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连载我的研究生李兴丽同学的优秀硕士论文，希望对赶写论文的同学学习、借鉴。）
目录
1绪论1
1.1 前言1
1.2 问题提出与假设2
1.3研究对象及范畴3
1.4相关理论的梳理8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11
2社交媒体上的医患交流12
2.1 临床问诊：错位的医患交流12
2.2社交媒体：交流场域的重构14
2.3医患交流的微博话语分析19
2.4关系转换：从“导师”到“伙伴”27
3 关系传播与信任感搭建28
3.1 信任的生成机制29
3.2影响信任感搭建的可能因素34
3.3讨论38
4 结论39
4.1 研究结论39
4.2 对医疗信息化及医患交流的启示41
4.3 结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说明42
注释44
参考文献46
附录47
后记48
1绪论
1.1 前言
2013年12月，一张照片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这张大约拍自19世纪80年代的照片上，苏格兰医生梅藤更与中国穿长袍的儿童患者在走廊相遇，相互弯腰九十度行礼。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相敬相亲，令当下关系紧张的医患双方分外感佩。
中国传统医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无伤也，是乃仁术”(《孟子·梁惠王上》)、“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自序）)等，强调的都是生命珍贵、医乃仁术的行医思想。崇高的医德，加之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中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二者的有机结合成功塑造了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的医者形象，也搭建了传统社会医患双方的信任关系。
然而，医改三十多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患关系呈恶化趋势，据中国医院协会调研报告显示，近几年来，我国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的医院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至2012年的63.7%[]。另据中国医师协会不完全统计，仅2013年全国影响较大的伤医暴力案件就有16起，其中温岭杀医案成为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而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2月，仅新闻媒体报道的伤医事件就多达7起，这个二月因此被众多医生称为“医疗界近年来最黑暗的一个月”。
医患关系的恶化，毋庸讳言，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涉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补偿机制不合理、宏观效率低下以及过度商业化等诸多体制性问题。短期内，在上述众多体制性问题难以获得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作为影响诊疗效果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医患双方的交流情况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不断涌现的“八毛门”、“缝肛门”、“烤死婴儿案”等公共医疗事件，更是直接将医患双方的交流困境推至舆论的中心，也把医患双方置于不信任关系的两端。中山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临床医疗纠纷和医患不信任情况，是由于医患之间沟通不足或沟通不畅造成的。[]在医疗事件中，医院方凭借医疗信息的专业壁垒，在医患交流中处于保守的优势；而劣势一方的患者（公众）对该类事件的认知往往受到媒介塑造，即媒介建构的“拟态”真实构成了大众头脑中的主观真实。医患双方缺乏对等的话语权，最终导致交流不畅，不信任感如影随形。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诞生，为医患双方的交流开辟了一条新通道。2011年以来，全国多家医院先后发动医护人员开通微博等社交媒体，鼓励医生利用自媒体主动“发声”。原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的新浪微博@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凭借幽默泼辣的语言，在开通的3天内，粉丝数量飙升至 11万，网友大呼“原来医生也这么有爱！”。
截至2014年2月，新浪微博上，像于莺一样经过身份认证的医生微博账号已达四千多个，未经身份认证的普通账号达九万之多。以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微博群为代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医生开微博的热潮。这些医生的粉丝多则两百多万，少则几十万、几千，以微博等社交媒体为平台，医生可进行广播式的医学知识科普、也可以进行公开或私密的病患信息交换、还可以将同行间的专业辩论公开化。可以说，社交媒体技术重构了医患交流的社会语境，打破了以往双方交流的封闭性“围墙”，形塑了一种开放的、流动的新型医患交流形态。
1.2 问题提出与假设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建构的新型语境下，研究假设，在开放、交互、即时的社交媒体上，医患交流在宏观话语情境、中观网络关系以及微观叙事三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医患信任感在新的传播关系与形态下得以重新搭建并强化。对这一假设的验证和对信任感影响因素的探索，将是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对健康传播议题的一次有益拓展，可以为运用社交媒体改善医患关系提供切实参考.验证这一假设，笔者需要解答以下三个问题：
1.以“开放、交互、即时”著称的社交媒体将会对医患交流产生何种影响？
2.以去中心化、传播关系化为特征的社交媒体为什么可以为医患信任感的搭建提供特殊的社会土壤？
3.在社交媒体的全新场域里，医患搭建或深化信任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可能存在哪些关键性影响因素？
