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战争文化地名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及背景分析

摘要:山西历史时期战争频繁，形成了富有区域特色的战争文化。山西与战争相关的地名作为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广，数量大，类型丰富，不仅包括关、城、堡、寨等军事设施和营、屯、 所、队等古军制之类外延型地名，还包括用战争英雄、军事传说、战争意愿命名有特定战争涵义的内涵型地名。受历史战争和其他文化影响，军事文化地名在山西各区域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呈现条、块状等规律性。它的形成背景既受历史战争的遗迹的影响，也是人类战争防御意识的反映。

关键词：山西；战争文化地名；类型；空间分布；背景

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词。现代地名源自与前人生活相关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因素， 它的命名与区域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战争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遗留下丰富的实体景观，也反映在特定的区域地名上。恩格斯在《野营》一文中说：“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Castra (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等” ；这些和历史军事活动有关系的地名，有其特定的文化涵义，或是历史战争的发生地，或直接反映历史战争的过程、主要参与人物及其行为、遗迹等，或更深层次地反映人们的战争心理、对战争的认识等。

近年地名研究被广泛关注，各学科从自己的角度对历史军事活动与地名关系研究也相对深入，如李苏鸣的《军事语言研究，其中部分章节从语言学角度讨论了古代军制、战争英雄、外敌入侵等对地名形成的影响。但从文化地理角度，探讨军事对地名影响的文章并不多见。古代山西不仅是民族战争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原内部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山西许多地名都有着特定的军事涵义。马晓东的《历史人物与山西地名》、刘纬毅的《山西历史地名词典》等论著都有部分涉及。笔者拟通过对山西军事文化地名的统计分析，展示其空间分布、探讨其形成背景。

为便于研究，笔者把军事文化地名分成两类。

1.外延型战争文化地名

专名或通名中明显带有军事痕迹的地名。包括以下 3类。

(1)军事设施:通名事关关、口、城、堡、寨、堠、 壁、台、垛、墩、教场等，如石岭关、杀虎口。

(2)军事编制: 专名或通名中有营、屯、队、卫、 所、哨、百户、千户、万户、巡检司等名称，如赵家营、杨千户庄。

(3)其他类: 多指专名有明显的军事文化含义，如将军坟、红军塔、拒马河。

2.内涵型战争文化地名

专名和通名无明显军事性意义，但当地民间传说赋予地名特定的军事文化含义，包括以下3类。

(1)战争历史传说:当地流传与军事人物、历史军事活动相关的传说 ，赋予地名战争文化涵义。

(2)纪念军事英雄: 专名直接用战争英雄姓氏或姓名命名，如刘胡兰村。

(3)战争文化意愿: 表达战争愿望祈求平安的地名,如平定、长治。

按照以上分类，本文以山西20世纪80年代以后使用的市、县、乡镇、村、街道、路、山、河流等地名为研究对象，对山西与军事相关的文化地名进行系统的统计，展示山西军事文化地名的空间分布。从历史战争、地域文化等方面，综合分析山西军事地名空间分布背景。

一、战争与军事文化地名的形成

(一 )外延型军事地名与历史战争的关系

1.关、城、堡、寨、台、墩等军事设施类地名

雄关和战争是密不可分的，据统计山西关隘有160多处，如古代的句注塞就是指今代县雁门关，从战国至近代，在此发生的战事不下百次。山西主要关隘杀虎口、得胜口、阳和口、偏关、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固关、东阳关、天井关、蒲津关、永和关、石岭关、忻口、南关等，这些关隘修筑在山河险要之处，附近的县城、乡镇、村庄往往就依据关隘名称来命名，如偏关县、宁武县、东阳关镇、天井关村等。

山西城池、堡寨多是战争产物，战国以后，随着中原势力扩张到晋北地区，为抗击西北游牧民族入侵，历代依托晋北的自然山川地形，大规模修筑长城。长城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长墙，而是一个以长城 为依托的包括城、堡、寨、墩、烽、堠等的整体防御体系。这些都成为以后当地的地名依据。

