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以来，山东在财政收入、人均GDP等领域不断被其他省份反超，省内大多数城市在全国城市的排名中不断下移，甚至省内高校在全国高校排名中也在不断下移，那么，我们用什么证明一个大省在新世纪新时代里的成长？
2018年3月，我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表了原创评论文章《从广东到山东，我们不是落后，是梦想不够！》，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转眼间，3年过去了，此时回望过去的时光，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过去3年，我们见到了一个努力的山东，看到我们山东在意识转变、产业转型等领域取得的许多成果。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相比3年前，在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上，山东的表现并不尽不如人意。
2017年，当时山东省公布的GDP数字为7.27万亿，与排名第一的广东省相差1.7万亿。
过去3年，因为增速变缓及挤水份因素，到了2020年，我们的数字为7.31万亿，基本停在了2017时公布的数字区间，与广东的差距变成了3.8万亿。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时光似乎静止了3年前，我们经历了“失去的三年。”
让人遗憾的，不只是我们与广东、江苏等经济强省的差距越来越大，也包括我们不断被原来居后的省份超越。
我是有过多年广东工作经历的山东人，因为是湖北女婿，除了广东与山东，我关注最多的省是湖北。
2009年，湖北省人均GDP数值只有山东省的60%左右，到2019年，山东在这项数据上被湖北反超。
只是10年，沿海山东对一个内陆省份的巨大优势，被抹平，被反超。
2017年时，山东人均GDP方面排全国各省市（不计港澳台）第8位，2020年时，我们被重庆与湖北越过，落到全国第10位。2019年时，山东人均GDP数字甚至落后于全国平均线，直到2020年才勉强与全国平均线持平。
这些年，我们忙着对标粤苏浙，其实我们更应该去看看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贵州这些内陆省份，看看他们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
归纳山东的过去三年，也许可以这样说——山东在经济总量方面与领先诸强差距越拉越大，在人均方面又不断被后面的兄弟省市超过，如果三年前根据当时的数字我说山东并不落后，那么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一些领域是真的落后了。
得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结论自然会引发一个疑问——据我所见，山东普通民众很努力，山东官员也很努力，山东的各种资源秉赋比起粤苏浙来说是不算差，为什么在经济发展领域却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我从来不是一个唱衰山东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确出现了一些让人可以借机“唱衰”的表现。
骄傲的地方，往往隐藏着我们如何正确面对挑战的答案。山东经济增速的乏力，也许与我们骄傲太多反而动力不足有关。
我们不妨从骄傲之处寻找线索。
山东的骄傲之处，有这样两点是值得关注的：
一是工业体系的完整。联合国划分了41个工业大类，我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大类的国家。
此外，全世界还有一个省级政区拥有这全部分类的工业体系，这个省是中国山东。
中国是十四亿人口及上千万国土面积（包括海洋国土）的大国，拥有超全的工业体系，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山东拥有全面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广博的工业制造与供应能力，山东自然也就成了国家工业稳定的中流砥柱之省，提供系统而全面的各种工业产品。
二是强大的农业供应能力。2020年，山东成为中国第一个农业产值突破万亿的大省。作为第一农业大省，山东省以占全国1%的淡水和6%耕地资源，产出的粮食、肉类、水果、蔬菜、水产品、花生产量分别占到全国8%、9%、10%、11%、13%和16%。
这意味着，山东同样是中国农业稳定的中流砥柱之省，保障国家的农产品供应。
超全的工业门类，强大的农业经济，是山东的骄傲，是国家稳定的压舱石，同时，对于山东经济来说会必然形成另外的影响。
一是工农业的发达所形成重心惯性会导致深厚的工农业氛围，第三产业相对不被重视，相对苏浙等省，山东的第三产业比例是相对较低的。
二是工农业门类过于齐全，其效率方面就很难完全兼顾，所以山东工业齐全，但是缺乏高利润工业。
农业经济发达，则会导致农业人口相对较多，同样会导致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因为农业的效率相对工业来说总是相对低下的。
山东拥有强大的农业，在全省形成了深厚的农业氛围。我们的农村人口比例仍是比较高的。
工业企业效率相对较低，第三产业比例较低，农村人口比例较高，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市场制造财富能力不足，市场消费相对不足，民间财富不足，市场经济缺乏动力与活力，全省都面临着如何提振经济与增加活力的挑战。
中央对山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与乡村经济振兴寄予厚望，显然是十分有针对性的。