论题一从宏观层面考察社交媒体为医患交流开辟的新的话语情境，论题二从中观层面探讨社交媒体的关系化传播对医患交流带来的根本性变革，论题三从微观层面深入人际交流与社会认知的语境，解析医患信任感搭建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以医患之间苦痛的交流为中心，动态地观照双方的信任感搭建，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交叉运用传播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将社交媒体视野下医患信任关系建构的议题推向深入。
1.3研究对象及范畴
本研究基于社交媒体，讨论医患交流与信任感构建过程，核心论题在于以“医患交流”、“医患信任”为内容的健康传播，同时需要对社交媒体以及信任理论进行文献梳理作为理论分析的工具。
近年来，随着国内医患问题的集中爆发，学界对医患关系的研究呈现不断升温的状态。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服务平台提供的数据为例，以“医患关系”为主题的论文，从1997年的151篇飙升至2013年的1956篇，“医患交流”、“医患沟通”、“医患信任”的论文数量和检索数量也出现同等程度的上升。
1.3.1国内的“医患交流”研究
医患交流，即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是指医患双方围绕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相关问题，以医方为主导，通过信息的全方位交流，科学地指引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治疗方案的认定及配合治疗，使医患双方形成理解、达成共识并建立信任合作关系，最终达到祛除疾患、维护身心健康的过程[]。广义上，医患交流的医方主体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医疗机构的其他人员或医疗教育工作者；患者指除“医”以外的其他社会人群。在本文中，为使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医患交流的“医”方主体采取狭义解释，即仅指医生；患者指除“医”以外的其他社会人群。
“医患沟通”和“医患交流”的相关研究，按照涉及领域基本可以划分为临床实践研究、医学教育研究和健康传播研究三类。
临床实践研究以袁伟伟等人的《我国医患沟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王欢的《医患沟通现状与对策研究》[]为代表，从医疗工作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当下医患沟通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文章认为，医患沟通问题的出现，主要有医患间信任缺乏、医生人文教育缺失、超负荷工作难以保证有效沟通、媒体误导和知情同意制度沟通方式不够完善等几方面原因。在医疗环境难以迅速改变的前提下，作者给出了换位思考、运用肢体语言等应对策略。
医患交流对诊疗效果的影响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以陈冶为代表的研究，选取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院口腔科门诊中就诊的1 32例阻生智齿冠周炎患者，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分组研究。A组采用传统诊疗方式，B组则注重医患交流，鼓励患者提问，有针对性地形成医患互动，达成治疗共识。研究结果显示，B组患者依从性明显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由此，研究者认为增强医患交流可以提高阻生智齿冠周炎患者治疗的依从性[]。
医患交流作为医学教育的一部分，还从语言学角度获得了新的解读。《接诊医生医患沟通中的语言与非语言技巧》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改善医患沟通的可能。作者认为，问候语、介绍语在医患沟通中必不可少，它们可以帮助医患建立最初的信任感；而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医生应避免多项性的提问以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多用开放性提问，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交流模式，从而使信息采集最大化。[]
清华大学赵曙光等人从健康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全国范围内多种职业人员的调查发现，多数公众对医患沟通持“－般”态度，仅有32.6 ％的公众会在医患沟通后，完全服从医生安排。这表明，目前的医患沟通尚存在较大问题，医患沟通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患者依从性的低下，医患交流改进的空间还很大。[]
陈黎和王勇安从人际传播学的角度关注了医患交流中的说服策略。研究认为医患交流可以分为疾病诊疗信息传播和感情信息交流两个信息层次，并从信息编码、传播信息的技巧以及关注感情信息三个方面提供了相应的说服策略，为解决医患冲突提供了传播学的解决方案[]。
刘琳较早注意到了网络的兴起对医患交流带来的改变。研究从信息学的角度对国内外医院网站进行了对比研究，同时，通过对北京市和吉林省三甲医院网站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医院网站的迅猛发展使患者从网上获得医疗信息服务成为可能，从而拓宽了医患沟通的途径。同时，作者认为当前我国医院网站在解决医患沟通问题上仍存在结构功能不足等问题，并给出了优化医院网站模式的建议[]。
赵峻，唐钰通过研究北京10家三级医疗机构的新浪官方微博发现，微博可以改变医患“陌生人”的困境，加强医患互信；微博多点内容发布、链式反应和循环跟帖等特点对舆论的生成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医院可以借助微博积极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形象。作者把微博视为医患交流的平台，认为医生通过微博进行出院患者的随访，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1.3.2国内的“医患信任”研究
通过前文对传统中国社会医患关系的梳理不难发现，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医患关系都比较融洽，各界对医患信任关系的讨论也很少。20世纪 90年代 后期，随着医疗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医患关系物化趋势日益明显，矛盾日益突出，医患信任才逐渐进入各个学科研究者的视野。作为医学伦理学的重要部分，学者们对“医患信任关系”关注最多的当属影响因素研究。
