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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 | 人与路

人与路

张远山

窗里的人,向往墙外之路,他们哀叹:“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对于窗中人来说,望断天涯路,路依然在天涯。路是望不到尽头的,路的尽头还有路。仅有向往,无助于找到路,只有行走者,才能找到路。

门里的人,走向门外之路,他们哀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对于门中人来说,门前的路,只有一条。这条路,很可能就通向另一扇门。因此许多人从一扇门出来,又进了另一扇门。行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质的变化。而门与门之间的路,实际上只是走廊,而不是真正的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有些人认为,过程比结果重要,他们宣布永远在路上,他们游走于门与门之间的通道,走廊成了他们的终点,过程成了他们的目的。

有路可走,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对人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站在一片荒芜的旷野上,梦醒了无路可走。对一个民族同样如此。在一个道毁路塞、道路以目的社会,旧有道路早已成了一片瓦砾场,成了车匪路霸的乐园,新的道路尚未找到,交通警失控,红绿灯失灵,人们重新回到了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战的蛮荒之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像犀牛一样横冲直撞。前有九九八十一难,后有妖魔鬼怪欲食肉寝皮,人相食,鬼相争,于是歌者哀叹:“敢问路在何方?”走投无路的赶路者们甚至找不到一条安全的路可供自己夺路而逃。

走投无路,是所有的人不希望的状态,但也是大部分人的恒常状态。人类已经脱离了爬行的阶段,进化到了走路的阶段。走路的人类痛苦与欢乐参半,文明与野蛮共存,所以人类不能没有路,也不能局限于路。也许当人类进入欢乐多于痛苦、文明战胜野蛮的更高发展阶段后,人类才无须道路,只须任意舞蹈了。但在应该走路的时候提前舞蹈,那就成了提前的狂欢,提前的狂欢鲜有不酿成悲剧的。

没有路而有自由的时候,人们渴望路;有路而没有自由的时候,人们则渴望自由。于是折衷的方法是,人们希望有许多条像树枝一样交叉的路。

但有更多的人渴望有人给自己指定一条路,于是就真的有人来强迫众人走钦定之路了,连那些不想走钦定之路的人们,也一起受到了强迫。如果少数人试图反抗,攻击这些反抗者的,首先不是指定了唯一之路的独裁者,而是渴望唯一之路的众人。因为众人担心,如果容忍了这些反抗“命定”之路的少数人,任由他们走自己的路,那么连自己也会同时失去独裁者指定的唯一之路,不得不面对歧路的选择。因此,渴望自由的人能够宽容别人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只要别人的选择不威胁自己的自由;但渴望安全的人们却不能容忍别人为了自由而放弃安全,他们认定任何人的自由都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威胁到自己蠢驴般的幸福。对于喜欢唯一之路的众人来说,自由是危险而痛苦的;对于喜欢自由之路的人们来说,安全是平庸的,不自由才是最痛苦的。众人不害怕平庸,只害怕危险,他们要安全,而安全永远是平庸的;少数人不怕危险,只怕平庸,他们要自由,因为自由是逃离平庸的唯一法宝。希伯莱先知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地狱就是现世的平庸。”对于平庸者来说,天堂就是现世的安全。反抗平庸的极少数人,宁愿做一个不平庸但受迫害的犹太人,也不愿做平庸但很安全的上帝选民。

唯一之路的指定者不在乎众人的平庸,因为能够成为指定者,就足以证明他已自外于平庸。不过这只是这些指定者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在渴望自由者眼里,所有为平庸者指路的人同样是平庸者──他不过是一个高级交通警。然而反抗唯一之路的自由者却在乎众人的平庸。虽然他不会强迫任何人走向自由,反而容忍他们走“唯一之路”,因为他认为,只要没有强迫,选择走“唯一之路”,也是众人的自由。但他决不同意“唯一之路”是唯一之路。他相信,“唯一之路”在众多的路之中,也只是一条可能的路,甚至是最可能的路──否则它也不会成为“唯一之路”。但“唯一之路”最大的可恶就在于其绝对排他的唯一,它凭借世俗的强力,关上了通向自由的可能性之门。唯一性使它必然地平庸,那条路被太多的臭脚踩过了,车辙脚印已经把这条最初开通时的通衢大道变成了肮脏的烂泥潭,任何人一旦陷进这样的生命沼泽就难以自拔。渴望自由者眼看那么多人挣扎在这条泥泞不堪的老路上,仅仅因为自己的无数祖先都曾经走过就愿意永远走下去,感到难以理解,不明白为什么众人就看不出:他们的祖先走的这“同一条路”,当年曾经是崭新的大路,而如今它早就过了该废弃的时刻了。然而众人说,我们几千年来不断地在修补这条路,完善这条路,甚至在这条老路上铺设了高架路,现在这条路实际上已经胜过了祖先留给我们的那条老路。在你们看来是老路,但对我们来说,这条老路却是万古长新的唯一之路。

