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之永恒与现世之永续——西方形而上学与中国哲学》之捌-二，第152-156页。）
西学东渐，是有古今与中西。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论战，中与西，到底是程度之差，还是性质之异？如果是程度之差，中与西就统一于古与今；如果是性质之异，中与西也就难以沟通与融合。“西体”之说基于程度之差，“中体”之说则基于性质之异；“西体”抑或“中体”，悬而未决。
中与西，并行不悖，各有其古与今；基于古与今的中与西，有其相合而相成之因素，是可融合古今与中西。基于古与今的中与西，先秦诸子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合而相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先秦诸子学，融合古今与中西。融合古今与中西，这是中国哲学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哲学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辩驳孙文主义之“伪道统”。教条主义，认定古与今而忽视中与西；反对教条主义，在于坚持民族立场。孙文主义之“伪道统”，坚持中与西却失之古与今；辩驳孙文主义之“伪道统”，在于破除“阳中阴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民族立场，破除“阳中阴西”，融合古今与中西。
1.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民族立场
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之今，中国社会实际则代表了中之古。认定西之今而忽视中之古，就会导致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
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中与西只是古今之差，而非性质之异；这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隐含了进步的信念和革新的期望；但以古与今涵盖中与西，却也容易忽视中国的社会实际，从而导致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1]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与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毛泽东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2]
一般与特殊，这是中国特色的建构；中国特色的建构，坚持民族立场，应对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以及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特色的建构，立足民族立场；基于民族立场，达成民族形式。民族形式，视之表里，民族是里、形式为表，坚持民族立场。作为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也是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民族立场，承接中国特色，达成中国气派。
于古今与中西，认定古与今而忽视中与西，就导致了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在于坚持民族立场。孙文主义之“伪道统”，自居中华“道统”，坚持中与西却失之古与今，流于“阳中阴西”；“阳中阴西”，认同西方中心主义，背弃了民族立场，正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
2.辩驳孙文主义之“伪道统”——破除“阳中阴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民族立场；辩驳孙文主义之“伪道统”，破除“阳中阴西”。“阳中阴西”，认同西方中心主义，背弃了民族立场。
民国政治，国共斗争；国共分道扬镳，造端于所谓“孙文主义”。孙文主义，是政治上的反动；自政治而思想，则是思想上的反动。孙文主义自政治而思想，返于宋明道学，违背了子学复兴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思想上的反动；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所谓孙文主义之道统是“伪道统”。
孙文主义之“伪道统”，是思想上的反动，但却也自居中华“道统”；自居中华“道统”，就要坚持中与西的性质之异。坚持中与西的性质之异，这首先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思想认识。出于这种政治的需要，也就有了“新宋学”的建构和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3]。
孙文主义自政治而思想，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民国新宋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是“伪中国哲学”。“伪道统”，是政治与思想的反动，坚持中与西却失之古与今；“伪中国哲学”，以西方形而上学为范式，认同西方中心主义，在精神上“阳中阴西”。“伪道统”与“伪中国哲学”，坚持中与西却失之古与今，流于“阳中阴西”；“阳中阴西”，认同西方中心主义，背弃了民族立场，不但不足以达成“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反而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
孙文主义之“伪道统”，“阳中阴西”，却也自居中华“道统”，指责共产党的主张“盲目模仿苏俄……视中国文化如敝屣”[4]。“盲目模仿苏俄”的倾向，正是共产党所反对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民族立场；孙文主义之“伪道统”，“阳中阴西”，背弃了民族立场。
于古今与中西，教条主义，认定古与今而忽视中与西；孙文主义之“伪道统”，坚持中与西却失之古与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民族立场，破除“阳中阴西”，融合古今与中西。
3.融合古今与中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辩驳孙文主义之“伪道统”，融合古今与中西。融合古今与中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也是中国哲学的方向。
中国哲学，基于家国天下，奠定于先秦诸子学；外来之思想，向则佛学东来，今则西学东渐。佛学东来，佛学之精神，视家国天下为虚幻，有悖于家国天下；清代思想，本之道学反动，排斥佛老，进而破斥经学观念，返于先秦诸子学，回归家国天下。1900年代，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相因缘而并兴；新文化运动，承接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主张子学与西学。
中国哲学，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西学东渐，西方形而上学超越之永恒，迥异于中国哲学现世之永续；马克思主义，专注现世之社会，探讨人类社会进步，契合家国天下之永续。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的“中国哲学”，是“伪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融合古今与中西。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行不悖，各有其古与今；基于古与今的中与西，有其相合而相成之因素，是可融合古今与中西。[5]基于古与今的中与西，先秦诸子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合而相成。新墨学，承继子学复兴与新文化运动，融合子学与西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承继新墨学，植根于先秦诸子学，融合古今与中西。
西学东渐，是有古今与中西。于中西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于古今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承继新墨学，回归子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先秦诸子学，融合古今与中西。融合古今与中西，这是中国哲学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哲学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先秦诸子学，融合古今与中西，这是中国哲学的方向，同时也就是道路自信。基于道路自信的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基于家国天下的科学与民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这就是文化自信。
当代思潮，迎接复兴话语；复兴话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达成中国气派与中华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这是中国文化自信，也是中国气派。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迎接中华伟大复兴。
中国哲学，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继往开来；家国天下之永续在当代——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坚持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家国天下之永续；家国天下之永续，基于家国天下，亲民利民。
中国社会主义，基于家国天下，亲民利民；基于家国天下的科学与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民主，亲民利民。基于家国天下的科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亲民利民；这是科学在中国的前途，也是科学的未来。基于家国天下的民主，承继家国天下之大一统，实现人民民主，是“新大一统”；“新大一统”，是中国社会主义，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家国天下的科学与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按：部分内容修订于终审之后，特全文发布。）
[1] “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中存在一个'毒素’，那便是'买办性理论’，那便是'半马克思主义’的说教……理论是买办式的，于是革命事业便不能不是'奉旨’'照办’”，这就“形成澈头澈尾之失败主义”；虽然如此，“一切买办性的理论，均将于最近的将来解除武装，随着历史演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理论终会构成体系”。（任曙《论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中的毒素——“半马克思主义”的“买办性理论”并告李季》。《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钟离蒙、杨凤麟主编，辽宁大学哲学系，第二集，第五册，第122-127页。）
[2] 《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707页。
[3] 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4]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19页。
[5] 陈寅恪云：“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按：所谓“新儒家”，即指宋明道学；陈寅恪所论，囿于新宋学的视域。佛老之融合，偏于个人，义理相近；宋明道学援佛入儒，却由于儒佛根本矛盾，陷于成圣与排佛之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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