黄春锋等人的《医患信任调查及其影响因素浅析》通过对广东及海南省3 个市不同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问卷抽样调查发现，不同等级医院的服务模式、医务人员权利保障情况及患者社会人口特征等都会影响医患信任。同时，作者提出，医患之间的交流包括医学信息交流与社会情感交流，信息交流的不畅通或情感交流的缺失都容易导致患者对医方的不信任。[]
李伟民从医疗红包切入信任研究，他认为信息地位的不对称是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首要因素，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医患交往的不可逆特性。即医患各自的角色身份在医患交往过程中无法改变，医生对病人的诊治及其结果与影响也是难以更改和不能重新再次开始的[]。
石悦等鉴于医患信任机制与医事法律的互动关系，认为医患信任支撑医事法制的整个运行过程，健全的医事法制能够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同时也认为只有“在人文关怀下，人们才能知法守法，促进医事法律的运行”[]。王叶菲从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研究医患信任问题，重点探讨经济社会学因素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医生的职业道德缺失是导致红包等现象的原因之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陈松林进行的医患关系信任源研究提出“诚信、专长和善意 ” 是医生获得患者信任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三者的重要程度如何？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作者并未给出回答。另外，医患信任关系形成机制的研究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医患信任的产生、发展及变化规律还有待探索和丰富。
随着医疗行业的信息化进程加快，从网络视角考察“医患信任”的研究逐渐出现。代表性的有王新玲等人的《Web2. 0在构建医患信息互动平台中的应用》[]和戴菲菲等人的《网络环境下医患关系的新变化及其改善对策》[]，文章主要描述了Web2.0时代，众多信息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在医患交流中的应用。作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大大加强了医患双向交流的强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患冲突，增进了医患信任。但是文章并没有对医患交流与增进互信给出更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郭秀芝等人试图对社交媒体上影响医患信任度的因素做出回答。作者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选取了200名糖尿病患者，进行传统的问卷调查，同时在社会化媒体上抛出话题引发讨论，最后在此基础上选出30名典型受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调查显示，在患病后，65%的人会选择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咨询，原因是“经济”和“不暴露隐私”。研究发现，信息披露的完整程度和性质会直接影响到社交媒体医生的可信度，信息披露比较完整的负面信息比传统媒体更容易获得患者信任，而对于信息披露比较完整的正面信息，患者更愿意相信传统媒体的报道。研究还发现，社交媒体对慢性病患者而言更容易赢得信任，学历高的人比学历低的人更容易相信社交媒体上的医生。但是研究仅仅给出了数据上的结论，并未就信任感建立或增强的具体过程进行描述[]。
1.3.3国外对社交媒体上“医患交流”、“医患信任”的研究
与国内大多基于传统医患交流环境的研究不同，国外学者对“医患交流”和“医患信任”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传播介质进行了结合。大部分的“医患交流”都会关照网络尤其是web2.0带来的影响。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Peter Yellowlees等人的研究最早关注了社交媒体给医患关系带来的改变。文章在e-patients（电子病人）、 health 2.0（医疗2.0）及 virtual medicine in cyberspace（虚拟医疗）的背景下，探讨了近年来美国医患关系的改变。作者通过对精神病科医生的采访发现，社交媒体帮助医生在忙于科研与会议的同时，兼顾患者的教育支持和病情交流，这极大提高了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作者认为，在未来的医患关系中，面对面的医患交流仍将占据核心位置，但这种交流将被拓展，更具流动性。慢性病，如精神病、癌症、胃病等疾病的治疗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医生在这种虚拟的医患交流中，将担任三个角色，即：专家、导师和伙伴，专家帮助患者治病，导师指导患者接触医疗信息并接受医学教育，伙伴则消除医患交流中的信任障碍。医患的交流将向着“随时随地”的趋势发展。[]
Bernard Lo 和Lindsay Parham在The Impact of Web 2.0 o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的研究中，针对personally controlled health record (PCHR)网站进行了案例分析。作者发现，web2.0的交互特性在信息检索和交流上，赋予了患者不同于以往的自主性。适当使用web2.0可以帮助患者提高对疾病的认识，使他们在做治疗决定时更有信心，同时也使患者在于医生的交流中有更积极的表现。作者还提出法律规范对保障医患双方隐私内容的重要性。[]
Pavel Veretilo 和Stephen Bates Billick的研究通过对一个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创伤性精神疾病的52岁成年男人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医学治疗上饱受争议的Facebook等社交媒体，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可以扮演一个弹簧板的角色，帮助他们从全新的、虚拟的文化语境重新走入现实生活。文章认为进一步探索社交媒体对患者的作用机制将具有重大价值。[]
