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地位的提高，是进入宋代以后的事情了。宋代关羽信仰盛行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关羽作为对抗北方民族入侵的国家守护神，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二是三国故事的普及，以及朱子学确立了蜀汉正统论；三是晋商中开始出现真正的关帝信仰。
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在北宋时期，北方受到辽（916—1125年）的侵袭，西部受到西夏（1038—1227年）的侵袭；在南宋时期，北方受到金（1115—1234年）的侵袭，并最终为元朝所灭。在这一过程中，宋朝为了弥补衰弱的军事实力而向众神祈祷。从唐代起供奉关羽的玉泉寺，在宋代战争期间得到了皇帝的恩惠。
建立北宋的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三年（970年）选出古今忠臣义士二十三人表彰功绩，并为其坟墓设立三户守墓人实行祭祀，关羽便是其中之一（《文献通考》卷一〇三）。《湖北通志》卷十八中将玉泉寺附近的关帝陵庙作为关羽的坟墓，认为其祭祀始于南宋，但事实并非如此。此时，刘备、诸葛亮和张飞也包含在二十三人之中，得到同样的待遇。但与刘备等人不同的是，关羽自唐代以来便在玉泉寺中受到祭祀，入宋以后也继续得到恩惠。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朝廷出资修缮了玉泉寺中供奉关羽的显烈庙。此后，玉泉寺的祭祀逐渐变为官方祭祀。例如，哲宗于绍圣三年（1096年）赐予玉泉寺上书“显烈”二字的匾额。匾额上的题字当然源自显烈庙之名，但据说也是因为其父神宗在远征交趾（今越南北部）时，关羽曾显灵英勇战斗，拯救了陷于困境中的宋军。于是，玉泉寺在作为“海内四绝”之一的天台宗发祥圣地的同时，由于寺中有受皇帝保护的关羽显烈庙，遂成为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寺院。
北宋末年，随着战事的增加，关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徽宗先于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后于大观二年（1108年）封其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封其为“义勇武安王”。这不仅是从“公”到“王”的爵位提升，而且加上了象征武德的字眼。
面对觊觎中原而南下的金，北宋举国对抗。徽宗在军事上无计可施时，便赐予关羽以至高的名号，这一行为被后世的历代帝王继承（参看表1）。这些封关羽为王的祭典仪式都是在玉泉寺显烈庙中举行的，因此，显烈庙成为救国济民的官方祈愿所，关羽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逐渐受到崇信。
靖康之变（1127年）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南宋朝廷继续对关羽进行册封。建炎二年（1128年），建立南宋的高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1187年），孝宗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但在南宋时期，诸葛亮也被封为“威烈武灵仁济王”，可见南宋并没有将国家守护神限定为与赵氏既不同姓也不同乡的关羽。而唐代便以与皇室同姓的李聃（老子）为祖先，将道教的地位置于佛教之上。如果只考察关羽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并不能解释关帝信仰发展壮大的原因。
在考察军事行动以外的因素时，我们可以从加封关羽的敕文入手：“雨阳必以告，神灵之气顿起，灵威显现。”由此可见，关羽还有军事力量之外的威力。关羽不仅是国家守护神，而且具有调节旱涝灾害的民间守护神的性质。不仅作为伽蓝神和武神，而且演变为庇护民众安宁的神，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羽成为财神的可能性，而这与关帝信仰的扩大直接相关。在宋代，文献中能够确认的单独供奉关羽的庙就有七座，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羽诞生地解县的关圣庙的修建，但我们无法找到唐宋年间对于此事的明确记载，在明末的《万历野获编》中倒是留有记录，不过也不能排除后世附会的可能性。
宋代关帝信仰扩大的第二个原因是《三国志演义》的源头“说三分”的普及，使人们对《三国志》的故事有了生动的体会，于是蜀汉的地位便提高了。在与《三国志演义》相关的评话中，已经形成了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的观点。
与之相反，北宋时期国家层面是将曹魏作为三国正统的。北宋作为统治中原的五代的后继者，平定了分散在长江流域等地的十国而统一中国。为了彰显自身的正统性，北宋以曾经统治中原的曹魏为正统。司马光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中认为，从中山靖王到刘备的家谱并不可信，所以使用曹魏年号记载三国历史，对蜀汉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质疑。
激烈反对这一观点的是集朱子学之大成的朱熹。朱熹高度评价诸葛亮之“义”：“论三代以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后来朱子学受到理宗的尊崇，南宋时期无论是民众还是文人，都普遍怀有支持蜀汉的态度。南宋被金侵占了中原地区，只能偏安于长江流域，收复中原一直是朝野上下的目标。诸葛亮为收复中原而在北伐中去世，在南宋看来，他是足以反映国家理想的英雄人物。
我们可以认为，对关羽的信仰也是在这种抱有蜀汉认同感的背景下扩大的。但象征蜀汉的人物既有刘备，也有诸葛亮，并不仅仅限定为关羽一人。北宋末年，岳飞被力主宋金议和的秦桧杀害，后于淳熙五年（1178年）被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又被追封为“鄂王”。作为救国英雄，岳飞被供奉于岳王庙，1914年以后，与关羽合祀于武庙。清代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中这样描述岳飞的出生：