北宋时期为阻挡辽军入侵。在代州一线修建了十几个兵寨堵住了通往契丹蔚、应、寰、朔等州的大小通道45处，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严密军事防御体系。现在依据这些堡寨地名还能依稀找到历史遗迹，如阳武寨就在现在原平市西北的历史故道阳武口；瓶形寨就是著名的平型关。

明朝为阻挡蒙古骑兵南下，在边关要道修筑大量的城堡营寨，形成以城镇为中心，以边墙、关隘、寨堡、墩、台、烽、堠为外围，点面结合、相互声援的防御体系。嘉靖年间，晋北共有城堡583座，如平集、拒墙、云冈、破鲁、高山等堡。火台871个，边墩797 座 。除晋北边境外 ，忻州以南的太原、晋中的交通要冲都结堡筑寨，如“阳曲境内共计堡寨 148 处。官方筑堡的同时，也鼓励民间修筑堡寨，如朔州市朔城区共有堡37个，其中官堡27个，民堡10个。太原以南地区民堡更多，平遥县有“五堡二 寨”，这主要是指官堡，而平遥县现在叫堡、寨的村镇地名就有回回堡、蒋家堡、宋家堡、赵家寨等13个，可见很多堡、寨是民间自建。这些民建的堡寨名称多根据居住居民的姓氏而来，称王家堡、刘家寨等 ，以后的村庄地名就由此得来。

晋北的许多村镇地名，就是由这些军事设施演化而来，如右玉县的破虎堡、云阳堡、杀虎口、二分关、头墩、二三墩、三十二 (烽火台编号 )等村镇地名有48个，占全部381个自然村的12. 6%。吕梁市的汾阳市以堡寨命名的村庄29个，以寨命名的村庄19个，合计占全部356个自然村的13. 5% 。

2.营、屯、队、千户、百户、所等古代军制类地名

山西地近北疆，秦汉以后，历代在山西驻扎大批军队，特别是明代嘉靖以后，在原来镇戍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营伍制，招募来的士兵一般都编入营伍，按伍、什、队、哨、总、营的形式编制。另外对山西地名影响最大的军事行为就是屯田。明朝“三分守 城，七分屯种” ，负责管理军屯事务的官员称作屯指挥、屯都指挥，如明代临晋县“值元末丧乱，荒地独 多，屯营视他县为多，晋府群牧营，蒲州守御千户所，皆与五营声势相应，百里之分六、七营” 。现在临猗县的裴家营、邸家营、豆氏营、王家营、樊桥营、焦家营、陆喜营等村名就是当时屯军的驻扎营地。

今天山西各地“营、屯、卫、千户、百户、所、旗、 哨”等古代军制地名，就是历代驻扎军队的历史遗留，这些军队编制用语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地名的通称。如左云、右玉等县名就是由明代的左云卫、右玉卫演化而来 ，其他的如杨千 (户)堡、聂营、屯军、 巡检司、六队等村镇地名明显是由驻军、屯田军事机构转化而来。初步统计此类地名在山西各地有365个(表1)。如朔州市右玉县就有十八户营、大马营、小马营、李官屯、昌里屯、 后所沟等古军制地名26个，占全部381个自然村的6. 8%。

(二 )内涵型军事地名与历史战争的关系

1.反映历史战争或战争传说的地名

山西许多村、镇、县等地名是因为历史战争活动而得名，如灵丘、广灵县名与赵武灵王这位著名的历史军事人物有关；沁水、高平等地的三军村、咸阳、武安寨等镇村地名是战国秦赵长平之战的历史地理记录；韩侯岭与西汉初年韩信在山西的军事活动有关；广武城、忻口、白登村等地名与西汉初年汉匈之战相关；与北齐、北周战争相关的地名有玉璧村等；与唐太原兴兵相关的地名有柏璧村等；与后唐李克用父子相关的地名有怀仁、二岗山等；与北宋杨家将有关的地名有狼牙村、陈家峪等。

