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时代，面对新兴媒体“把关人”弱化，本文对把关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把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智能把关”的概念，希望通过人机合一、共同进化实现智能把关，进而推动新兴媒体向智能媒体发展。
关键词：新兴媒体；把关人；智能把关
在互联网时代，依托于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海量的信息发布，加上缺乏严格的把关以及商业利益的驱动，新兴媒体出现了内容良莠不齐、传播虚假信息、散布有害言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或多或少与“把关人”的弱化有关。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把关人”弱化现象的分析，结合“把关人”理论的创新，进而对新兴媒体如何正确把关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新兴媒体“把关人”面临的挑战
“把关人”理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先驱卢因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可以进入传播的渠道。后来，传播学者怀特将这一概念引入传播学中，发现在大众传播中，媒介组织是新闻报道的实际“把关人”，由他们对信息进行取舍并决定哪些可以与受众见面。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把关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造成把关角色弱化
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只是传统的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方式，而是呈现出双向的、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信息的发布者不只是权威的媒介组织，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换言之，只要拥有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人人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和意见，成为一个报道者和评论者，而他们产生的内容则成为公众获知该事件的第一来源，甚至会成为记者进行后续报道的议程设置。“传统媒体中‘把关人’的角色是将‘把关’后的信息发布给受众，是一种异步传播而非同步传播，是有工作人员先审定信息、编辑信息，然后再发布信息。而网络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新型互动媒介’，在网络传播中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传播者模式”，在这个非中心化的空间里，传统媒体般绝对的‘把关人’不复存在，网络编辑在发布新闻的瞬间扮演了‘把关人’，但在下一秒的传播行为中，他可能已成了受众，正在接受网络彼端挑选出来的信息。网络传播使昔日的把关人失去了信息传播中的特权，把关人的角色在不断地弱化。”[[1]]如今网络上信息的传播大多来自转载、复制，消息来源具有多样性，受众和传者界限模糊，更多的是融为一体，“把关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记者、编辑外还增添了新的角色，他们依托于技术的算法把关和受众的自我把关。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渠道的流动性造成的“把关人”身份的隐秘性和多样化，使得“把关人”的作用弱化。
（二）把关人缺失削弱平台竞争力
在过去的2017年里，如果要说互联网最受青睐的产品，那非抖音和快手莫属，在短时间内成为亿级用户的新产品，巨大的流量对于商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然而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却传播了大量低级、低俗甚至是恶俗以及打法律擦边球的内容，等于提供了污染互联网生态的精神毒品。之后抖音、快手被国家广电总局约谈并进行整改。不久前今日头条也遭遇史上最严整治，暂停用户上传视频，进一步扩充内容审核人员队伍，对每日上传视频数量进行总量上的控制，保证视频总量与审核能力相匹配。互联网平台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审核人员通常也都是做内容上的审核工作，人工审核一般也是经过机器的过滤之后在进行复审。新兴媒体面对海量的信息，内容审核工作量特别大。虽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三审制”，但还是要严格把关，一方面利用机器来审核，用敏感词来过滤不合规的内容，但另一方面还需要人工审核，以免漏网之鱼或滥杀无辜。忽视了内容把关工作，造成的后果就是使平台内容的质量或价值观导向出现问题，甚至会酿成政治性错误。内容的把关关系到内容平台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其存亡，内容平台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内容审核能力的比拼，可以说内容审核决定以内容运营为主的新兴媒体的竞争力。