唯一之路是一条一旦走上就难以停止的终极之路,而终极之路就是终结之路。一旦走上终结之路,就不死不休地无法停止。终结之路比红舞鞋远为可怕。红舞鞋让一个人不死不休地舞蹈下去,而终结之路让一大群人不死不休地走向死亡。即便某个赶路者想在终结之路上停下来,把路上的某个暂时属于自己的空间永远霸占住,也根本办不到,因为唯一之路是公共道路,公共道路上的任何空间都是公共空间,后面的赶路者正不遗余力、急不可耐地要把他这个“霸道者”挤出路面,甚至践为肉泥。即使贵为天子,想永远霸占皇位也是徒劳,无数乞求长生不劳的秦始皇和汉武帝都被不死药和皇位觊觎者提早赶下了皇位。说“朕即国家”的愚人不知道,“朕”是很快会死的,而“国家”虽然不是永恒之物,却至少要比他的寿命长久得多。即便是“朕”的子孙,也在想方设法让“朕”提前出局,更不必说那些时刻觊觎在侧、谋划着“彼可取而代也”的其他赶路者。想把公共空间占为己有的赶路者被逐出路面虽然不符合被逐者的本愿,但却未必不是好事。比如李煜本来也颇想效法秦皇汉武那样的愚人,终其一生甚至惠及子孙地占定皇位,但是另一个更霸道的赶路者赵匡胤(他急猴猴地在行军路上就为自己黄袍加身了)却不允许自己的座位旁边有个加座,不由分说地把他撵下了路面,这一厄运竟然成全了李煜,他因祸得福地从一个平庸的赶路者或霸道者,变成了一个不朽的舞蹈者,留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

赶路者不仅永远是时间的失败者,而且永远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或许每一时刻都有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空间,但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命运推动着往前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竭力摆脱此刻暂时属于他的空间。这一暂时属于他的空间,由于是在路上的空间,而非在路之外、路之上的舞蹈空间,因此这一空间从根本上说不属于他。赶路者不断地抛弃旧的空间而赶向前面的新空间,所谓“赶路”,就是永远厌弃地急急逃离此时此刻的此在此处。赶路者至死不悟,在前的空间与在后的空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不论在前的空间还是在后的空间,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空间。赶路者更不领悟耶稣所说“到那一天,在前的将变成在后,在后的将变成在前”究竟是什么意思。所有的赶路者都不愿意放弃赶路,都不愿意停留在路上的某个点,把这个点占有为自己的空间。因为作为赶路者他非常明白,停顿就是失败。只有不断“胜利前进”才能暂时摆脱失败感,尽管每一个“胜利前进”的幻觉之总和,是最终无法逃避的生命惨败。

比少数跳舞者人数多得多的赶路者,常常赞成剥夺少数人的舞蹈自由。理由是多数人不跳舞,而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些人不明白,对极少数人有意义的那些自由,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意义的那些自由的根本保证。如果今天剥夺了舞蹈的自由,那么到了明天,走路的钦定自由也会被剥夺。当擅长舞蹈甚至以舞蹈为生命之唯一意义的人们被迫走路时,乐于走路的人们就不得不跪在地上爬行。

