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们总是按照西方思维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形态仅有两种,要么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专制政治。中国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因此中国就是专制政治。
其实“民主-专制”的二元政治思维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既不是民主模式,但也非专制模式,而是道义模式。今天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传统的政治形态的延续,依然是道义政治。
在中国历史中,道义还有很多别的叫法,譬如理义、仁义、天道、天理、道、理等。
有学者认为,儒家所说的天道就是民意,而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民意政治,因此中国政治的必然发展方向就是民主政治。他举了很多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句子。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
说天道就是民意,原则上是正确的。中国传统中,尤其是“三代”所盛行的“天”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神,是一个虚体,没有独立的情感和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情感为情感,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天也更多是天然之天,其含义更多是自然。正如清朝名儒戴震在其名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言:“天理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即自然而然,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物理的自然。
但是,把民主等同于天道中的民意就是大谬,因为天道中的民意涵盖范围比民主的民意大的多。天道中的民意,不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而是所有时间的,天下所有人的民意。而民主政治中的民意,只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这样的民意不能叫天道,而只能叫私见。以私见为基础的政治,中国传统中叫朋党之争。
尽管美国人口有3亿多,但是相对世界70多亿,相对于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中曾存在的所有人口,还是一个小朋党。即便美国的民主制度理想发挥,真的能够体现3亿美国人民的民意,在世界范围内,在天下范围内,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不过是朋党之争。更何况,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未真正体现过当下全体美国人的民意,而只是体现一小部分“精英”的民意,可谓是朋党中的朋党之争。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谓同然?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
同然即共识,但不是一时一地人的共识,而是“天下”“万世”人的共识。孟子用“天下”和“万世”两个关键词,也是两个维度来界定同然,界定共识。天下就是现在说的全球全世界,万世不仅包括当下,还包括历史,甚至还包括未来。
民主选举不仅排除了其他国家的民意,而且也排除了历史的民意。因为民主政治的选举程序决定了,不仅本国之外的人无法参加选举,而且死去的人也无法参加选举。
因此,道义是最高级别的民意,是“同然”之民意,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全体人类之公义,不仅涵盖当下之民意,更涵盖历史之民意。民主政治所反映的民意,则是低级别的民意,是一时一地之民意,是某个民主国家中的当下民意,仅仅关注当下之民意,而忽略甚至否定了历史之民意。
孔子把顺从当下一地之民意的人称之为“乡原(愿)”,并痛斥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对乡原做了进步一的解释:“阉然魅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乐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也就是乡原之政。即便理想发挥,民主选举程序所选出来的总统也不过是一个个的乡原罢了,一个个的德之贼罢了。
所以,以民为本的儒家绝不谈民意,而只谈道义。政治状态好坏的衡量标准不是当下民意,而是道义。最好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有道,最坏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无道。最好的皇帝是有道之君,最坏的皇帝是无道之君。
即便是农民自身,也从不以民意为最高价值,同样以道义为最高价值。历次农民起义从无以民意为旗号者,而皆高举道义之大旗。宋江在梁山树起的杏黄旗上写的是“替天行道”。农民起义中的“起义”,就是仗义起兵。“义军”就是道义之军。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的序中写到:“余少读《论语》端木氏(子贡)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性与天道在是。”
戴震对子贡的话的解读是,孔子的文章可从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并不突出,而孔子对性与天道的阐释却是独一份,其他地方得不到。
引用戴震的这段话,是想表明,他认为天道起源于易经,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天道、道义理念就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认识是儒家之主流。而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则是尧舜时代的事,这意味着远在政府出现之前,道义就已经成中国固有传统了,中国就已经历史悠久的道义社会了。
这样一来,道义就构成了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必须成为一个倡导和践行道义的政府,才能够在中国存在。道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无道的政府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就注定会被人民奋起推翻。汤武革命,以及秦汉之后历次的农民起义,包括共产党的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有道代无道,有道摧毁无道。
因此,可用八个字概括夏以来的中国历史:铁打的道义,流水的朝代。
自农业尚未出现的伏羲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是道义社会。到了尧舜时代,政府开始出现和存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道义属性。并非政府摧毁了道义,而是道义俘获了政府。不是道义依附于政府,而是政府依附于道义。
现代西方人常说的话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自以为很高明。殊不知,自政府在中国出现起,中国就把权力“关进道义的笼子”。现代西方人沾沾自喜地认为“宪政”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发明,殊不知,自政府出现以来,中国就是“宪政”的,用道义来限制政府,即儒家所说的“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道义就是中国永恒的宪法。
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高度推崇尧舜之道,因为尧舜时代是政府在中国的初创时期,是政府的最早形态,尧舜等中国最早的政府领袖在行为方式依然是传统的民间的,他们不仅主动自愿地践行传统的道义,而且也正是他们设计了道义政府的基础框架,用道义为政府立宪,把政府关进了道义的笼子。
目前有一些不明就里的所谓的“新儒家”们提出要搞“儒家宪政”。殊不知,儒家本身就是宪政的。新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儒家的,也是宪政的。道义在中国是超越时代的,超越朝代的,超越政府形态的。任由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政府变革,道义都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