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文
中国历史上有数次令人可歌可泣的民族大迁徙，均是万里长征。
提起万里长征，人们首先会想到1934年10月开始的红军的长征，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三大主力，途经赣江、湘江、嘉陵江、乌江、大渡河、岷江等江河，过草地，爬雪山，历经艰辛，用时一年多，共行程二万五千里。
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汗之曾孙）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土尔扈特部为巩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回归行程万余里。
再往前追溯，清朝乾隆二十六年，驻扎在东北盛京、开城等地的清军锡伯族军人及其家属计三千余人，由东北，沿蒙古北路，途径大草原、沙漠、戈壁滩，辗转一年三个月，于乾隆二十七年到达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行程也有万余里。
中国历史上还有没有更早的万里长征呢？
答案是肯定的。
除了将打败的丹江口一带的苗蛮归化为“华夏人”的举措之外，为了防治江汉地区其他苗蛮的重新反抗，舜向尧建议，将鄂西未被同化的苗蛮族迁移到西北的三危山。
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个浩大工程的始末：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于言而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计划，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一则所涉及的民族不少，牵扯的人力、物力太多；二则迁徙的路途似乎太过遥远，尤其是三苗的长途迁徙；舜是否有些异想天开？是否难以执行？
实际上舜的计划并不太难，仔细分析，除了三苗是部族和部落，共工、驩兜、鲧，都是古代的部落首领或重要人物，处理他们，就是将他们的亲属和家人流放而已。鲧是禹的父亲，因治水失败被殛于羽山，既然已经杀死他，还称之为“以变东夷”，显然，将其与三苗、共工、驩兜并列，纯粹是司马迁为了拼逗“四罪”而玩的文字游戏。
不过，将三苗迁往三危山，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在华夏族武力的威逼下，鄂西部分三苗族被迫迁徙。这一时间，应该是在先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
三苗的迁徙，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向西大迁徙的序幕。
三苗迁徙的目的地，便是三危山。历史文献又明确记载：“窜三苗于三危”（《尚书·尧典》）
三苗的迁徙
战败后的三苗集团，在华夏族的武力压迫下，被迫作鸟兽散。
一部分三苗族，继续被从鄂西沿长江西进的夏人（二里头文化）追击，被迫逃亡，向洞庭湖流域、长江三峡等地迁徙，散布在中国的两湖、江西、川东等地，以后又逐渐进入广西和西南诸省区，他们是中国江汉地区的濮人和南方苗瑶等族的祖先。
大量的被包围或俘虏的三苗族，则被迫沿着先前同族人向中国西部地区迁移的路线开始迁徙。
关于三苗被迫迁徙的情况，在考古学发掘资料中也得到证实。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指出：“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正好在龙山阶段以后的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文化，从淅川到黄陂盘龙城，直插其心脏，而当地原有的文化系列，在二里头以后恰恰猛然中断，文化面貌的突然变异，正同古史传说相符。”
被战败的三苗部族，其结局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成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他们被迫按照夏族的命令，向西迁徙。
承担押解三苗族西迁任务的，有三部分人员。
押解三苗部族西迁，是舜、禹的决定，代表着华夏族的意愿，当然这个任务是要由夏族来承担。
不过，由于要长期驻地监管西迁的三苗部族，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长期在西方驻扎，那些派遣的夏族婚姻问题怎么解决？
古代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近亲婚配的恶果，“同姓不婚，其生不蕃”。所以古代各部族内的人员不能互为婚姻，婚姻的对象必须来自别的部族，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远缘的姻亲关系。夏人同样有自己的姻亲部族。解决派遣长驻外地的夏人的婚姻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而武力监督和看管西迁的三苗族的任务，同样落在夏族的一个同盟部族身上。
这支受到夏族倚重的部族，不是别人，正是与夏王族世代通婚的有缗氏部族，这支来自山东的夏王朝姻亲支系、重臣盟国在夏族处于困难的时候——外有三苗、防风氏、东夷等族的骚乱，内有王朝的权力之争——挺身而出，出兵助阵，并且还承担起押送三苗族西迁的重任。
