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读《论语》、《大学》。
“修齐治平”是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
适应于这套思想所支撑的政治体制，有两点至为重要的内核：一是必须有一个主子（即“修齐治平者”）——没有的话，也得创造-拥护出一个。从这点上讲，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反人民、反民主的；二是主子不但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还是道德上的最高评判者，即要“明明德于天下”。就是说，对治下的臣民进行道德评判，不但是统治者应尽的（义务），也只有统治者才有这个资格（权利）。
（理解了“主子”及其道德评判权，就理解了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以及其他形式的专制政体对治下的民众私权利的不屑和打压，尤其是对男女关系的绝对控制和提防——这是最难压抑也最容易受到挑战的社会关系）。
一手掌控政治权，一手掌控道德评判权，这样的“主子”也就是皇帝（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制约他了——除了生死。
人总是要死的，即便千万臣民每天三呼“万岁”也不能让“主子”真的万岁，更旷论长生不老了。所以他不得不在乎在他死后人们怎么评价他，这就是中国统治者“重史”的根源和行为逻辑（每当改朝换代后，新的统治者都要大张旗鼓的“修史”）。所以纵观中国历史，如果“主子”还对“上书（记载于史书）”有所忌惮，其行为可能还能稍微自我约束一点，如果对历史都不怕了，那么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干出任何骇人听闻的恐怖事。
在早期（比如西周及以前），史官有两个特点：一是家族传承；二是地位很高。
但是很快，作为唯一能够稍微制约一点权力的“史”的记录者，还是伴随着皇权的增长而逐渐被驯服了，成为皇权的帮凶和粉饰者。所以中国的历史——比如“二十四史”——也基本上帝王将相的家谱。
这样一种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要么只能逆来顺受，寄托希望与来世——这或许就是印度佛教能够得到中国底层民众认可并传播开来的原因；要么有些胆大的就乘势揭竿而起，糊弄一帮人跟随他开始冒险，如果赌成了，他就翻身做了“主子”，从而开启一个新的统治时代。这就是所谓“历史周期律”的因由。
在掌控道德评判权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思想和言论的禁锢和镇压。
因为“主子”虽然掌握了道德评判权，但是道德评判毕竟还有一点“公共性”（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而这点“公共性”自然是掌握在读过书的所谓“士”也就是知识分子之中。为了防止“公共性”的舆论场和自己争夺评判权，一方面是收买，即通过推荐、科举等途径给知识分子做官的出路；另一方面就是禁锢和压制，“文字狱”的实施和大兴也就成为“主子”行为的逻辑必然。
一手“法治”，一手“德治”，两手都要硬——尽管统治者已经通过“德治”将其拥有阐释权的“道德”上升为了法律（比如三纲五常什么的），强制人民遵守，但仍然还是要通过对言论的压制和禁锢为其统治再树立一道保险！
这样看起来，孔儒的这套政治哲学真是“坏透”了啊！然而孔子不是一直都强调“仁”吗？甚至孟子更是强调“民贵君轻”吗？善良的种子怎么可能孕育出凶恶的果子？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承认权力黑洞般的引力！
孔儒的政治哲学只是提供了孕育专制的思想土壤及专制权力的控制逻辑，但并非专制本身。如果说这套哲学及其逻辑是“道”，那么实现专制的手段就是“术”。孔子有道而无术，所以只能如“丧家之犬”，奔走于诸侯之间而不受待见。
在孔儒的理论土壤上栽树（术）并辛勤浇灌，直到形成专制体系的，无疑是商鞅韩非等之流的法家人物及其辅佐的君主、帝王。他们在权力的巨大引力和诱惑下，琢磨出了各种各样的统治术、驭官驭民术，如臭名昭著的“商君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五者若不灵，杀之”及“用贪官反贪官”等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儒表法里”中国皇权专制统治方式。
但是孔儒的理论土壤难道就不能有其他的树（术）可以生长吗？答案当然不是否定的。既然是土壤，那他就可能存在长多种树的机会。只是，这种机会由于法家的先行一步占了优势，就再也无法容忍其他树的栽植和生长了！正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后来被压制，没有任何发挥的机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