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论的经济学家走入大众视野的机会并不多，诺贝尔奖就是这样一个珍贵的“窗口期”。
按照经济学术语，通过诺奖平台来发挥影响力意味着“机会成本”，诺奖得主在这个平台上，面对的并非数据模型，也不是同事学生，而是对深奥理论满满问号脸的普罗大众。他们关心的并非动辄就喊“经世济民”的屠龙术，而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怎么切实地变得更好。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距离大众的需求已经离得太远，形成了典型的资源错配。以至于几十年前凯恩斯就开始感叹：期待有一天，经济学家能够成为“像牙医那样谦卑、能干的人”。
新科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就像牙医一样能干——与有些经济学家努力将自己的专业打造成物理学那样令人敬畏的学科不同的是，塞勒更像心理学家那样从小事入手，将现象抽丝剥茧——这让人们明白经济学家和牙医都需要拥有高超的情绪抚慰技能。
塞勒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建树，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完全理性，比如为什么花钱如流水，攒钱如抽丝。也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而不是自己可能购买的东西会具有更高价值。比如说有土豪在牙医的劝说下镶了一个5克的大金牙，他之后会看不上那些带着同样重量金项链的人。
塞勒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人总是理性的判定，而黄金从价值形成来说本身就带有一定非理性的意味。虽然黄金稀缺和有限的特性凝结了它的价值，广泛的工业用途及被用来作为财富的保险也得到承认，不过当黄金与货币联系起来后就有些变味，凯恩斯认为黄金本位的货币系统是野蛮的遗迹，塞勒则对金本位有着类似的看法。他直言货币锚定的“为什么非要是黄金呢？1982年的波尔多葡萄酒不行吗？”
塞勒对1982年份的红酒怀有真爱，不过和黄金比起来，前者虽然同样稀缺，但在耐耗性上却有巨大的劣势，比如土豪的金牙能用到地老天荒，可红酒就是一顿饭的功夫。此外，更重要的是，黄金能够提供长久的避险机制，而另类投资产品却本身就有巨大的价格波动。
对不那么理性的投资者来说，大幅波动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煎熬。塞勒在《行为决策》中说，比起人们从投资获益中得到的愉悦来，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更深入，而且人们超出理性控制的贪婪会造成市场的疯狂，疯狂的局面又会带来人自身的恐慌。从这个角度看，为了抵御恐慌的产生，虽然心理上的贪婪难以杜绝，但在投资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黄金却可以将波动性拉平，从而减弱负面情绪。
塞勒指出，纯理性的经济人模型，具有局限性，诺奖的评奖委员会认为他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展示了这些人类特征是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和市场结果。塞勒笑称自己也将以不那么理性的方式来花掉约百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因此无论是黄金还是1982年的法国红酒，都可能列在他的购物清单上。（王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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