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晚唐著名诗人，因才而闻名，因诗而传世。他与杜牧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是资格的大V。当然，他又与现在网络上那些大嘴巴大V有着本质区别。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樊南子）。说实在话，这为仁兄又是“字”又是“号”，光是有记载的号就是两个，那就更别说在某个时候心血来潮取的，已经被历史遗忘的了。看来在这方面，他也是够会折腾的。其实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给自己取个“字”、“号”什么的，就是彰显自己的一种方式。文人，彰显才学；艺人，彰显名气；居士，彰显人格；官商之类，就是彰显嗜好。如果把这些放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来说，就是“网名”。比如喜欢诗歌的，就会尽量让自己的网名具有诗歌的韵味，喜欢文学的就尽量将自己的网名具有文学的品质。像那些随便取些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人，他们十有八九与诗歌文学不沾边。
李商隐祖籍怀州河内，生于河南荥阳，又有一说出生于河南获嘉。当然，这个问题到了现在就是用炭定年法来也是无法检测的，因为没有事物作为载体，就只有让其成为千古之谜。
大家都知道李商隐一身落魄凄凉，可他是地地道道的官二代，准确的说，是官五代。就从有记载的他高祖算起。高祖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什么是县令？就是今天的县长。级别虽然不高，只是正处级，可也是管理一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什么是县尉？就是现在的副县长，副处级，县里的第三把手，仅次于常务副县长。别小看只是第三把手，可是属于实权派。在那个时候县长只是统管县务，常务副县长只是颁布政策，最后由县尉来全权执行，所以也可以叫“执行县长”。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什么是录事参军？就是地方监察员。虽然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却专门监督地方官员违法乱纪的事，这可是个肥缺。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令。什么是殿中侍御史？就是掌殿廷供奉之仪式的，属于科级干部。想一想，一个掌殿廷供奉仪式的，这可是肥得流油的差事。而他的父亲，在李商隐出生之前，又从科级干部升为了正处级，当了个县长。至于他是怎么升上去的，一是无从可查了，二是没有查的必要。
在李商隐的家世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从他高祖到他父亲，四代人就有三个处级干部，一个科级干部。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他们家当公务员都已经四代人，并且无论是历史资料还是民间传说，都没有他的先辈是清廉之人的记载抑或传说，更何况本身就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说句实在话，在中国这个国度，像他这样能够名传于世的大V，不管他家是谁一旦有了优点或者是缺点，绝对会被搞得沸沸扬扬。要么是万世点赞，要么是遗臭万年。虽然他十岁父亲就去逝，可是他母亲敢于将他父亲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本身这笔开销就不低。由此可以看出来，他们家最少应该还是算得上富农成份，在他们老家也不只是几间大瓦房那么简单，最低还有能够保障他们一家生活的田地。再从他在令狐楚手下当顾问算起，到他母亲去逝，才短短工作了11年。并且最高职位也不过是个副处级干部。其中还有好几年属于坐吃山空的闲人。如在弘农当副县长时他却与县长不合，被迫请了长假。基于这种情况请的长假，我们就说政策再宽大，最多也只能领取个基本工资。至于奖金补贴这些，就是县长想发，也找不到理由。后来，来了新县长，勉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辞去了工作，到他再次进入秘书省当个科级干部，这差不多三年时间都是闲人一个。而他母亲去逝后，在守孝这三年里，他却有大把的资金去将一些亲人的墓葬迁回故乡的家族墓园。从迁移到重新超度、重新安葬以及修墓，这本就不是小工程，那是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想一想，就凭他这11年的工龄，除了自己吃喝拉撒，还有这么多钱去做这些？钱从何处而来，最好的解释就是他祖上留给他的。他说他少年家里贫困，要靠亲戚接济，靠他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这些确实有些不靠谱。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说，道理很简单，由于自己在仕途上的不顺，只不过是找个亮点，以博世人同情，这与现在媒体搞炒作同出一辙。明知道他的话有出入，为什么大家还要跟风，这一点更不难理解，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善于造神的国度，一旦谁在某一方面做出了成就，都会将这人的曾经写得异常的艰辛，异常的落魄，这样就可以起到烘托的效果。例如马云，无论是媒体还是世人，铺天盖地在传，他曾经复读了多少次才考上师范校，又传他是怎样怎样地白手起家。明知道很多事情被放大了，却大家还是津津乐道，赞叹不已。虽然这些可以对大众起到励志的作用，但在研究历史上，我们就必须从多角度来还原真相。