同样承担监押三苗族西迁的还有三苗昔日的同族——当时已被华夏族同化的苗民（鄂西使用骨笄冠发的土著部族），不过，他们现在自称是“夏族”，是夏人的支庶，即旁支夏人。选择这些被尧舜同化的苗民来共同承担监押三苗的任务，其原因，一是由于华夏族军队正忙于扩大战果和扩大地盘，同时，还要面临与东夷的激烈战争，无暇他顾，抽不出多少人员来押解俘虏。
二是这些已经变成夏人的前苗民，来自三苗集团，熟悉三苗的情况并且与三苗族关系密切，是夏人了解和掌控西迁的三苗族的得力助手。这是他们也承担监督三苗西迁任务最主要的原因。
河洛集团即人们常说的华夏集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其下层民众是从王湾二期文化的后裔，由于来自山西的唐尧，同样来自山西的舜，来自东边的禹（本为西部族群，因其父亲鲧被尧封为崇伯，即河南嵩山地区，后派到到黄河治水而因罪被杀；禹接替鲧的任务，因而在海岱地区治水，故浙江会稽一带有禹迹）的分别加入，在强制同化周边民族的同时，扩张壮大，犹如滚雪球一般，最后融合成为华夏民族。
所以，在大禹的领导下，夏人成为华夏族的核心。众多被同化或归顺的部族，都演变成为夏人。
夏人的支系因此是很多的。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侯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裦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由此可见，历史上所谓的夏人，其实大多是被夏人同化或归顺而来的。
被异族强制同化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处。我们从3000多年后的明末女真族军中的“汉八旗”，便能够看到民族同化的情况：明明祖先是汉人，被满族同化后，他们不再行汉人礼仪，处处以满族自居。
三苗族的西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
其中，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万里长征。
由山东而来的有缗氏，到达豫鄂地方，已经是走了两三千里路；接着要和江汉那些已经被同化的夏人共同监督和押解向西迁徙的三苗族，前面还有几千里的遥远路程在等待他们。
他们几乎要横穿整个中国的东西部。
中国水系图（绿色为山东有缗氏迁徙路线图补南海区域图）
向西迁徙的三苗族，人口众多，被分成两路，一路从丹江口沿汉水溯江而上，在甘肃境内再沿西汉水上溯，然后到达岷山以北的三危山一带。另一 路是沿丹江溯江而上，然后进入渭水，再沿渭水上溯到陇西的鸟鼠山。
有关三苗迁徙的路线，尚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不过，根据各种历史迹象来看，监押着三苗从丹江口沿汉水溯江而上西迁的，是夏人和其姻亲部落有缗氏。
汉水流域示意图
而监押着三苗从丹江溯江而上，然后进入渭水西迁的，很有可能是夏族支系（被夏族同化的苗民）。这一线路是三苗迁徙的主要线路。《水经注·渭水》记载渭水在甘肃上邽附近“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朱谋袆笺注“《汉郡国志》：渭水出陇西，鸟鼠同穴山。《地道记》云：有三危三苗所处，故有苗谷。”
渭水流域示意图
三危山在鸟鼠山的西南，与汶山相接。这一地区就是今天的陇西和青海东部地区。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甚至将三危山旁的瓜州的位置都准确地指出来——今日的青海河南县。
汉代人特别是一些儒生，将三危山定为甘肃的敦煌处。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敦煌位于沙漠戈壁边缘处，既无江河湖泊，也无丰茂水草。生活资料少，生存不易，西迁的三苗人数众多，更难以在那荒凉之地立足。
何况，来自江汉的南方苗蛮，不可能离开水泊而居。因为渔猎和农作是他们的基本生业。
三危山、鸟鼠山、汶山，虽然处于山地，但都有江河蜿蜒其中或者是其旁，对于过去长期生活在江汉湖泊地区的三苗族，虽然不是满意居处，但也能将就凑合。
三苗的西迁，是古代文献记载下来的事情。虽然用语简短，但多种文献均有相应记载，可以确证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不可能在历史上不留下一点痕迹。
所以，事件的发生尽管距今非常遥远，但是仍然在我们的地图上留下了许多印记。
在渭水的上源地段，也就是鸟鼠山一带，留下了“苗谷”、“苗谷水”的小地名。
在青海河南县的近水地段，留下了“夏河”、“临夏”的地名。
西北一带也留下了“大夏”泽或山的地名。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凡是某个古老民族集聚的地方，通常会用这个民族的名字来作地名。比如云南的哀牢山，是哀牢族集聚的地方；西南的濮水，是因濮人居住而得名；川西的青衣江，是因为青衣羌族居住在此而得名。
同样道理，苗谷、苗谷水，是因三苗族在那里居住或曾在那里盘恒过相当长时间而得名。夏河、临夏，是因夏族在那里居住而得名；当然，在这里居住的夏族，既有正宗的夏人，也有并非正宗的夏族，即是夏王族的姻亲支系有缗氏和被夏族同化了的苗民——姒姓支庶。
这一带是古老的羌族聚集的地方。来到这儿居住的夏族和有缗氏，虽然互为婚姻，但也会有与羌人混血的情况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籍中一直有“禹生西羌”这样一个说法的原因。
