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读了陈力丹、陈辉的《2016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一文，对当下中国新闻学研究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我十分赞同陈力丹教授的判断：“2016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总体呈现不均衡状态。鉴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迅猛展势，学界对传统新闻传播面临危机的回应性研究、现实传播情势的研究较多，但基础理论研究单薄。”毫无疑问，大家都认为当下我国新闻学研究完全不能满足面临互联网冲击和传媒转型的新闻业的需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今我国新闻学不是蓬勃发展吗？那么多新闻院校，那么多硕士点博士点。在知网上一搜，新闻学论文一大堆。在以数量为主高校学术评价体系驱动下，新闻学研究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理论创新其实并不多。近年来，在部校共建的推动下，新闻学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这是好事。但这些钱一部分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一部分用于应用研究，特别是对策性研究，用于基础研究的并不多。更为遗憾的是不少青年学者往往把大好年华耗费在无足轻重的研究上。综上所述，高校内外的力量都难以推动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闻学科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危机。
陈力丹教授在文中还指出：“面对这样快速的传播技术发展，中国新闻学研究总体上没有走在互联网趋势发展的前面，而跟在后面做一些阐释性的工作不该是学界的主要任务。传播技术每隔几年就会发生重大的技术革新，新闻学研究不能停留在不断描述新传播形态的“特征”上，而要相对宏观地研究互联网发展对社会、对人的大脑思维的影响。网络发展的任何一种趋势都是双刃剑，指出可能的负面影响比点赞正面影响更重要，纠正不科学的偏见认识更为可贵。未来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形态，传统媒体的衰落是无可挽回的，新闻学研究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传统媒体摆脱困境的措施建议上。”我认同新闻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描述上，我也赞成“向社会不断提出忠告、警告，才是学界的责任。”的看法，批判和反思一起是人文学科的传统。问题是只有批判够吗？对于新闻业来说，建构同样重要。实际上近年来，重建新闻学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下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疆域，在《2016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一文中把新闻学研究划分为七个方面：1、新闻舆论观研究；2、新闻理论研究；三、新闻传播业务转型研究；四、新闻业务研究；五、新闻从业者研究；六、新闻传播法治研究；七、新闻传播史研究。这应该是目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诚然，新闻学还是取得一定的成果“这年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进展主要体现在数据新闻研究、新闻传播从业者研究、互联网条件下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研究、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这些成果要么是历史梳理，要么是微观层面，缺少在宏观与重大问题的审视，正如陈力丹教授在最后一部分论述中所言：“中国新闻学研究应引领人们认识新传播环境”。
个人认为当前新闻学研究有两大软肋：一是囿于新闻业务和内容生产领域以及相关问题研究，新闻学研究不应限于内容生产，还要涉及传播、消费、经营以及整体宏观的把握。二是新闻学研究已经延伸到传播学，但还不够。如“新闻传播业务转型研究”，我认为媒体转型不能停留在业务层面，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层面和制度层面。我曾提出过“新闻学不仅要走进传播学，还要走出传播学。”的观点，新闻学研究还需要应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以及自然科学多学科理论来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应该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驱动力。不要以为我在黑新闻学研究，反而我认为新闻学研究大有可为。
在中国人民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的论坛上的一个论坛上，我斗胆提出了把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改名为“传播学与传媒学”的设想，而新闻学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二级学科。尔后《新闻记者》发表了我的论文《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到“传播学与传媒学”》，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除新闻学以外学者强烈共鸣。可能有的新闻学者认为我背叛或抛弃新闻学，NO！作为新闻学教授兼高级记者的我怎么能抛弃新闻学，我在保卫新闻学好吗？而我的保卫不是防守而是进攻，是让新闻学研究走出狭小的天地，置于更大的时空中。另一位新闻学泰斗李良荣教授描述当今的新闻业格局是“小新闻，大传播”，我加上一个“新业态”。诚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可能是胡言乱语，只为抛砖引玉，欢迎新闻传播学界各位老师拍砖，而我更愿意听到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建构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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