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竺可桢与科学史

竺可桢是我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奠基人之一。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旁听过“科学史之父”萨顿（George Sarton）的课程，表明那时他对科学史已有兴趣。也正是在美留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学史文章《朝鲜古代之测雨器》。

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他对科学史的情愫丝毫未减，更直接推动了我国科学史事业的发展。1954年8月，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文《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他已经认识到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并指出我国古代的科学史还是一片荒芜的田园，有待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开辟草莱。

1955年12月28日，竺可桢致信在中科院编译局担任《科学通报》编辑工作的席泽宗（兼任1954年成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成员），询问《史记·天官书》中一条史料记载，是否表明司马迁已知变星（恒星亮度的显著变化）。

1956年，竺可桢率团赴意大利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正是在竺可桢的直接推动下，1957年元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现科学史所前身）正式成立，从此我国的科学史事业走上了建制化的轨道。在1958年《科学史集刊》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中，竺可桢又对国内的科学史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

为纪念竺可桢对我国科学史事业的卓越贡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立了以其命名的“竺可桢讲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