山西与军事相关的地名，除了因历史战争而得名的以外，有许多是由军事传说演化而来的。如解州地名与上古时期传说黄帝、蚩尤之间战争有关；王莽岭、刘秀庄等是在王莽追刘秀民间传说基础上形成 的地名；沤麻池、李阳等地名与前赵石勒传说有关；天门关、穆柯寨、孟良营等地名是杨家将传说演变而成。此类军事传说地名和历史战争遗留地名是相辅相成的，在历史战争的基础上，民间附会上很多传说，使地名反映的战争文化更加丰满、传奇。

2.纪念战争英雄的地名

在地名的命名中，常用历史战争英雄的名字来对英雄战斗的地方、遇难地、出生地的村、镇、县等命名。山西此类地名有纪念古代军事人物的 ，如纪念传说中上古黄帝时期的英雄风伯的风陵渡，纪念战国人物廉颇、李牧、王离、白起的廉村、里美庄 (原名李牧庄 )、王离城、武安寨等，三国时期曹操战斗过的地方在壶关有曹公垒、朔州名将张辽的故乡名张辽堡，武乡、和顺、榆社三县均有纪念前赵皇帝石勒的石勒村。纪念山西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人物，如左权县是为纪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而得名，刘胡兰村因刘胡兰得名，其他的还有尹灵芝镇、尚元村、永祥山、李林中学、范亭中学等。根据山西民政志统计，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牺牲的人物命名的地名有26个。

3.表达战争意愿的地名

山西的许多地名都是反映在战争环境下，人们渴望和平、克敌制胜、天下平定的祈求和愿望的。山西地名的专名之中，带“平”、“定”等字眼的很多，反 映了统治阶级和人民渴求安定、和平的愿望。如晋北定襄 ，本义是开边拓土，平定边疆之意；平定县因宋初宋太宗得此地，期望早日平定北汉而得名；长治、和顺都是由明朝嘉靖年间官军平定当地农民起义后得名。其他的如和平庄、安定村等类似地名，广泛存在于山西各地。

反映守边将士克敌制胜愿望的军事地名在长城附近历史上民族战争密集区最多。如著名的西口，原名杀胡口，是明代守边将士渴望打败入侵的蒙古骑兵而得名，后来随着民族关系的缓和，康熙皇帝更名为杀虎口。其他的如镇羌堡、败虎(胡)堡、拒墙(羌)堡等多是因此而来。另外有一些特殊地名，也带有战争祈愿性文化，如大同市的怀仁县因五代时期李克用和辽国耶律德光“互换袍马、取古人怀仁怀义之意”而得名；武乡县的墨蹬村，是士绅希望子弟不仅能文而且能武而得名。

二、军事文化地名地理分布特征

山西地方志、民政志等资料中记载着丰富的山西军事文化地名，依照以上界定 ,共梳理出2497个与军事相关的地名(表1)，因调查范围和资料掌握有限，不可能准确反映出山西军事文化地名的全部，但基本梳理出其类型和分布规律。这2497个山西军事文化地名的空间分布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 )外延型军事文化地名地理分布不平衡

1.整体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趋势

外延型军事文化地名，大同、朔州所在的晋北地区每县平均分布40～50个，忻州以南地区平均分布8～22个，晋北地区是南部地区的数倍。太原以南地区，地处西部的吕梁、晋中、临汾、运城标志型军事文化地名的分布每县平均都在12～15个之间，而东部的阳泉、长治、晋城的分布数量在8～9个之间。

2.长城沿线和内部交通要道两侧分布多

晋北、晋西北长城沿线的阳高县、天镇县、大同第 1期李爱军等：山西战争文化地名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及背景分析45市、左云县、右玉县、平鲁区、偏关县等，分布数量都在30个以上，其中大同市58个，数量最多，远远高于同地市的其他县份。