在对山东的持续观察当中，我提出了乡土山东的观点。
你有没有过样的感觉？打开山东的媒体，很多节目好像上世纪录制的；走进山东的乡村，千篇一律的建筑外观还停留在上世纪的模样；观察山东的酒桌，仍然津津乐道于繁琐而无益的那些规矩。
在我看来看，这都是典型的乡土社会特点，安于现状，缺乏成长。
山东的乡土社会过于成熟，导致今天的山东很难进入真正的商业时代，在城市化与工业化指数不断提升的时代，山东整体仍然呈现出明确的乡土社会的特点，无论是物质外观，还是精神内涵，一座城像一个村，一个省还像一个村。
对于山东经济来说，各地都是一个念头，总想自己做好一切，而不是展开区域协作，分工合作，其表现就是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严重滞后。
时至今天，我们不但实现不了对跨省一体化区域的打造与引领，甚至在内部的一体化都缺乏经典案例。
每一座山东城市都更像是自我孤立的状态中发展，无法形成合力效应，也就不存在带动效应，表现在各个城市特色上，就是大者不强，小者不精，缺乏代表城市。
作为中国第三经济大省，却没有一座城市能列入中国城市经济总量排行的前10名。进入新世纪后，山东大多数城市在全国城市GDP排行榜里的位次都在下移。
2020年，济南市经过多种努力，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可喜可贺，同时也有一个情况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全国这么多省份，为什么只有我们的省会处于本省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除了先天历史地理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我们之前认定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不是更有利全省经济的发展？
我们如何打造出一种既能推进城市协作，又可以形成良性竞争的区域经济布局？
过去3年里，通过学习取经与对标，山东采取了大量追赶领先者的措施，到现在回看，这些措施效果并没有预期那样好，无论是在企业引进还是人才引进方面，我们似乎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表现。
探索其原因，一方面这些措施的实效需要更多时间展开，一方面有一点值得讨论，是不是我们的制度建设存在完善的空间？
在我看来，很多时候一些缺乏实际执行效果的制度成了达成初衷的制约。以两个山东媒体曾公开报道的事件为例：
2019年有这样一则济南新闻，《博士想把户口迁回济南：跑了一年多没办成 都和工作人员混熟了》。
没有办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原户籍处需要他提供准迁证，而山东方面因为制度原因，没有那个部门能给他开出准迁证，于是局面就很尴尬，一方面我们想引进高技术人才，一方面我们的制度并没有考虑现实的全部情况，也就把人才拒之户籍之外。
备注：从网上查询，确有其事，属于特例情况，目前已经解决。
2019年，有这样一则青岛企业的新闻，《哪的问题？青岛这家互联网公司说“我们太像凤岐茶社”》。新闻的内容也并不复杂，青岛市一家创新型的企业，因为没有遇到创新型的本地扶持制度，企业处处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两个新闻的后续结果如何我并没有跟进，但是这两件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孤例。
在山东，我们制定的一些制度有时成了回避问题的理由，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的工作人员往往热情的告诉办事者为什么不行，却无法告诉你这样不行还有什么其他的合理解决方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果我们制定制度并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就无法通过制度表现出吸引人才与企业的诚意，那么我们制定那些制度与优惠措施有何意义？是不是更像在走一个过场而已？
正如我从前在文章中所提出那样，我们究竟是重视人才，还是重视“重视人才”的这个形式？
近年来，为了博眼球，赚流量，网上出现了大量“唱衰”山东的文章，很多文章将山东缺乏活力的原因归结于山东官僚主义太盛，批评山东人太喜欢体制内。
其实，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说，官僚主义并非只有负面成份，亦有其正面意义之处，而且在中国，也并非只有山东人喜欢进入体制内。
比如，这样一则关于深圳某中学的新闻：2020年，该校新入职66个老师，全部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硕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后6人，超过40%的老师，是超一流的高校博士，不乏剑桥、牛津、清华、北大等顶尖学府的毕业生。
这么多的高技术人才挤进深圳的义务教育系统，这跟山东人喜欢考公务员与事业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职业方向的自由，我们不应该批评任何人在职业选择方面有求稳的考虑。
而山东的挑战在于，除了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人们未将其他领域的工作看成是体面的职业方向，除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与国企等体制内保障性较高、竞争性较低的领域，人们往往觉得其他领域的工作不算是正式的工作，对于服务业领域的工作甚至会有轻视的态度。即使是一些省内的服务业从业者，甚至有反商业的态度。
