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为祥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在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绍兴闭幕论坛 上, 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以《 宋明理学的三种知行观 》为题发表了精彩演讲。丁教授认为所有的理学家都生活在三种知行观中:先知后行,知行合一与行先知后。 今天,小编就与大家分享丁教授的精彩见解。
宋明理学的三种知行观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理学、气学、心学、心本论这些就成为我的研究重点。这些学术概念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说所谓的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往往是抓住一个理学家运用最多的概念,或者作为一个他的思想体系的出发概念进行分析。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发生过争论。我觉得,在特殊条件下,其实是可以重新进行分析的,我便自己提出另外一个分析,就是说抓住它们的出发概念,抓住它们用得最多的概念,即便有时不一定把握到一个思想家的特殊性。
我们从知行观入手,几乎可以把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把握得非常规整。整个宋明理学就是三种知行观,而所有的理学家都生活在这三种知行观中。一是程朱的先知后行的知行观,二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第三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行先知后的知行观。从这个角度入手,我发觉所有的理学家都在这三种知行观的涵盖之中。我的思路大概有三个部分。
首先说宋明理学知行观的行,这要从《中庸》和《大学》说起。隋唐是三教并行的时代,而在隋唐时代,尤其在唐代,率先重视儒家经典的,不是儒生,反倒是佛教。佛教率先发现《中庸》的价值,紧接着发现了《大学》的价值。通过《中庸》诠释出来,一个叫“自诚明”,一个叫“自明诚”。《大学》是儒家之学,所以在不同的《大学》版本中,佛教抓住了《大学》的格物,“格物而致知”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提出知和行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暗含着所谓的知行合一,但是这个知行合一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完全是两码事。这样一种思想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体系,也把朱子的知行观概括了三点,论证得非常好。比如朱子的知行观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就是“知”必须具有明确的特性,如果不“行”就不是真正的“知”,那么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行”,那么他到底是真知,还是假知呢?
王阳明38岁提出知行合一,并且一生都在讨论知行合一。但是王阳明的这个知行合一,却不敢沿着程颐和朱子的路去走。如果沿着这个路走,必然是不对的。阳明的知和行、知行合一,虽然是针对朱子而提出的,但他另外有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中庸》、《孟子》、《大学》一再强调的内容。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规定,王夫之一眼就读出来——其知非知,而其行非行。也就是说他说的知和行,既不是一般人认为的知,也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行。王夫之的这一观点,是非常准确的。
如果要说一下王阳明的知和行,那么阳明的本体就是良知,凡是这个良知指向内在的自觉,都叫作知。所以王阳明通过《中庸》、《孟子》、《大学》,把程朱的先知后学理论扭转到内外系统上来,这就是王阳明34岁第一次开宗明义时倡导的。这才是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送佛送到西”,扬善一定要落到实处的意思。
第三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通过实践的方式,我们看到雪花落在袖子上,看到雪花是六边形——这是以行的方式来生成知,并且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王夫之后面“批评”王阳明,实际上并不是针对王阳明,而仅仅是对其做了一个逻辑归纳。虽然王夫之的各种“批评”不是真正的批评,但他是明确地站在气学的立场上,从客观认知的角度讲知和行的。他因为王阳明道德立场上的知行合一,而把后者推到佛教禅宗里面,这一点是不当的。
接下来,我从自己的角度评点一下。程朱的先知后行的“知”是认知之知,它的“行”是道德实践之行。那么从认知之知,能不能达到道德实践之行,这当中有太大的距离。一方面的支持再丰富,也绝不能保证人有相应的道德实践。王阳明确实抓住了这一个问题。
王阳明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把道德良知落实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愚夫、愚妇的心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既有指向内在的意念,又有指向外在的,所以你的内心世界到哪儿,你的外在世界就可以到哪儿。所以,阳明的知行合一,优点很大,是非常了不起的。
再后来王夫之是真正地站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分析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以认知的方式认知道德之善。所以,我把以上内容概括为两点:一点是王阳明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有一点则是王夫之最容易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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