沿同蒲铁路、汾河河谷两侧的县份: 大同市的怀仁县、应县 ，忻州市的代县；太原市的阳曲县，晋中市的介休市、平遥县、祁县，吕梁市的汾阳市、文水县、孝义市，临汾市的洪洞县、翼城县、安泽县，运城市的永济市、临猗县，晋城市的高平市分布数量都在15～30个之间，高出同地市的其他县份。

3.平原、盆地分布多，山地分布少

除了长治、晋城等山区市分布较少以外，在同一市级政区内，平原县份分布数量往往大于山区县份。以晋中市11县市为例，东部的榆社县、左权县、灵石县等数量分布明显少于介休市、平遥县等平原县份。

4.古军制地名的空间分布

古军制地名空间分布数量以大同为最，共 89个。朔州、忻州、太原、运城等市分布也较多，五市合计283个，占全部古军制地名365个的 77. 5% 。而其他六市分布较少，仅占22. 5%。

(二 )内涵型军事文化地名空间分布呈板块型、线条型特征

以长平之战、刘秀、石勒、后唐李克用父子、杨家将、抗日战争等战争或军事人物活动相关的军事文化地名为例 (表2)，可以看出，内涵型地名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板块化和线条化特征。

与长平之战相关的地名主要分布在晋城市的高平和长治市的沁水县；与前赵石勒相关的地名石勒村、沤麻池等主要分布在长治市的武乡县、晋中市的榆社县、和顺县等相邻的区域；与杨家将相关的地名是以忻州市的代县、保德县等地为中心，呈现中心板块扩散型分布形态；与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军事传说相关的地名主要分布在晋中市的和顺县、长治市的长治市区和长子县等地。以上军事传说性地名在一定的区域内都形成了明显的军事文化地名板块。与民间传说王莽追刘秀相关的地名，则分布相对分散，晋西南、晋东南各地市都有。

三、军事文化地名的形成背景

(一 ) 战争背景

山西表里山河，东以太行为屏障 ,西倚黄河、吕梁，长城雄踞北边。山河相依，地势险要。顾祖禹《山西方舆纪要序》载：“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 历史上山西是四战之地，当中原政权分裂、诸侯纷争或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腹地时，以华北平原和关中盆地为基地互相攻击、或直接以山西为基地谋求兼并四方。诸侯之间军事对垒，战争的地理分界线往往是在晋南的东西边界或内部。西北蒙古高原的游牧铁骑要南掠中原，山西是必经之地，同时因有长城、恒山等山河之险可以凭借，山西又成为以步兵为要兵种的中原农耕民族政权的最佳防线。汉匈之间、唐与突厥之间、宋辽之间、明与蒙古之间的民族战争多发生在晋北地区。另外，秦汉以降，中国都城咸阳、 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都在山西高原周围的关中盆地或华北平原地区，山西是地处京师上游的政治、军事重地，每逢改朝换代战争，山西就成了必争的战场。

长期的战争环境，在山西留下许多与古代军事水平相适应的关、城、堡、壁、寨、砦、墩、台等军事设施，和古代军队的驻扎、屯守遗址。随着时间推移，留居这些军事设施内，或生活在其附近的居民，把它作为地物标志 ，用其命名。通过不同类型的军事设施地名，可以窥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特点，如“壁”本是早期战争期间为防御敌人在军营周围临时构筑的土石军事设施，一般不用于军队长期驻守、生活。晋南地区众多的叫“壁”的村镇地名，是和春秋到宋初中原内部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改朝换代战争发生于此地有关，这些战争的特点是以攻击敌方为主要目的，交战时间短。在战争中修筑壁垒，只是作为战胜敌人的临时手段，一般不打算长期驻守。而“堡”是安置军队或居民长期驻扎、生活，和敌人对抗的军事防御工事 ，军事和生活设施比较完善，更像一座小规模的城池，所以《康熙字典》解释说：“堡障，小城也”。晋北地区大量的“堡、寨”等的村镇地名，是历史时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军事对垒，经常性的 大量驻扎军队的战略遗留景观。其他的关、城、寨、 营、屯等地名也是以不同时期的战争遗留下的军事景观作为地物标志命名的。