体现在具体的行为当中，人们对于提供服务往往有一种不耐烦，只图自己方便，而不是考虑服务业的出发点应该如何满足顾客需求上面。
我举自己遇到的例子。
有一年申请安装某著名公司的宽带，需要在墙上钻孔穿线，安装师傅过来，一看墙的厚度比较大，直接对我说，你的墙太厚，我们没有这样长的钻头，打不透，你去办理退单吧！
我挺震惊，这面墙并不算太厚，作为一家大型的宽带服务商，安装人员居然因为没有配备长钻头，生生把一个顾客拒之门外。
因为已经办理好了各种手续，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去退款再找另一家服务商，于是我到街上随便找了一位师傅，他带着工具赶来，收了10块钱，就把墙钻透了。
我很纳闷，那么大一家公司，在配一根长点的钻头与放弃一批有同样情况的客户方面，他们居然选择了后者，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反商业思维吗？
再以网上购书为例说说我遇到的情况，我喜欢在旧书网站购买历史文献资料，同时下单，反而总是远一些的江浙一带更快发书，更快到过达，往往省外的书已经收到了，省内的书店还未发货。不按承诺及时发货，店家也懒得给你说一下。
有一次问一个卖家为啥一周了还未发货？他说：哦，回老家办事，等回来再发。
在他眼里，一个订单并非一个契约，而只是自己啥时方便才会考虑的选择，如此思维，量的突破都很难，又如何实现质的成长呢？
这些年在山东工作，基本跑遍全省，观察比从前更丰富一些，既感动于山东人的纯朴与坦率，又有一种越来越大的担忧——我们在职业态度上，一个普遍的态度是努力而不用心，求稳而缺乏求进。全省处处一团模糊，处处一团和气，对于工作技能不去钻研，对于工作效率不去重视，往往安于现状，安于岁月静好，导致的结果，专业性不足，缺乏成长性。
这样的态度持续，一两年或看不出问题，但是十年二十年后，就会发现被用心者远远抛离，无法跟上时代。
固然山东这些年也在成长，但是成长性相对不足，于是就表现出刚开始所说的局面，时间越久，落后越多。
即使我们开始追赶，却仍把追赶的主要方法，放在旧的方式上，总觉得原有的工具箱里能够找出解决新问题的有效方法。
旧曲循环，如何奏出属于新时代的乐章呢？
我们现在回顾山东的辉煌，主要停留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那时，我们见到一个创新的山东，奋斗的山东，人们敢作敢为。
至今而言，我们今天的主要企业都在那个时代涌现并实现辉煌，我们的城乡面貌多在那个时代基本定型，然后接下来的时光里，我们的知名企业还是当年那些企业，再看看我们今天千篇一律的城市与农村，与当年相比缺乏质的突破，那么这些年里，我们都做了什么呢？缺乏务实与创新精神，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海尔当年的辉煌之后，山东企业界一直缺乏真正的成长典范，源于我们的先发优势成了历史负担，乡土山东的背景下，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过程普遍遇到瓶颈，往往成了垄断并窒息本地市场又走不出本省的土巨人。
当然，近年来的山东企业界并非没有新的榜样，比如带领中国重汽实现重生的谭旭光就值得我们关注。
谭旭光所做的企业改革，是真正的改革，敢于克服一切压力，敢于大张旗鼓地推动真刀真枪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追求企业效率，从而给老企业注入了新活力，短短时间内让重汽车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
可惜的是，这样的案例在今天的山东所遇太少，当年只有一个张瑞敏，现在只有一个谭旭光，山东缺乏具有让企业家更具市场魄力的社会环境，然后就自然会出现市场经济缺乏活力的整体局面。
乡土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熟人社会，人情关系盘根错节，于是一旦涉及到众多利益的改革，就很难推动下去。
这么多年里，山东在一些改革领域缺乏魄力进展不大也就不难理解，比如全省开发区体制改革，主管部门决心很大，但是进入到具体实施层面，在去行政化、提升效率等方面的实际效果如何，恐怕很难让人乐观。
这些年里我们有很多次改革，往往见不到真正的效果，很多岗位上是不适合的人，适合的人到不了适合的岗位，缺乏有竞争力的岗位，缺乏人尽其才的机制，长此以往，就在岁月静好中而徐徐落下了。
继续说山东的效率问题。
为什么被落下，因为缺乏效率。为什么缺乏效率？很大原因，在于乡土社会思维的制约。
乡土社会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间接交换，不喜欢直接交易，凡事都要找一个熟人作为中介者。
在中国南方商业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社会的运转是交易关系，这件事做了需要什么条件，清清楚楚。
而我们山东，熟人之间往往模糊处事，不直接谈钱，要么以后再说，要么用某种服务进行交换，你能帮我做点什么，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结果，效率极低，还因为这种关系网的方式存在，影响了整体的办事效率，原本一件简单的小事，因为人为增加中间环节，反而导致难办了。
而且，如果人们依赖或热衷于熟人办事，往往会导致既定游戏规则的破坏，影响了社会公平，也降低了办事的效率。
乡土社会的特点，管理机构喜欢过多干预。
比如，山东高速公路的不合理限速，2018年被提起之后，历经多次治理，始终没有完全解决，过一段时间又成为热点，反复被网络媒体报道之后，出台了一个终极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重点路段全面推行区间测速，主管部门的苦心可以理解，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方式所关心的重点，仍是速度问题而非通过效率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司机自身的素质始终是不放心的，始终是要强调外部的介入与监管。