有关“禹生西羌”这类说法的书相当的多，似乎汉代的人对此最感兴趣，只不过他们各自的着眼点不太相同。在众多的说法中，其中以〈帝王世纪〉一书表述得最为清楚：
禹，姒姓也，其先颛顼。……名文命，字高密，长于西羌，西夷人也。
《盐铁论》、《新书》、《蜀王本纪》、《史纪·五帝本纪》、《三国志·蜀志》等等，也是与之大同小异。如果要列举，还可以开出一批书目来。
种种说法，都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夏人的一个支庶的确是在西部生活了较长时间。
这场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历时多久，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三危山附近一带的“苗谷水”“夏河”等地名来看，居住在这里的部分三苗族和夏族至少停留了上百年或许几百年。
根据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对5000年来的气候的初步研究，可知，当时三危山、鸟鼠山、汶山一带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和湿润，虽然较之当时的鄂西地区要稍冷一些，却较之今日这些地方要温暖湿润，气温约与今天的秦岭相似。对这儿的气候，三苗族与夏族、有缗氏还算基本适应。
他们的具体分布，从古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大致也可以管窥蠡测：
夏族支庶监管着部分三苗人居住在洮河流域、西汉水流域、白龙江流域、嘉陵江流域。
有缗氏支系监管着部分三苗人沿江迁徙，较长时间居住在岷山（汶山）和岷江流域。
在有缗氏与夏人（包括被夏族同化了的旁支夏人）的监押下，三苗民的西迁历经岁月，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三危山、鸟鼠山、汶山一带。
他们西迁的最远处，已到达洮河流域，此地已距河西走廊很近了。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河西走廊是历史上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或许，这就是古史记载“大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之说的缘由。
然而，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毕竟与江汉水乡不同，土地多山地，不能稻作，鱼猎和采集经济也不够充裕，不能养活太多的人。这对于来自中部的夏人与来自山东的有缗氏问题不算太大，因为他们固有的生业是旱地粟作经济，不满的只是与家乡的平原或浅丘相比，这儿山太高，生活不便。
对于来自南方江汉地区的三苗民而言，此地更非理想之地。在这种山高水狭，土地相对贫瘠的地方，土地能够承载的人口毕竟有限，更多的人需要另觅出路。
幸好，这儿有两条不大的河，一条名叫黑水，由西北向东南流去。一条叫洮河，也是由西北向东南流。这两条河仿佛是上天指点的迁徙通道，给寻觅出路的三苗族和夏族带来希冀。
而黑水、洮河这两条由西北向东南流的河水，在河水的下游又距离白龙江和西汉水两条更大的河水不远。白龙江、西汉水都是嘉陵江上游的支流，是通向四川盆地的自然通道。而白龙江，又靠近岷江，可以方便地进入到岷江流域。
（白龙江流域一瞥）
其中的岷江流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藏彝走廊”中的一段。
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代先民的迁徙通道。
这不是想当然的臆测，考古学的资料可以作证据。
考古学家根据白龙江流域的遗存考古发现，推测：白龙江流域四期文化居民中的一支曾由白龙江过松潘草地，沿岷江南下在今汶川、理县等地建立了一批居民点，并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明显马家窑类型因素的新石器文化，而且还波及到大渡河流域。这种文化的迁徙和传播应一直是沿着与四川盆地交界的川西高原东部地区进行。
最初这种迁徙，未进入四川盆地腹地。以后随着成都平原上淤积的瀦水渐次干涸，便有族群逐渐进入到成都平原西部，他们是成都平原上最初的土著居民，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之为宝墩文化居民。
到距今4000年以来，岷江流域这条自古形成的民族迁徙通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三苗民以及监管他们的夏人和有缗氏的南下迁徙的通道。
不过，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多沿平原与山区交界处迁徙不同的是，他们的迁徙目标是滨水的平地，即成都平原。
迁徙的最初原因，判断有三点：
一、刚迁徙到三危山、鸟鼠山、汶山不久，由于迁入的人口众多，难以容纳。
二、对迁入的环境也不满意，与渔猎经济为主的生业方式差异很大。
三、甘青地区在距今4000年时连续发生重大灾难，人们的生存遭到很大的困难。
很快就有一些三苗部族和夏族又开始了新的迁徙。
当然，这种再次开始的新迁徙，极有可能是由达到鸟鼠山、汶山一带的三苗部族首先开始的。
新的迁徙，不再是向西，转而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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