（三）法规滞后导致把关无法可依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传播政策和法规制度建设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无法追上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往往是形势倒逼法规的制定。而网络传播即时性、海量性、匿名性、UGC等特点，更加凸显把关法规滞后这一矛盾。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政府目前对它的领导和管理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2]]，我国现行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等，这些立法基本局限于计算机安全、维护网络秩序、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网络中违法犯罪以及平台审核失职的规制不多，并且行政处罚方面适用的极少。“把关理论的‘理论内核’实际就是一种对于社会管控的能力，谈论是社会权力的产生和运作，旨在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的管理。”[[3]]然而，这种社会管理受到互联网企业背后资本权力的对抗，形成社会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博弈。
消解把关人作用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新兴媒体大多是商业媒体，受商业利益的驱使，一些平台往往会忽视自己的社会责任，一味迎合受众，追求流量和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面对鱼龙混杂的传播内容，特别是一些价值观尚未成形和分辨能力较低的人，他们对信息的甄别能力较弱。“受国情限制，广大民众的平均教育水平不高、媒介素养偏低，导致中国被动接受型和保持中立型的受众过多，而社会真正需要的批判型受众只占整个人群的小部分。因此，如何培养或唤醒更多的受众积极参与到自我把关行为中来，就显得尤为重要。”[[4]]尼葛洛庞帝曾经用“在网络上人人都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来描述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主性，这就意味着传统媒介环境下的决定具有信息发布和传播最高决定权的把关人不复存在，把关成为受众的个体行为和利益诉求。因此，网民的媒介素养也就成为把关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把关的现实环境与理论探索
面对现实的传播环境改变，学界对“把关人”理论展开了新的研究，探索新的把关方式。
（一）重新认识“把关人”理论
孙瑶认为把关理论具有前瞻性，在新时代下并不过时，依旧适用于传媒，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时代关于“把关的最大区别可以区分为事前把关与事后把关”[[5]]，指出事后把关更看重“自主性把关”，认为网络时代“无关可把”的现象是不会出现的，新媒体时代下有着自己独特的把关方式。罗昕认为，当前新闻传播界对网络把关存在两种论调：一是强化论，二是弱化论，但这两种论调都没有看到网络语境中把关层次的复杂化和多元化，他提出在网络时代把关理论研究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将把关对象分为沉默型、潜在型、冲动型和挑战型四种类型，并提出了支配关系、契约关系、互动关系和对抗/协作四种把关关系和从单一到多元的把关机制，将把关研究的出发点从传播者转移到受传者身上。靖鸣等和余秀才都认为，相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把关方式，现代把关呈现明显的后置性和筛选性。余秀才指出：“传统媒体时代的‘三种行动模式’已经变为‘六重行动模式’，把关的门阀已经从三重增加到六重。”[[6]]靖鸣基于微博把关方式的角度探讨了微博传播对传统把关理论的结构，认为微博这种后置的、筛选式的把关其主动权在公众自身，强调的是信息对受众自身的有用性。[[7]]
（二）把关由人工向算法技术侧重
新媒体时代，信息及数据爆炸式增长，网络中的信息铺天盖地，鱼龙混杂，编辑的筛选、审核工作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在以聚合类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媒体，把关的过程是人机协同作用，把关人由人向机器侧重，文章是否能够发布，机器的决定占主导作用。算法工程师们会对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将用户的喜好进行分类，为用户推荐匹配的内容，还能总结出与用户有类似喜好的人的其他喜好，然后将资讯推送到个人主页，由此形成“算法把关”和“算法推荐”。作为聚合类新闻平台，脱离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大量把关工作被机器算法所取代。然而，除了机器的算法自动推荐外，人工也对内容编审进行干预，平台的运营和审核人员成为新的把关人，可以控制内容的流向和导向。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机器抓取的内容不存在问题，审核人员便不加以干预。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媒介环境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而技术本身无“善”“恶”，关键在于使用技术的人。但不管什么样的技术环境，“把关人”始终是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众多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研究，更加助推了“把关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8]]如今日头条的内容，一部分来自于机器抓取，一部分来自于头条号，而用户的需求变幻莫测，为了达到个性推荐和内容丰富，它选择了降低入驻的门槛。而算法考虑的只是“准不准”，而非“对不对”，对何为优质的内容不能形成判断。由于低俗的内容本身就有很大的受众群，由此导致新兴媒体为吸引受众眼球，而一味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过度追求“眼球新闻”，最终造成了恶性循环。无形之中也导致信息茧房以及信息低质化，对于用户来说，认为自己通过新闻聚合类平台所了解到的就是身外现实世界的信息，将自己与其他信息隔绝，知识窄化的倾向在所难免。[[9]]因此把关活动过于倚重算法把关，会导致内容审核缺失和价值观的迷失。