这种高速公路的介入，其实与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营的介入是一种情形，结果呢？在高速领域，就是车辆进入山东的高速必然跑不快，不敢跑快。
山东的企业在经营当中，很难完全集中精力专心面对市场，而始终面对着各种外部管理的介入，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准备各种汇报材料，迎接各种检查指导，我们假设这些外部介入都是初衷良好，但实际效果呢？
一个企业最需要的是如何把精力用于市场上的竞争，而不是迎接领导的指导与视察，主管部门的介入越多，企业对于市场的适应能力往往会越弱，而且还会形成一种惯性，企业把越来越把更多精力用于寻找本地扶持上面，导致山东出现很多缺乏外部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离开本地的熟悉环境，往往就无法生存。
近几年里，山东工作的一个重点在努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很多地方进展不错，但是有时的实际效果是让人担忧的。究竟什么是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究竟要从什么样的层面实施良好营商环境的打造？
我举一个2019年的小事情。
2019年8月，寿光遭遇强台风侵袭，一辆救灾车掉入排水沟车门被锁，经联系一位开锁师傅水中开车三四十分钟前往最终打开车锁。这次服务共收费300元，市场行为。
当时的买卖双方皆无意见，但是有旁观者录下视频发布到网上，指责开锁师傅不应该收费或者收费过高，由此出现舆论一边倒指责开锁师傅，开锁师傅正常经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只能以各种道歉，这事并因为并不合理的道德审判而结束，最终当地部门介入，开锁收费这件事并无明显违规，最终以没有“明码标价”为由对其顶格处罚5000元。
这事不大，但在我看来，这事却是地方营商环境的一次检验，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交易双方都无意见，却有不相关的观众与不应该介入的管理部门出现，导致提供有益服务者受罚的局面。
我们说的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并不只是要服务好大企业、大项目，而是要服务好市场上的所有主体，所有人，即使是一个街头经营的小贩，我们也要想尽办法让他可以安心摆摊，而不是总想着如何去管理他，干预他，让他们可以安心做事，而不是总是陷于各种不必要的介入与监督当中。
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这件事做不好，我们的营商环境就很难摆脱原有种种评价标签，我们的招商引资效果也会大受影响，继续出现场面很大，效果有限的局面。
因为时间与精力有限，对山东认识有限，这篇文章只是有感而发，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梳理与分析，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虽然我认为山东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多是在成长中只要有魄力可以解决的问题。
三年前，我认为山东要开创新局面，需要有干好大事的魄力，要敢于上真正的大项目、大工程，需要梦想级的工程，而现在，我认为最需要的是干好小事的能力，细节决定成败，我们的模糊与粗糙之处实在太多了，我们将精力更多用于对事的关注而缺乏对人的关心，简单来说，我们注重这件事能带来什么现实回报，而不是我们能给办事的人创造出什么样的良好环境，让他得到什么样的回报，长此以往，自然形不成良性循环。
在具体实践中，少务虚，少整材料上的典型，多务实，多做现实中的服务。
最后，分享一件让我很有感触的小事。
2020年底，一场大雪中，我去隔壁小区拜访一对由北京落户威海的年轻夫妻。几年前，他们计划南下深圳发展，安排行程决定先来我所在的城市转转，结果爱上这里，旅行变成定居，直接落户在这里。
生活数年之后，他们仍很开心自己的选择，“这里不只空气质量好，环境优美，而且这里的人更好，街上问个路对方热情得恨不能直接把你送到目的地，这里的办事效率很高，服务很热情，我们深深的爱上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希望。”
我想，他们在这里看到的希望，也是我由广东回到山东生活八年里所看到的希望。
这些年里，我们失落之处太多，但也应该于失落处看到希望，山东人一不靠政策扶持，二不靠资金注入，主要依靠自我努力而实现了本省的良好发展，在适应新时代的方面固然观念转换慢了一些，但这并非无可解决的问题，将梦想的浩荡与细节处的务实如能结合在一起，我们会见到一个新的山东。
回到题记中的问题，山东拿什么证明自己的成长？
我觉得不是某项数据排名很好，不是某个场景辉煌灿烂，而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除焦虑，不去抱怨，看得到远处的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用心工作，用建设与实践去实现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一个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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