当然，对于医患在社交媒体上的交流，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和担忧。Jeanne M. Farnan（2013）等人所做的研究，详细介绍了医生使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者认为，社交媒体不但为医疗教育提供了全新的场所，也为医患交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通道。但是网络空间缺少了病人的肢体语言，而且还面临书面语言在疾病描述上的模棱两可，这使得医生在作出诊断时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误判。另外，医生非临床诊断为目的的言论也可能会成为网络上的社会话题，因此，医生在网络上的行为应该受到医院部门的监管。作者建议，在网络使医学专业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医生需要将两个领域明确分开，并且要在两个空间内表里如一。在网络上讨论争议性问题的时候，医生必须放下资质和利益的冲突，作出客观的评价。因为他们的讨论将会在超出医疗空间的更广泛的大众空间散播，而且这种散播将脱离具体的语境和专业知识。医生赢得患者信任的最佳途径不是和他们交朋友，而是向他们推荐权威、有用的就医信息，并对自己和患者的隐私进行最有利的保护[]。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都注意到了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为医患交流和信任带来的改变，但在具体的交流过程和信任感的生成机制上还未进行深入的开掘和勾连。社交媒体为何会对医患交流产生影响？作用的具体机制如何？哪些因素是重要性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相对确切的解答。另外，目前对“医患沟通”和“医患信任”的研究仍以医务工作者为主，虽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但是传播学者的缺位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1.4相关理论的梳理
在对“医患交流”和“医患信任”进行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还对基于社交媒体的关系传播以及信任理论进行了文献梳理作为研究分析的工具。
1.4.1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关系传播
社交媒体，顾名思义，兼具社交性和媒体性的双重特征。活跃的社交媒体对当下中国的言论生态有积极的释放和改造效用，基于网民关系的信息裂变传播所积蓄的爆发力已经为诸多公共事件所证实。在传统的大众传媒时代，信息由新闻机构把控，统一采集与发布，社交媒体的赋权功能则具有主体解放意义，传受双方获得平等对话权，信息传播从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在这一开放的对话空间中，用户之间进行通过互动与资源共享，以满足需求，达到自我实现与身份认同，实质上是一种网络关系的建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指出：“以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传统人际关系中的‘熟人关系’在传播方式上得以重新崛起，它真正的社会效应是一种基于关系资源的建构所导致的‘社会资本’在社会成员间进行重新分配的重大‘关系革命’”[]。可见，基于网络社会关系的信息传播是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医患交流的技术环境。
社交媒体最先出现于2007年，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d)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它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几个特征。[]维基百科对社交网络的定义如下，社会化媒体或社交网络是由许多节点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节点通常是指个人或组织，社交网络代表各种社会关系，经由这些社会关系，把从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到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的各种人们或组织串连起来[]。鉴于当下医院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现状，本文研究的社交媒体主要指微博。
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以“六度分隔”理论、“强弱关系”假设理论最为著名。1967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提出了“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地球上任意两个陌生人都可以通过‘熟人的熟人’建立联系，并且最多经过六个朋友，就会拥有共同的熟人，这就是著名的‘小世界假设’”[]。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六度分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强弱关系”假设。他认为，在社会交往中，存在强弱两种关系，即以亲人和朋友为代表的“强关系”和以“点头之交”的“弱关系”[]。格拉诺维特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由此，他得出的结论为：“弱关系”由于其在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桥梁作用而被视为个人机会和社区整合所必须的因素，而“强关系”因为限制了信息向更大范围的流通而在培育局部的内聚力的同时却导致了总体的支离破碎[]。
20世纪末，边燕杰等人在参照具体社群情景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格拉诺维特的强弱关系假设。边燕杰提出了强关系在熟人社会中的力量，认为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强关系”意味着较高程度的信任，而“弱关系”意味着不太信任和缺乏义务。在关系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不是某个单一的关系在起作用，而是一个关系链在起作用，因而“强关系”可以获得信息，更可以获得某种影响力或资源[]。
