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内构与演进

新年新一天，我们今天重启一个全新的话题（相对于之前对于农业文明与游牧（猎）文明的讨论），也就是基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文化内构与演进。

大家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基于人类的东亚分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北方大漠、东方大海、西南高原，只有西北方有一条狭窄通道联系西方），由游牧（猎）文明进化至农业文明后渐次展开。

中华的地理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活着这片土地上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

耕地分布

我们都知道，中华版图内的地理属性是多山脉、少耕地（相对于国土面积远小于中国的印度，可耕地大于中国24%以上），可耕地多分布于大陆的东、东南方向（从气候适应性来讲，东北农业开发是近100年的事）。

从世界人口的自然迁徙理论来看，人口会先占据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后，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多，再向外部扩散，当遇到受当时生产力不可克服的障碍（自然、战争）之后，人口的分布会逐渐固定，直到生产力产生突破障碍之后，人口才会再次出现迁移。

那么，我们对应中华的地理属性来看这种趋势，在大概春秋战国之时，中华版图之中，适合当时生产力的人口分布，就已经占据整个东、东南可开发土地，也就是说，在秦之时，我们已经完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中华版图内富饶地区的全部开发耕种。

当历史演进到汉朝，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我们的文明开始不满足于固守在文明内部，开始试图向外部进行突破（着重朝向西方、北方），这个趋势在唐朝达到巅峰（增加了南方、东方），我们的版图到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极大之地。

可是这种开拓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发现，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发现，在西方、北方、南方开拓的土地，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之下，都不适合耕种（生产力和农作物品种都不支持）。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些地方的守护，是靠农业文明的产出，而这些地方的生产模式，却更依赖游牧（猎）文明的生产方式，这种由农业文明构成中央政权，治理游牧（猎）文明构成地方政权的模式，在唐朝的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失败的教训，结果就是，这种模式在今后的政治实践中，被中华文化加以摒弃（清朝是汉化后的游牧（猎）文明领导农业文明模式）。

之后，中华文化逐步放弃向北、西、南进行开拓（原因是这些地方不适合农业文明的耕种生产方式）。

那么，我们梳理整个促成中华文化性格的主要脉络发现，早期的中华文明，极具开拓进取精神，在占据了可以给予文明充分滋养的东、东南农业根据地之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进行空间探索，甚至在最高潮时，尝试了农业文明下辖游牧（猎）文明的政治治理模式，当然，以当时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基于此，中华文化在与游牧（猎）文明的关系处理上采取了自我封闭的态度，修建长城将两者直接割裂开来，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第一次自我封闭。

可是中华文明的开拓精神至此时并没有完全丧失，我们决定向海洋方向再做突破，有明一朝，开始了向海洋进行开拓的最后一次尝试。

我们现在看来，中华文明没有实现向海外进行大规模官方移民的本质原因，依然是郑和的工作报告之中并没有适合耕种的大规模土地被发现，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没有发现适合自己大规模迁移的合适土壤，至此，中华文明向海外的拓展，均以没有发现大规模可耕地而结束。

然而，这次除了依然没有发现大规模可耕地以外，在中华文明的东北方向，出现了一个逐渐强大的资源竞争者，那就是倭寇，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竞争者也逐渐出现，那就是荷兰。基于这种开拓无果，疲于应对的现实，中华文明选择重走应对游牧（猎）文明的老路，在关闭与西、北方向的文明沟通渠道之后，关闭海洋方向的文明沟通渠道，至此，中华文化由一个开拓型的农业文明，完成了向封闭型农业文明的蜕变。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坚持了自身农业属性不做更改的基础上，尝试了各种方式进行开拓，可是所有试验都最终获得失败的结果，于是，选择主动自闭，与世界隔绝，这种基于空间探索过程而形成的文明性格，直接影响到了现今生活在这片文明之下的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基于拓展无望的自闭，没有例外。

农业属性

现在看来，集中在中华文明东、东南部的肥沃土地，直接断绝了中华文明向其他更高级文明进化的内生动力（英国的工业革命，一部分原因也是基于英国资源贫乏地少人多的困顿现实逼迫），当然，在很长时间以来，农业文明也一直是人类最为先进的生产力组织方式（直到工业文明出现），这也强化了农业文明对于自己的信心爆棚（中国就是如此，一直认为自己是完美的化身，清朝达到最高潮）。

之前，我们在针对游牧（猎）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讨论中，提到过基于两者生产组织方式不同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不同，也就是说，农业文明的关注点始终是根据气象来做好归属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农业生产、关注于基于自身能力范围内的自给自足、关注于本土本地的持续经营、关注于所得收获的安全储存。

基于此，农业文明将更多的关注度放在了自身和自然，而对于外界的变化有一种发自基因上的忽视，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对变化有一种天生迟钝，而对于内心的感受，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迷恋（远超全世界各类文明，除了更变态的印度文明）。

所以，农业文明更喜欢精神的修炼至升华，更强调本真、本我、本性，于是，外界便成了宇宙的另一端，丝毫不能影响人的思想走向和文明走向（除非被打醒，否则就会走火入魔，永无自醒之日），这种情况在没有更高端文明发端之前，也并不显出短视，但当更具生产力组织方式的文明一经出现，就马上露出固执、偏执的弱势，很快被潮流淘汰。