（三）算法把关成为新常态
毫无疑问，面对海量信息和即时发布的新兴媒体，算法把关占有很大的比重，问题是我们对算法把关有足够的研究吗？楼建坤认为算法把关是一种新型的把关模式，但对于算法把关会导致价值判断的缺失，对传统的内容生产造成扭曲，容易陷入“唯用户论”的漩涡，以及长此以往使用这样的算法，是否会导致“信息茧房”，从而造成用户的知识窄化等这些给出了自己思考，即是否将机器与编辑相结合才是更好的模式。对此，阮立教授提出不单一使用算法，而是将算法、新闻记者和个人一起纳入共享的新闻传播过程，把关人的角色已经变得能够影响到每个人。
机器把关并不等于完全不需要人，算法把关还是要通过人来设计来实现的。算法和设计和优化是算法把关的核心，算法把关如何更好的与审核制度、主流价值、用户需求结合起来？这是把关建模和算法优化必须充分考虑的。能否研究出具有“多、快、好、稳、准”特点的算法把关模式，这是平台管理者、把关设计者和人工智能工程师需要努力的方向。
当今媒体已经进入了数字把关时代。阮立等人认为把关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的共享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关人理论不应只专注于某个特定新闻或相关平台的选择，它必须提供一个信息流动的模式和有助于传播的主导因素。[[10]]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把关人理论类型——即数字把关，使个体用户和算法都能在复杂的把关过程中担任把关角色，并将把关分为两个步骤：把关人的选择过程和平台的把关机制。该理论模型将把关人与发布平台剥离开来，将把关者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而非原有的“将把关者与信息接收者混为一体”的同等位置，并且把关机制可以被非新闻业角色所运用。就媒体把关而言，目前主要由平台运营者来负责，而平台往往又把内容审核业务外包，使之处于一种从属的边缘地位。未来的数字把关不排除成立专门的第三方把关机构，为各大平台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综上所述，学界对把关理论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的突破：一是要建立多元的把关机制，二是要进入数字把关时代。那么，新兴媒体把关如何在实践中进行操作呢？
三、如何强化新媒体“把关人”
当今新兴媒体的把关有三大角色：媒体把关、政府监管和用户监督。三者之中媒体把关是主要的也是最重要，但仅靠媒体本身却难以完全做好把关。
（一）建立媒体把关长效机制
算法技术的应用是新闻聚合类平台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不能只让算法决定内容。媒体把关，一方面还是应该加大人工审核力度，另一方面须优化算法，提高把关水平，建立和完善把关机制。新媒体平台应该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报道的信息要有利于媒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给内容平台装上“安全阀”。内容审核是一个技术含量并不低的工作，也是内容平台的竞争力之一。这种加强审核力量并不是简单的增加把关人手，而是要建立起一个运作完善的审核机制和水平较高的审核团队。不要让机器算法凌驾于内容之上，陷入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恶性循环。同时，各平台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管理层面、价值层面，把长效机制真正建立起来，使其为用户营造良好的网络阅读空间。
（二）完善法规加强政府监管
从宏观层面来说，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信息进行传播的规范和引导也是“把关人”制度的有力保障，它作用于信息生产发布之前、中、后全过程，给媒介组织和互联网用户以正确的引导和约束，使其了解什么样的信息是合乎规定值得传播的，发布不当不实信息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于此，媒体和用户在发布和传播信息之前就会做一个预判，进行自我的把关。其实，纯粹从技术和产品角度来看，微信和抖音都是不错的互联网产品。有创意的互联网产品都是可以传播正能量的，例如用于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我们既要扶持互联网创意，也要引导互联网企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求互联网企业自律，但资本驱动下不少平台往往会利令智昏，那么就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一方面不断的出台各种把关新规，另一方面监管手段也要更加丰富而有效，面对复杂多变的互联网舆论场，要做到收放自如，治理有法，监管有度。
（三）网民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的反应能力等。当前的社会价值呈现多元化趋势，不同的言论与思想在新媒体所建构的虚拟空间里交流碰撞。一些缺少判断能力的网民在面对错综复杂网络现象及背后的价值观时，容易受到快餐式文化的影响对世界的认知产生偏差。并且处于网络群体中的网民往往是非理性、盲目性，又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特征，无疑助长了“法不责众”的心理状态和不良情绪的极化现象。因此用户在享用新媒体平台极其便捷的内容服务的时候，一方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接收到的各种信息要始终秉持怀疑的态度，理性参与。另一方面要参与营造健康的、绿色、文明的网络环境，自觉抵制虚假和不良信息传播，共同维护一个造福人类的虚拟空间和精神家园。而在其中，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成为把关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从数字把关到智能把关