李商隐到底有没有替别人抄书，不肯定，也不否认，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1200年了。假如这个事实成立，那么也很可能是因为他母亲面对孤儿寡母不容易，在给他零用钱上比较克扣，他替人抄书就可以赚取自己的外快。特别是像他这种痴迷于文学的人，替人抄书一是可以增长知识，二是可以创收，这本身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呢。就像现在有些孩子逢节假日上街卖报一样，卖出去就是收入，抽空还可以顺便翻开看看增长知识。赚来的钱，想吃想买，反正是自己的钱，父母就无权干涉了。我们还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他少年时代没有替别人抄书的经历，也许就不会是万古流芳的超级大咖，只能像其他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死后到现在连个土堆堆都看不到了。
其实李商隐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并且还潜心跟着这位名流大腕+网红学习当时很流行的骈体文。至于在唐代什么是太平军，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令狐楚的地位上看，可能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司令部吧。对于什么是节度使这有着很清晰的解释，就是一个军区司令员。作为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属于政治核心人物，而令狐楚还有不一般的一面，他可是骈体文专家。由此我们就看得出令狐楚在当时，不只是政治精英，而且还属于文化大咖。这里也顺便说说什么是骈体文。骈体文，就是两两相对。骈体文分四字，六字。就像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这样的文章。大家可以想想，一个16岁的孩子能够得到高高在上的军区司令赏识，那是何等的荣幸。还有一方面，凭两篇文章能够在上流社会上引起轰动，这也不可能是穷困潦倒的普通百姓家庭能做到的。
李商隐还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当他在令狐楚门下潜心学习3年后，由于出色的表现和深厚的文学功底，19岁就被令狐楚引为幕府巡官。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政治精英纠结的政治团体。这些人的职责就是专门帮助主子建言献策，出鬼主意，馊点子的。19岁，这可是不得了，如果放在当今社会，还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龄。
李商隐是普通人，不是神仙，也不是圣人，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特别是在那个封建等级制度中，出生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他就不断地提到他是皇家血统，更别说与人扯天堂话地狱的时候可能提得更多。他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自己模糊不清的皇家血统，不外乎就是来证明自己身份的高贵，想在社会上利用这一点捡点便宜。然而，无论他怎样唾液横飞，却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好处，也许压根就没有人相信。这一点多多少少在他一生中，都是思想上的一个死结。
从李商隐的成长历程，由于是单亲家庭，并且还成天关在家里读死书，缺乏与社会交流，他应该存在一定的自闭症状态。再加上后来仕途不顺，没人承认他的皇家血统，导致他出现了精神上的忧郁症状，这两点在他的诗歌形式上可以得到佐证。
李商隐的诗歌太隐晦，过于深奥难懂，导致很多人读他的诗歌觉得不知所云。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带着强烈的怨气，属于典型的“怨妇诗”。用现代人对诗歌分类，他的诗歌应该归纳于空灵体裁。但凡写空灵诗歌的人在其思想上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闭症和忧郁症。写得越空灵，其作者在思想上的自闭现象与忧郁现象就会越严重。看来，写空灵诗歌，李商隐可算得上是祖师爷级别了。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的目的不外乎就是都希望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李商隐也不例外。而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一是科举，二是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的仕途之路，与其他大众莘莘学子又有些例外。因为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所以他凭着自己的才学很早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属于典型的跳级生。也许是他过于急躁导致晕考，也许是根基确实不太扎实，复读都是好几届，却总是考不上（这点倒与马云类似），这对他思想上的打击的确不小。特别是当他见到一直成绩不如他的同门师兄，也就是他老师的儿子令狐绹考中进士，更是对他重重搧了一巴掌。
