毕竟每一次调整都会带来较大的麻烦和经济的损失，如襄樊更名为襄阳的做法笔者觉得有点不妥当，无形中造成极大的浪费。如果是某个省内或市内的重名地名，为了不引起误会，及时更名或调整成为当下之急。重名地名的调整和消除为合理划分各层级事权，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缩短管理链条，预防和治理腐败源头，从某种意义上也做出了贡献，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消除重名地名，需要时间和过程，不可过急，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做到，国家地名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为我国地名重名的消除提供指导。三重名地名之于地名标准化由于历史渊源，台湾大多数地区与大陆同名，尤其是南京对台湾的影响更多些。两岸三地地名重名多数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作为大中华中的一员，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动，应逐渐对应起来，共同统一于一个中国的管辖框架下。如可以从结对重名地名友好城市，两岸三地的地名规划与管理做法可以不断交流，以达成一致，实现地名的标准化。由于各国语言、文字等情况不同，各国都有地名标准化的具体规定，一般说，用本国官方或通用文字统一地名的书写形式，称为地名国家标准化。在国家标准化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协议规定协调，从而实现地名国际标准化。重名地名的更名现象也会出现反复。集中体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乱改名，造成更多的重名，期间出现过大量的“红专”、“红卫”、“红旗”等相同或雷同的地名，这种地名命名的混乱现象，加重了整个社会管理的混乱。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部恢复了原名，一时的混乱得到及时的纠正。1982年的全国地名普查，对此类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新世纪以来，重名地名在消除更改的过程中，也有反复现象，如陕西吴起县，原来叫吴旗县，下辖乡镇其中就有无旗镇，属重名。为了纪念英雄人物吴起或为见证中央红军吴起会师的场景，原来的无旗镇或吴旗县先后更改为吴起镇或吴旗县，更名后的吴起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成为英雄的土地和红色旅游的热土。但原来的重名现象没有消除，却造成了新的重名地名。这给户籍管理、工商注册、保险、房地产之类的登记、备案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其成本也无形中激增。在陕西或全国部分乡镇，县城设在城关镇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所涉及县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城关镇”的更名是迟早的事情，但尽量不要出现”吴起更名“现象，否则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近来，在全国地名普查中对在一定区域内乡镇、村庄、街巷等重名的地名作了大量调整和更改，足以说明其调整的趋势。吴起属县级建制，其影响在小范围，还有影响更大的案例。我们以襄樊改为襄阳为例加以说明。虽然在整个调整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名现象，但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社会麻烦。我们可以这样粗略地想象其变更：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图的改版重印；市、县、区、乡、镇、村、居、公、检、法、司、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及凡涉及襄樊市或原襄阳区名称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名称，中直、省直及外商驻石单位名称的变更；所有单位公章、财务章，检查、核定、证明、记录等各类印章的变更；标牌、标记、牌匾以及各类户籍、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的变更；出版物、公文纸、红头文件纸，单位信笺等带有襄樊市或原襄阳区字头的印刷品都要废弃重印。可见，跨行政级别的地名调整，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尤其是自下而上的调整方式。当然，从人们以往的心理习惯和更改后的认可度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当地人们交流上的不便。平级重名地名的调整的其效果要好于自下而上的做法。如内蒙古的龙胜县因与广西龙胜县重名，改名卓资县。黑龙江的泰安县因与山东泰安县重名，恢复原名依安县。而自上而下的重名地名消除或调整则是上上策。2011年9月，在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会议上，我国7个海底地名（鸟巢海底丘陵、彤弓海山群、白驹平顶山、徐福平顶山、瀛洲海山、蓬莱海山和方丈平顶山） 申请获批。其中“鸟巢” （我国第一个国际海底地形的命名获得国际认可） 位于东太平洋海隆，其他位于西太平洋。此举体现了我国对海底地名国际合作事务的积极参与和贡献，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及国家对海洋事业的重视，也是我国地名标准化走向地名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近来，岛礁地名的普查与地名标准化相应的就提上日程，虽然我们目前在无居民海岛地名标准化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但一地多名、重音重名地名现象仍然存在。时下，还有很多岛礁需要命名，其重名地名问题不可忽视，但应尽量避免。另外，地名的标准化也需要及时跟进，尤其是地名的国际标准化的推进，更是重中之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重名地名的减少增进了地名的国际化水平。总之，地名重名给我们生活生产和交流联系带来诸多不便，从大的方面讲，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地名的标准化，与国际接轨，进而影响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不利于主权和国防建设，需要逐渐消除。我们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不同的情况和问题，以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推动国家地名的规划与管理水平，实现行政管理的高效化，向国际地名标准化进军。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