说来可笑,所谓霸道者,就是古往今来把公共道路占为己有的那些赶路者,大而言之是自称“奉天行运、替天行道”的帝王,小而言之是自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剪径者、拦路抢劫者和车匪路霸。所有的赶路者都不允许别人挡他的路,所有的霸道者都不允许自己的座位旁有一个加座。赶路者急急地赶往黄泉之路找死;霸道者惶惶地呆在达摩克里斯剑下等死,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犯禁是每个渴望自由的人的最大乐趣,也是赶路者减轻生之苦难的最大乐趣。读禁书不仅是所有读书人的乐趣,也是不读书之辈读书的最大动力。世上有许多名著都是因为被禁才成为名著的。当这些名著一旦不再被禁,还有多少人会读呢?禁忌是著作家在著作中嘲笑禁忌的根本动力,查禁这些图书则是读书人永不死绝的最大培养基。书商们的最佳推销术就是:“这是一本禁书。”而无须说明这是一本好书。没有一个读者期望禁书是好书──只要是禁书就够了。因为好书为什么要禁呢?所以,如果让人在一部未禁的好书和一本查禁的坏书之间挑选,大部分人会挑那本被禁的坏书来读。

绝大多数罪行是禁止导致的,绝大多数犯罪是恶法导致的。而恶法一旦制定出来,就会期待罪犯、寻求罪犯、制造犯罪。禁忌是鼓励某项行为的最大力量。只要有人说“不许看”,所有的人就都会转过头来看——本来他们会目不斜视地走过去。如果有个人拿着枪说“不许看,违者格杀勿论”,那么确实很少有人会明目张胆地看,但会有更多的人偷偷地看。

然而根本问题在于:谁有权这么说?谁有权惩罚违禁者?如果对“偷看”的惩罚仅仅是罚款两千,我相信肯定还是会有人看──他们会把罚款当做观看的门票。电影院提高出票率的最好方法,是在售票处写上“进影院观看此片者罚款十元”——“少儿不宜”则是它的变种。禁止一部分人,正是鼓励另一部分人的最好方法。假如收费男厕所的门口写上“女士禁止入内”,而收费女厕所的门口写上“男士禁止入内”,那么毫不内急的人们也会好奇地购票入内一看究竟。

如果没有切实的方法保护濒临灭绝的穿山甲,那么尽快使之灭绝的最佳方法就是禁止食用穿山甲。因为许多人到了餐馆就非穿山甲不吃,即使它比未禁时贵了十倍。河豚不是吃了会死吗?照样有人吃。毒品不是吸了要受害吗?照样有人吸。饭店老板的推销术十分原始:“要不要穿山甲?”“不要。”“你可别后悔,再不吃就要没得吃了。”“我不爱吃。”“可是你要知道,现在已经禁止吃了。”“真的禁了吗?那就来一条。”

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试想,为什么犯禁的是侠而不是其他人呢?因为侠认为自己有高超的武艺。艺高必然人胆大,而艺不高的人们为了证明自己艺高,也会壮胆犯禁。这就是犯禁的真正动力。犯禁不在于读的是好书还是坏书,不在于自己做得对还是错,犯禁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所有的人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所有的人都喜欢犯禁,正如所有的人都喜欢品尝禁果──被上帝禁止的事都敢干,被人禁止的事当然就干得更无顾忌。这就是“寓劝于禁”的奇妙之处。

耶稣纪元的第一个千年纪,欧亚大陆上的诸多民族各自为政,自以为都找到了通向天国的通衢大道。然而从这个民族走向另一个民族的路是阻塞的,于是玄奘的西行变得如此艰难,以至于中国人要用唯一的一部最接近史诗的《西游记》来记载出行之难。然而到了第二个千年纪开始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蹄从东向西踏遍欧亚大陆,用蛮力打通了东西方的交往之路。野蛮战胜了文明,但是路却被打通了,因此马可波罗的东行如此畅通。当伊斯兰文明征服了蒙古蛮族的蠢血之时,东西方的路竟再次阻断了。当试图再次打通陆路的十字军终于失败之后,哥仑布不得不转而寻求通往东方的海路。当然,路的辩证法在此出现始料不及的奇妙结果:哥仑布没有到达欧洲的东方,却在欧洲的更西方找到了新大陆──新大陆也是一条新大路:新路如愿通向预定的目标未必是真正的好事,而新路迷失原定的目标却可能发现一片新天地。