在基于精神升华的人性定义上，中华文明选择了人之初，性本善（因为生命是建立在培育、养殖之上的）的哲学、宗教学走向，直接就认为坏事就是坏事，坏事就不应该干，干了就必须受到惩罚。

很明显，就是受到了自己的内敛属性影响（别人的田地你不能侵犯，甚至连踩踏都不能，你想吃饱就去自己耕田）。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了人文与哲学对人性的培养意义，所以，中华文明在文明属性将人文与哲学，放在了无比崇高的地位加以不断强化，而摒弃了技术在教育上的主导地位。

所以，中华文明中从来没有将技术类的进步放在可以被万众景仰的文化角度加以定位，与此相反，我们孩子最先接触的不是算术口诀而是唐诗三百首（虽然孩子都不明白两者的内涵），由于对人文与哲学的重视，我们的文化就强调阅读与背诵，而不在乎技术类的应用与思考，自然而然，我们的创造性反而始终在受教育少的民间茁壮成长（因为没有被固化教育遏制想象力），而始终不可能得到全社会受过教育的统治阶层认可，也不可能反过来促进生产关系发展（这种基于文化上对于文学和哲学重视，从逻辑上来说，直接断绝了我们向工业革命进行系统性首创性突破的可能）。

农业文明强调生产与自足，于是，天生的与商业形成生产方式对立面，也就是说，农业的生产自足属性，就是扼杀商业存在的坚实基础（自足就不需要交换，而交换的需是商业生存的基础）。所以，基于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的上层统治阶层，在宋朝对全国进行了商业化的实验后，被后世（明朝）将这种全面商业化归结为朝代消亡的主要因素，至此，中华文明将全面商业化也归结为民族不可触碰的文明底线，再次将中华文明的阶层排序（士、农、工、商）进行了永恒固化，这一思维方式，直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宣扬，改革开放才加以最终破除。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华文明，曾经很认真的尝试过向商业文明进行进化，可是亦如对文明空间进行开拓一样，宋朝的试验最终获得失败的结果（明朝这样认为），于是，更加坚定地选择农业独霸方式，这种基于文明方式探索过程而形成的文明性格，直接影响到了现今生活在这片文明之下的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基于农业文明的内敛（喜欢自虐而不是虐人）、小农经济的短视、对自身发展方式的偏执、对人文哲学的迷恋、对技术的轻视、对商业的鄙视、对创造性的扼杀，没有例外。

河患治理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农业文明为主体的文明形态（没有文字记录的之前的部落群居社会，有的是游牧（猎），有的是农业生产方式，不一而足，但是文字出现后的，都是农业文明）。

众所周知，在农业文明发展初期，相对分散的群居个体之间很少互相影响，大多都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产方式，那么随着农业文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中华大地上的可耕种土地被隶属于不同主体（早期是部落，后期发展成为不同国家）的农民开垦完毕（阡陌交通相连），这样一来，有一个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

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除了天气是重要的生产因素（天气对于不同地区是一个相对不变的恒量），灌溉和河患的治理就是直接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干旱和洪涝对于不同地区是一个存在巨大变数的变量）。

也就是说，在干旱年景的水源分配，和在洪涝年景的河流治理，这种在国家内部可以治理有效的简单技术性问题，一旦扩展到国家之间，就立刻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从而成为关系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存问题（干旱时候上游截水筑坝，洪涝时候上游扒坝放水），如此一来，国家间的相互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是大家想想，国家间的相互协调不可能永远有效（双方本来就是敌人，大家都想着扩大土地、增加人口、补充实力）。基于河流方向，不论旱灾、洪涝，永远是上游国家掌握着战略主动（中华大地的基本地理形态是西高东低，那么地处最西部的国家就拥有最大的先天优势），而从基于资源分配效率的最优化配置方向考虑，一条河流的水资源分配和河患治理，由一个国家统一调配必然效率最高（由一个国家在干旱时统一调水灌溉，在洪涝时候统一调配资源防洪），于是，中华文明的统一内生动力大幅提升（同样的现象在欧洲，因为进入农业文明也晚，那么游牧（猎）文明对于灌溉和河患的治理需求其实并不强烈，逐水草而居的本质就是不适合就搬，所以没有基于水资源分配与治理的统一的强大内生动力）。

这样一来，为了保证中华文明的水资源分配和河患治理资源分配效率，整个东、东南部肥沃的耕种土地始终归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是效率最高的政治组织形态。

这种基于对全疆域地理、生产方式来构建政治组织形态的全民基础认识，在各朝各代的不断强化试错之下（中华核心区经历了不断分裂、统一，但是统一始终是历史常态，本质原因很大部分就是农业文明生产形态中，基于灌溉和河患治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效率最优化配置），终于成为一种全民性格和思维方式，那种主导文化就是合则兴、分则衰，统一就昌盛、分裂则衰败，没有例外。

于是，影响中华文化内构与演进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基于耕地分布、农业属性、河患治理三个方面，由此，衍生出中华文明基于拓展无望的自闭、基于农业文明的内敛（喜欢自虐而不是虐人）、基于资源调配的统一、小农经济的短视、对自身发展方式的偏执、对人文哲学的迷恋、对技术的轻视、对商业的鄙视、对创造性的扼杀种种属性。

当然，这些均是我们值得反思与自我认识的文化特点，在此基础上，我们显然应该吸收游牧（猎）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等各种文明的优势、长处来充实、改造自己，再以此形成的新的文明形态，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