父母生他时节，梦见一个金甲红袍、身长丈余的将军，走进门来，大声道：“我是汉朝张翼德也，今暂到汝家。”说毕，即时分娩，父亲因此就取名为飞。
这段文字是为了说明岳飞是张飞的转世。就在民众中受欢迎的程度而言，张飞并不逊于刘备和诸葛亮。但在这些三国人物中，只有关羽被当作信仰的对象受到了广泛的崇拜。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即第三个主要原因——晋商的关帝信仰。
在解县出生使关羽成为财神。关羽的出生地解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盐产地。日本是被海包围的岛国，有“赠敌以盐”的说法。尽管如此，武田信玄依然曾为盐的不足而苦恼，可见盐是很难得到的。另外，英语中“salary”（薪酬）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语中的“sal”（盐），因为古罗马用盐支付薪酬。这些都反映出盐在古代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采盐的场所是有限的。西汉武帝时期，巨贾出身的桑弘羊提出实行盐的专卖制度，并从此推行开来。国家向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盐征税，导致民众因生活负担加重而日渐穷困。而且，在儒家观念中地位低下的商人向民众贩卖食盐，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遭到了儒士的反对。在武帝之后的昭帝时期，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遵从外戚霍光主张的“贤良文学”等儒士围绕是否实行盐铁专卖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由桓宽整理为《盐铁论》，流传至今。此后，儒家士大夫也会不时批判盐的专卖，但由于专卖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中国历代王朝都沿用盐的国家专卖制度。
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无论其价格上涨还是下跌，对民众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国家衰败时，盐的价格就会因为税目滥增而上涨，结果就是导致售卖私盐的商人横行跋扈。尽管政府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但不久之后这些商人中就出现了拥有武装并公然抗法的人。作为唐朝灭亡一大推动因素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就是由售卖私盐的商人王仙芝发动的。
宋代严格地实行盐的专卖制度，即“榷盐法”，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由国家执行。唐代以前的古代国家以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基础，而宋代以后的中世国家则重视商业，注重由国家独占商业利益。但宋代军事实力较弱，逐渐陷入了军费不足的困境，经常需要向商人求助。不久之后，盐的专卖制变为“通商法”，即国家将售盐业务委托给商人并从中征税。晋商的势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壮大的。
“晋商”是指出身于山西、陕西两省的商人和金融业者，在明清时期，他们与南方的徽商（新安商人）成为中国商业界的两大势力。晋商与清朝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依托自己的财富垄断了票号（汇兑行业）、钱铺（汇兑、银行业）等金融业。其活动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华北、华中地区，到1905年前后的清末，北京的金融业店铺中大约一半都是由晋商经营的。众所周知，蒋介石是盐商的儿子，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孔祥熙则是晋商出身。
“士农工商”的说法在日本也有，由此可见商人为儒家所贬抑的地位。尽管如此，山西还是有很多商人，《五台县志》是这样解释其原因的：
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
自古以来，山西的耕地不足而人口众多，因此当地人不得不转而从事商业。就地理位置而言，山西位于从西域到长安的丝绸之路的延长线上，而且占据了该路线与从今乌兰巴托南下经大同、开封直通广东的南北交通线交叉的交通要冲位置，因此自古以来就商人辈出。
另外，山西也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峙的军事要地，战事所需的庞大军费就是由盐商负担的。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长期交战，利用盐的专卖保证了边境军需用品的供应。随着范祥的盐政改革而实施的“通商法”规定，国家在将盐卖给商人时征收一定的税，之后则允许商人自由销售。但其销售区域（即通商区）是由国家划定的，不能到其他的通商区进行销售。晋商向边境输送银、铜钱以及粮草，以此换取盐的销售许可证“盐引”，持盐引到生产地取盐售卖。作为京城与边境之间最大的盐产地解池的盐商，晋商开始崭露头角，借助“通商法”迅速发展壮大。
晋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将同乡关羽作为守护神加以崇拜。被儒家贬抑的晋商将义神关羽作为守护神，其目的在于宣扬自己的地位。宋代财政收入的八成用于军费，而盐税在税收中占了五成。从事售盐生意的晋商，由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正是因为关羽是他们的守护神，宋代朝廷在战争之际遂向关羽祈愿。关帝信仰作为联系商人与国家权力的手段而日渐扩大。
宋代关帝信仰的发展，比起前面所揭示的第一个原因（为应对北方民族入侵，作为国家守护神而受到很高期待）和第二个原因（三国故事的普及，朱子学确立蜀汉正统论），更重要的因素是晋商的关帝信仰及其实力的壮大。
节选自渡边义浩著、李晓倩译《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