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非不能涉及作家人格，但只有意气用事的正义高调，却殊难令人膺服。吴小东先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书屋》2006年第4期）一文，指斥张爱玲人格分裂，被成名、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沦落到比自己笔下白流苏、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被“虱子”吞噬。吴文的结论是：人格低下导致一生不幸，张爱玲实乃咎由自取。
作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证张爱玲人格有亏的生花妙“比”——虱子，却不知恰恰是这“虱子”出卖了作者。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得很清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自我剖白，更是她一生为人准则的预告。一个20岁不到的女子有如此自知与自省，的确让人惊讶，这正是吴小东不理解的，故而“想想令人恐怖”。在他看来，张爱玲这篇少作无意中预言了自己晚年的境遇，所以他称为“一语成谶”。倘若真像吴小东所说，张爱玲能够如此具体预言频遭跳蚤搔扰的晚境，她就不是“天才”而成了女巫。
张爱玲笔下的“蚤子”是文学性的，而又有特别所指，即“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晚年的确为躲跳蚤而频频搬家，但更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即便如此，狂热追星族戴文采还是找到了张爱玲的住所，并翻捡她丢弃的垃圾以窥探她的私生活。“人”正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她只想万人如海一身藏，不受“蚤子”搔扰，干自己喜爱之事，正如《红楼梦魇》自序所言：“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倘不能明乎此，就难免歪曲张爱玲。
为使“一语成谶”成立，进而提炼成醒目的标题，吴文不顾张爱玲“躲跳蚤”的事实，开篇即云“晚年生活的中心……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并在引用张爱玲原文时，把“蚤子”改为“虱子”。
一字之改，若属有意，说明作者为支持论点而篡改证据；如属无意，则说明作者撰文过于随意，治学极不严谨。
吴文篡改的事实还有不少：张爱玲生于1920年，1939年写《天才梦》参加《西风》征文，吴文误为17岁；张爱玲“凄凉凋零”后，于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大归日期难以确定，吴文却大胆武断：“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机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把发现日期误为去世日期，并言之凿凿断言“七天后”才被发现；把本属猜测的“六七天”坐实为“七天”，以强调“才被发现”，是想证明张爱玲死得“毫无哀荣”。如此深文周纳，可谓用心良苦。这番苦心若用在考订证据、严密论证上，也不至于“虱子”满篇。
在提到《秧歌》和《赤地之恋》时，作者不假思索拿来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现成观点，“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对“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问题，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一文，已就柯灵观点提出质疑，此文对两书的评价，也与柯灵迥然。对此不妨见仁见智，但吴小东所言张爱玲“从未到过农村”，却是毫无考证的凭空武断。
1947年4月，张爱玲写了散文《华丽缘》，内容是正月里乡下做戏。张爱玲专家余斌在《张爱玲传》中据此推测：“这一年的春节张爱玲也许曾到浙江的农村小住……《秧歌》或许就是安放在这个文化和地域背景上的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张爱玲《〈惘然记〉序》证实了这一推测：“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
张爱玲专家司马新与张爱玲保持通信多年，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提到了张爱玲另一次农村生活经历：1952年7月张爱玲去香港，“动身前，她有机会在上海附近的农村呆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便是后来她写《秧歌》的基础。”
吴小东无视基本事实而欲逮张爱玲的“虱子”，字里行间却处处露出自己的“虱子”，正所谓：“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
为了证明张爱玲在沦陷区发表文章出版文集是人格污点，吴文举了不少例子。按吴文的逻辑，沦陷区作家必须饿死也不卖文，或者只能写抗战，才算人格高尚。吴文举钱钟书例：“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
《围城》1944年动笔，1947年出版。一部长篇两年完成很正常，并不能证明钱钟书早就写完此书，有意等到光复后才出版。吴文明显选择有利于己的《围城》为据，却忽略了其他证据。沦陷时期钱钟书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并没有停止教书，教书之余写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可见钱钟书并没在敏感时期暂缓发表和出版。
提到钱钟书，不妨再说说他的夫人杨绛。为了生存，她也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好评如潮，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接连公演，为她带来极大声誉，声名远胜当时的钱钟书。
杨绛《喜剧二种·重版后记》言：“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被攻击为“文化汉奸”的苏青，也早就对吴式的正义高调作过回答：“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载《续结婚十年》）
吴文多处提到张爱玲的富贵梦：“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何曾做过“富贵梦”？她只做过“天才梦”，“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并非没有缺点，却唯独没有“富贵梦”这条，如果这也算缺点。
散文《中国的日夜》开篇即云：“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天天买菜劳动四体，还“贵族架子”？还“四体不勤”？何况“四体不勤”乃诋毁知识分子的文革老调，这或许正是吴文大唱不合人情的道德高调的病根。
张爱玲即使真做富贵梦也无可非议，谁都想过舒适生活，但这只是作者无视事实的猜度和强加。所谓贵族生活，张爱玲早已展示给我们，“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只此一点，张爱玲便受不了，再富且贵又怎样？如果她想过贵族生活，就不必卖文，听父亲后母的话就是了，她却偏偏得罪了他们，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因为她向往的是母亲式新女性的独立生活。否则即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作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类似推己及人的臆度，吴文中还有不少，如：“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张爱玲的眼泪，局外人缘何有幸得知那表示“羞恨交加”？在评论文字中掺入如此丰富的文学想象，实在欠妥。