本研究从传播的社会网络关系出发，首先考察社交媒体上的网络关系是否改变了医患交流，继而探究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交流，以及这种改变是否有利于信任感的搭建。
1.4.2以信任感搭建为目的的人际传播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信任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简化机制。70年代以来，信任问题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伦理学等多个学科均参与了信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考虑到与本研究的相关性，只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美国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Deutsh）开创了心理学中信任研究的先河。他通过著名的囚徒困境实验，从人际信任角度发现，在人际关系中，信任其实是对情境的一种反应，情境刺激决定了个体的心理和具体行为，信任双方的信任程度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在这里，信任被当做一个由外界刺激所决定的因变量。随后，心理学家霍斯摩尔（Hosmer）、罗特尔（Rotter）等人，循着人际信任研究的思路，借助测量、统计得出：信任就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
社会学家则认为，信任既有着较强的个体性，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浸透着制度、结构等社会性因素。韦伯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trust）和一般信任（universalistictrust）。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关系上，后者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祖克尔（Zucker）分析了信任的产生和建构，从发生学的角度给出了信任的三个层面：（1）基于交往经验的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于交往、交换和交易经验的积累，互惠是核心；（2）基于行动者具有社会、文化特性的信任，它根源于社会模仿的义务和合作规范；（3）基于制度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建立在非个人的规则、社会规范和制度基础上。由此，信任由私人信任扩展到公共性的专家系统、制度系统或法律系统[]。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ak）对信任的维度进一步丰富，他认为，依据期望值和风险值的高低，信任依次可以划分为工具型信任、伦理型信任和信用信任。工具型信任要求对方行为具有规律性、合理性和效率；伦理型信任则要求对方在道德上负责、以善良的方式行事、坦白而诚实、做到公平公正；信用型信任则要求对方将他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至上，要求对方无私、有代理行为和仁爱宽大[]。
在本研究中，由于暂无法涉及制度方面的信任考量，因此从信任分类的依据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理论，并初步架构起对信任感进行研究和测量的理论维度和基本类目。具体如下图1所示，以工具型信任为起点，随着对交往对象要求的提高，信任类型依次提高到伦理信任和信用信任。
图1：信任的类型和层次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以医生微博为媒介展开的医患交流，本文采取网络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医生微博上的内容进行话语分析，尝试描述分析微博上医患交流的宏观概况和话语环境；对有代表性的医生和网友进行访谈，深度描写医患交流中信任感的建立机制，进而总结影响微博上医患信任感搭建的具体因素。
本人从2012年1月起，在新浪微博上陆续关注了五十多个医生微博，通过日常的关注交流逐渐成为医生微博场域的一份子。根据笔者研究前期长达一年半的观察和预调查，医生微博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职业微博，即除回答患者提出的具体问题外，基本没有其他内容，如@鲍秀兰医生，这类医生微博只针对具体某个患者的病症进行建议性回复，平时非常少参与其他网友的互动，类似好大夫等医疗网站，并不具备微博互动交流的显著特征，对此类医生微博本文暂不做讨论。另一类医生微博兼具职业与私人性质，涉及科普、行业技能交流、私人生活等多方面内容，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和四川华西医院的医生微博，如@协和张羽、@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协和章蓉娅、@罩得住他爸、@成都下水道等。这类医生微博通过医患全方位互动交流，解构了传统交流中刻板的医生形象，为医患交流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样本，因此本文将此类医生微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按照新浪微博名人堂的行业人气排行榜，本文选取@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协和章蓉娅、@协和张羽、@龚晓明医生、@张强医生、@罩得住他爸、@成都下水道等七个医生微博进行多址民族志研究。根据前期对七位医生微博的话语分析，本文针对性选取了粉丝量较多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和@龚晓明医生以及十八位参与交流的网友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问题以回答话语分析无法解释的内容为主，包括但不限于访谈提纲上的内容，笔者对一些有深入意义的现象进行了追问或补充提问。其中，两位医生和三位网友采用了电话访谈的形式，其余十五位网友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均通过微博私信接受访谈。笔者通过新浪微博用户资料和访谈内容对受访网友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反复核实。（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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