(二 )地域战争文化的影响

长期的战争环境，产生了地域性战争文化，崇拜战争英雄是这个文化的主题之一。不仅用戏剧、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赞美英雄，也把这种文化附着到地理上，用地名来表达愿望。英雄作为战争的产物，直接用英雄的名字来命名地名，以示崇敬和激励后人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如灵丘县、刘胡兰中学、 左权县等。再有，受戏剧、演义小说等次生战争文化的感染，表达对英雄的敬仰形成的地名，如与历史军事英雄薛仁贵、杨家将等相关的地名、除了历史战争活动的遗留外，很多都是来源于戏剧、小说等，如射雁滩、穆柯寨、孟良营等。

山西历史时期不仅出现过关羽、杨家将等中原民族文化中的战争英雄 ，同时也出现过刘渊、石勒、李克用等游牧民族的战争英雄。山西没有排斥这些游牧民族的战争英雄，相反由于石勒等人籍贯是山西，他们的历史足迹和传说也被演化成地名，成为地域战争英雄文化的一部分，通过这种体现汉族和少数民族战争英雄的地名文化景观，可以窥视出三晋文化的兼容性。

(三 )防御文化的影响

在古代冷兵器时期，因为农耕民族缺少良马和骑士等与游牧民族进行野战的优势，中原农耕民族对外战争的主要特点是以防御为主。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战国以后，秦、汉、北齐、隋、宋、明等历代中原政权在北方苦心经营长城，抵御游牧铁骑的入侵。尤其是山西北部，内外长城合围 ，整个晋北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性城堡。并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 隘、堡寨，和长城构筑成一个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在乱世来临之际，山西各地纷纷结寨图存，如晋南阳城县的郭峪城、砥洎城都是明朝末年民间为防御病患修筑的。

这种影响着山西人思维的防御意识，使山西人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应对战争，城、镇、村的外围，必构筑墙垣、城门，更像一个军事堡垒。即使太平时代，山西人的这种防患意识依然很难消除，如山西现存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阎锡山府邸等都是高墙壁垒城堡式建筑，这样就导致了大量城、堡、 寨等富有军事涵义地名出现。至今这种文化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山西人地理命名的思维，如现在的朔州市，把东西外环路分别用当地历史上的名将张辽和尉迟恭的字命名，称“文远路、敬德路” ；南北大街分别命名为“广安街、振武街”。除了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以外，还反映了依靠良将护城，保佑全城平安的防御文化心理。

四、结论

综上所述，山西军事文化地名大量存在于山西城、镇、村等行政地名和山、河等自然地名当中，不仅有直接表达军事意义的关、城、堡、寨、壁、营、屯等外延型地名，还包括记载战争历史和军事传说、表达人们战争意愿、纪念战争英雄的内涵型地名。山西军事文化地名和历史上山西战争频繁是密切相关的，晋南、晋中地区的军事地名多是春秋到宋初诸侯兼并战争及历史战争留下的文化痕迹，受封建社会早期战争如长平之战、石勒传说等影响形成的文化地名多集中在这个地区；从战国以来到明末，晋北地区的堡、寨、墩、屯等军事地名是历史民族战争的产物。近代抗日战争也给山西留下许多军事性地名。

战争和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一样，在特定区域长期存在，就形成文化。在山西战争文化不仅有关、堡、寨等实体景观，还包括许多带着浓郁战争文化气息的地名，其产生除历史战争原因以外，对英雄的敬仰、战争防御意识、渴望和平的文化心理也给此类地名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