对张爱玲与赖雅的关系，吴文同样毫无根据地妄加臆测：“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人又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年龄大点有什么？”
拥有赖雅部分日记的司马新，在其专著中辟专章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赖雅资料，提要如下：
赖雅像张爱玲一样早慧，20岁以前已写有不少诗歌和至少一部诗剧，但第一次大战后，“他便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作为自由撰稿人开始过一种变幻不定的生活，他的余生几乎就是这样过的。”与张爱玲一样，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甚至包括烹饪。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十二年，虽然丰衣足食，报酬优厚，但却也纵容了他的弱点，放任了他的欲念，以致不能写出严肃的作品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还轻度中风，……他的健康状况还消蚀了他写作的信心，……1955年他取得麦克道尔文艺营的入营机会，在这里，赖雅希望能休养生息，重新积聚力量，为重展雄风抓紧最后的机会。”张爱玲于1956年冬到文艺营，1957年3月13日两人第一次相遇。5月初，“他们彼此已觉得很投趣”，而5月14日，赖雅必须离开文艺营，“他也有居无定处之苦……尽管她自己也很拮据，她还是送给赖雅一些现款作为道别礼品让他带到耶多去。”
由此可见，张、赖婚姻是有基础的，二人既有相投也有分歧，但分歧不足以影响情感。正因有情感基础，张爱玲才不顾赖雅“经济拮据”，依然送钱给他以示情。更重要的是，赖雅当时已是才华已逝的过气人物，否则不需要“重展雄风”。纯属空穴来风的“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不过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目的是诋毁张爱玲的婚姻动机。这段异国婚姻的个中缘由，非外人所能参透，即使掌握不少资料的司马新也只能推测而不敢下定论，吴小东却为了诋毁张爱玲的人格而强作解人，暗示张爱玲为生存而毫无原则地高攀赖雅。
除了扭曲事实的臆测妄议，吴文的逻辑也幼稚可笑：“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了上胡兰成？”“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
这种逻辑与“夫荣妻贵”、“老子英雄儿好汉”属同类，作者想说的不过是“张胡臭气相投”。假如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作者提及“张赖”时，就应该如此说：“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赖雅？世间没有偶然的事，赖雅卖文，张爱玲也卖文；赖雅极有原则，'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坏话’，张爱玲也极有原则。”
得出这一结论，实非作者所愿。故为有利于观点，只能忽儿此逻辑，忽儿彼逻辑，逻辑彼此冲突难容就顾之不及了。
歪曲事实、选择证据、臆测妄议，以上种种，无论有意无意，根本原因是作者丝毫不了解张爱玲作品与为人，所以会有下面大段情理不通的诋毁：“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帐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帐，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再天才恐也难料，自己的盎然情趣竟成他人诋毁的证据。倘吴论正确，则张爱玲根本不配称天才，向人免费提供攻击自己的大量证据竟懵懂不知。可惜张爱玲清明得很，她性格中的冷，恰是女人少有的理性：任胡兰成“胡说”而始终缄默，保持冷眼“张看”的姿态，即为明证；她不像平常女人那样爱小猫小狗，却有自己所爱，爱闻汽油味、油哈气，爱所有生活的气味，为何非爱猫狗不可？
即使理性，张爱玲依然有姐弟情，《童言无忌》里写得很清楚：“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私语》中的记录是：“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姐弟之情似乎不必旁人瞎操心，她弟弟理解就行：“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我的姊姊张爱玲》）“天才又乖僻”的张爱玲，对于情感的理解与表达，自然与古道热肠热衷于人来客往的芸芸之辈截然不同，这顶多也是性格而非人格问题。
正因为对中国固有礼俗乃至陋俗有超出常人的看法，张爱玲才可以与炎樱一边“锱铢必较”一边相交甚欢。她俩的“锱铢必较”充满情趣，是她们特有的打趣方式。“锱铢必较”是否人格缺陷且不论，张爱玲有“必较”的时候，也有“不较”的时候。慕容羽军在《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133期）一文中描写了与张爱玲的几面之缘，可以看出张爱玲既不一味冷漠，也非总是“必较”。一次在香港YMCA食堂两人巧遇，张爱玲不仅让慕容坐下，而且说：“你叫东西吃，我请客。”慕容不好意思说：“香港这地方，吃东西是男士付钞的。”张爱玲答：“这是虚伪的社会，我在读书的那几年，吃东西都是谁吃谁付钞。西方人这一传统倒爽快，不过，今天是我先在这儿，可以解释做我是主，你是客。”
至于付车夫小帐一事，是于青据张氏散文串写的《张爱玲传略》中的描写：“她觉得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所谓“可耻”、“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均为于青曲解张爱玲原文，阐释过头，吴文却照搬不误。《气短情长及其他》第三节“家主”中写得很分明：张爱玲害怕给小帐，并且宁愿多给也不懊悔，是因为她不像通常的“家主”，“虽然也啬刻，逢到给小帐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她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张爱玲丝毫没有这种贵族“家主”凌架于仆役或他人之上的“主人的快感”，故不愿亲自付小帐，就托姑姑去付；她也没有如吴文所言“坐人力车到家”，而是在家等着“卡车把纸运了来”；根本未见车夫的张爱玲，如何能像吴文栩栩如生描写的那样，“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
为“虱子”小题大做，实非所愿，但既然写批评文字，最起码得倾听“事实的金石声”，并对事实作合于情理与逻辑的客观评价，然吴文却东取一瓢西舀一勺，挠腮扪虱强作解人，企图证明张爱玲人格分裂而低下。不知吴先生是否完整看完过张爱玲的任何一篇作品，不然怎会从《烬余录》里单单挑出“萝卜饼”、“青紫的尸首”这些字眼，却偏偏看不见文章主旨。结尾那么一大段，分明是作者站在文明高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反省与质问，至今依然令人警醒。我愿意把这段话转赠吴先生及无论拥张批张的每一位张爱玲读者——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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