以上都是常规的举措，更重要的还是要找到真正能胜任的“把关人”或把关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将进一步给新兴媒体赋能，也给把关理论创新与实践带来契机。刚刚出版的新媒体蓝皮书（2018）指出，我国加速迈入智能互联新时代。新媒体把关也将从数字把关迈向智能把关。智能把关将是人机合一、共同进化的高级把关阶段。
阮立等人在研究中提出把典型的把关人理论和现代的方法结合起来数字把关新模式。问题是在技术层面如何操作？智能互联给媒体把关提供了更有效的技术支持：利用大数据，我们开启了算法把关，接下来还要利用人工智能进一步优化算法。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把关人还可以对信源进行追踪、识别和分析，进而过滤虚假信息。利用区块链，把关人还可以对信息类别、用户层次、社群社区进行分级管理，为社会管理进行柔性把关。在“去中心化”的碎片化传播和“再中心化”的聚合化管理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而智能把关则是实现这一平衡的有力保障。将把关模式化作为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可以安装在第一个用户的手机上。众媒时代人人都可以参与把关，“分散的把关机制可以通过用户评级或意见的集合，用‘人群智慧’取代记者的信誉。”
就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看，智能把关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是一个需要多学科跨领域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系统工程。智能把关需要在语义学、政治学、计算传播学、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与一般承担专项任务和简单劳动的机器人不同，真正的智能把关应该是一个高级的机器社会人，只有这样才能能承担文化安全和人类文明所赋予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新兴媒体向智能媒体发展的关键一步。
在现如今更为开放和自由的互联网传播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不能将传统的“把关人”理论简单照搬到网络传播的环境下，应重新认识并丰富这一理论，并探索如何进行有效把关并付之实践。不仅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媒介组织和媒介平台在“内容为王”的同时加强把关，更需要网民在获取信息的同时提高媒介素养水准，建立一个基于现代把关理论基础上的智能把关模式，共同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达到构建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的目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网络传播力评估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BXW014）)
[[1]]李金霞.网络传播对“把关人”理论的挑战及对策[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9(04):148-149.
[[2]]李云雅.从“网络水军”看网络把关人的缺失[J].青年记者,2012(17):14-15.
[[3]]李钢.“把关”再认知与回到勒温[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5):164-165.
[[4]]李旦.做自己的把关人——受众自我把关意识探析[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02):65-67+107.
[[5]]孙瑶.新媒体时代下对“把关理论”的研究[J].传媒,2017(20):92-95.
[[6]]余秀才,狄鑫.众媒时代把关理论的变革与转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7(02):106-110.
[[7]]靖鸣,臧诚.微博对把关人理论的解构及其对大众传播的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02):55-69+127.
[[8]]郑莎.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对传统“把关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新闻传播,2018(05):111-112.
[[9]]楼建坤,陈泽玺,国秋华.算法的把关研究——以今日头条App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7,3(17):18-20.
[[10]]阮立,朱利安·华勒斯,沈国芳.现代把关人理论的模式化——个体、算法和平台在数字新闻传播领域的崛起[J].当代传播,2018(02):86-91.
[[11]]阮立,朱利安·华勒斯,沈国芳.现代把关人理论的模式化——个体、算法和平台在数字新闻传播领域的崛起[J].当代传播,2018(02):90
[[12]]谭天.治网于草野，取信于草根——网信思想解读[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年第 5 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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