在李商隐眼中，令狐绹明明是个差生，却偏偏考上公务员，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自己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其实这一点不用李商隐去怀疑，权贵们互相提携，在公务员中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的考生，在各个朝代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个时候，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利用一切手段寻找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他自己在《与陶进士书》中所说，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这一点他绝对说的是假话，属于打官腔，但从人性的角度上讲，也是人之常情。人吗，都存在着虚伪的一面，谁都喜欢在世人面前粉饰自己，装清高。当然，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说他对令狐楚不报以任何希望，却从他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屡考屡不中的焦躁情绪。将这种焦躁情绪用书信表达给自己老师的儿子，其用意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俗话说，“脸皮厚，吃得够”，也就是这封信让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所以说令狐家是他一生中的最大福星，不过，李商隐也从来没有忘记令狐家对他的恩德。如“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就表达出他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
李商隐25岁进士及第，可是接下来却见到的是他不断地辞职，不断地变换工作。一会儿科级干部，一会儿处级干部，跌宕起伏，这当然与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他的性格在前面就说过，他从小就存在着自闭现象，后来又因为科考的问题引起轻微的忧郁症状。他的心态更是明显有怀才不遇的失落感，眼光总是盯着高端位置，却又总是事与愿违，得不到高层的器重。而，对于这一点，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反思过自己，只是一味地怨恨社会。
李商隐的文化水平，诗歌毋庸置疑是高水平，但敢肯定他绝对口齿愚钝。《诗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俗话也有“才子配佳人”，就更别说他从少年开始就是一位才子大咖。按道理在那个社会里应该是早早就成家的人。可是他直到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当秘书，才被王招为婿。26岁，在当时那可是典型的大龄青年了。他写的《柳枝五首》，明明他是很喜欢这个女人，却始终没有说出来，只是在一边不断用诗歌来表达这种单相思，导致最后错过了这段姻缘。特别是他的《无题诗》，更是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这些都是描绘的男女情感之事。如果不是用情至深，就不可能写得如此凄婉动人。“春蚕到死丝方尽”，其实重点就是突出的一个思的谐音“丝”，就是单相思。为什么这些都只是存在与他的心里，没有向人家表白，因为他口齿太愚钝。还有，他为什么一生基本上都是做幕僚，就是因为他只能写，不能说。
李商隐一身就只有王氏这一位夫人，并且王氏去逝年龄也并不大。在那个社会里，像这种才子只有一个妻室的是很少见的。看看他有关于爱情的诗，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写在未成家之前。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夫人思想上的抛锚应该还是有的，但行为上是专一的。
李商隐的诗歌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他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现存他的诗歌614首，这个数量能存留1000多年，的确是不容易，由此也就看得出来他诗歌的质量。其实他的诗歌并不是所有都是实景而写，很多属于凭空想像。如大家熟知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其实在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夫人王氏已经去逝。抛开这些我们不说，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在梓州，西川军区司令柳仲郢手下当参谋，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三台县。懂得四川地理的人都应该知道，三台县属于川中丘陵地区，距离巴山差不多200公里，就是现在汽车走高速公路都要跑2个小时，在当时就是马跑也要个一天吧。这么远的距离，他怎么知道巴山夜雨是什么样。还有，他如果走荔枝道入川也只是过一下路，走剑门关入川根本就不经过巴山。可以说，他对巴山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是知之甚少。当时他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全凭臆想，这就是典型的无病呻吟。因此，李商隐不只是空灵诗歌的祖师爷，也是无病呻吟诗歌的祖师爷。
李商隐一生是悲悯的，一直是牛李两党争斗被误伤的牺牲品。空有才华，却只能辗转于各地当个科级干部，最高也只是一个副处级。因此，他也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最后不得不辞官归老。他最大的贡献就将晚唐诗歌的衰败，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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