赶路者的旧文明划了界,界碑成了旧路的终点,成了赶路者的终点。舞蹈者的精神共和国没有国界,也没有界碑。

所有的人都喜欢走下坡路,因为走下坡路省力。但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被人认为自己在走下坡路,他们希望在自己走下坡路的时候,人们说,他走的是上坡路。他们借用赫拉克里特的话说,其实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然而上坡路与下坡路决不是同一条路。按照赫拉克里特的另一句名言,一个人不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因此,一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走同一条路。当他上坡之后再下坡时,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可以确信,上山的西绪福斯与下山的西绪福斯,决非同一个人。

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要看罗马意味着什么。“罗马”是一个人人都能偷换的概念。有的人认为罗马是一座罪恶之城,所有的尘世欢乐都是罪恶。也有人认为罗马是一座上帝之城,所有的文明都必归于上帝。自由主义者认为罗马是自由之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自由。专制主义者认为罗马是独裁之城,一切道路都通向独裁。事实上,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所有道路的共同终点。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有人说,世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没了路。这是一种幽默,用来调侃现代城市的人口拥挤。实际上在鲁迅的意义上,这句话同样也是对的。对于一切不甘于走老路的人来说,有很多人走的路恰恰是他最不想走的路。走的人多,能够使这条路成为一条最拥挤的路,但却不能保证这条路成为必由之路。唯一的必由之路是死路。当所有的人都走在同一条路上时,人类就只有死路一条。当人们批评一种行为时,习惯于说:“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世界会多么可怕!”当人们赞扬一种行为时,也习惯于说:“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世界会多么美好!”这些可敬的普遍主义先生们显然不明白,世上水果千万种,没有一种叫如果。没有一种善行是人人会做的,也没有一种恶行是人人会做的。因此这样的假设毫无说服力。正因为这样,这些雄辩家从来没有说服过全体人类,世界并未因为这些“如果”而变得真正可怕,也并未因为这些“如果”而变得格外美好。

一条再美好的路,当拥挤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人另辟蹊径。世上再可怕的路,当冷清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勇者愿意探险。“如果”无法杜绝邪恶的路,“如果”也无法开通美好的路。

再美好的路,仅仅强迫人们走它,就会成为穷途末路。再邪恶的路,只要不强迫人们走它,也可能通向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某条路美好的人应该自信,即便没有强制和说服,人们也会自动地走上来。真正相信某条路邪恶的人也应该自信,即便没有路障和例禁,人们也会主动避开。只要对人的自由本质有一点点了解,就该明白,希望人们不走某条邪恶之路的方法不是禁止,相反,强迫别人走邪恶之路倒是人们不肯走邪恶之路的最大反动力。因为人生而自由,邪恶之徒也热爱自由,他们为了挣脱强迫,就会主动避开邪恶之路。事实上,世上没有天生的邪恶之徒,只有因反抗强制逼迫而以极端方式走向邪恶的人。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充分说明以死相威胁从来没有达到过任何目的,更不必说比死更小的威胁。

唯一之路永远不是正道,接受唯一之路,就是服从权威,而服从权威对大部分灵魂虚弱者来说,是一条“天鹅绒铺成的小路”,接受权威使灵魂虚弱者感到轻松,轻松得不再感到灵魂的任何重负。他们只感到肉体的沉重。而拒绝权威的灵魂厚重者,从来不感到肉体是什么重负,灵魂的强健足以使他的肉体翩翩起舞。

叔本华说:“一个人无疑愿意干他愿意干的事,但他无法确定他愿意干的是什么。”尼采说:“跟随你自己,不要跟随我。”许多人愿意跟随他自己,走他自己的路。但大部分人无法找到自己,因此也无法跟随自己,走他自己的路。维吉尔对但丁说:“走你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问题在于但丁未必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他也不得不把维吉尔或贝亚特丽齐当做引路人。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没有走的路》中写下这样的诗句:“林中两条岔路彷徨,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一条路,人生从此就全然两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走自己的路太难,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就是,你到底想走一条交通拥挤的老路,还是走一条人迹罕至的新路?大部分人找自己的路,都是在别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条现成的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画出他自己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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