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到远山道场，与各位分享的话题是《从庄学的读者看庄学》。之所以取这个题目，实在是因为自己对庄子、对庄学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只好取一个侧面的角度，就是观察那些谈论庄子、谈论庄学的人，从他们的作品与人生同时呈现的文学姿态，从为人处世上的一些细节，来感受或者说印证庄子给我的印象。
先说一下我阅读张远山的缘起。最早知道张远山大概是在2014年的样子，此前我从没见过他的书，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过程说起来有点绕。当时我正在读木心的书，在微博上零零散散地就遇到一些木心的读者，然后不知怎么一来发现了李劼。李劼先生一边和读者互动，一边写出了《木心论》。与此同时我又从李劼的读者当中发现了卜雨，我记得他的博客签名是“远读李劼，近读张远山”。好像迎头一棍，给我打蒙了。卜雨的文章，他的学识已经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而他给自己定下的阅读标高，居然如此冷僻，直觉告诉我，能让他拜服的，“允是出格凡人”。
我先从张远山先生的博客上扫描了一下他的文章。一读之下，有几个片段先让我大感投契，过目难忘。比如他说，如果非打仗不可，我宁肯死于罗马军队的步兵方阵，或者成吉思汗的蒙古马队，虽然残酷，到底胜于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人死以后，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负责登记的判官问：干什么来啦？欧洲鬼说得明白：被罗马军团砍死的，或者让蒙古马队踏死的。中国鬼就说不清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死的，正跟铁哥们喝酒来着，脑袋就搬了家。（《襄公之仁：仁义之雄成了笑柄》
在我看来，这一节最是犀利、幽默，而非常沉痛，他揭示了中国人在一团和气，凡事最爱标榜和谐的表象下，沉湎于心机权术的一面，可说是到了无师自通、不可救药的地步。而这恰恰又是儒家治心、法家毁心，两千多年下来给中国人留下的精神负面资产，用李劼先生的话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创伤”，用木心先生的感受，就是古人吃够了苦头，遍体鳞伤，微笑着劝后人：“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从李劼那里，我得到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读书不能停留于文字，读书之外，更要学会读人。我想读史尤其如此，读懂人心和人性才算读懂历史。所以历史解读不仅需要扎实的逻辑、证据，更需要丰富的体验，敏锐的直觉，尤其要具备悲悯的情怀。在张远山的文章中，我恰恰看到了考据式文章最难见到的闪光，而且和李劼在《中国文化冷风景》中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发现有不谋而合之处。
比如宋襄公的由于身败，导致名裂，让张远山想到了被周武王消灭的商纣王，很可能是另一个好仁义的宋襄公。反正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死人无法再为自己申辩，“好仁义的蠢猪商纣王，只好任由站在周武王一边的后人痛骂诽谤了。”这里涉及一个文化心理结构的命题，就是由汉语文字书写的历史，有多少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或者说按照史家的儒家立场，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它们又怎样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事方式，让人陷入一个互害模式的酱缸文化当中日益沉沦，不仅习焉不察，甚至引以自得。
既然我是顺着木心这条藤蔓摸过来，一路摸到张远山的，那么说到庄子，难免就要听听木心怎么说。毕竟，在庄子的读者当中，他肯定能排在前列，有他自己的话为证：“我也曾在庄子的范畴里待了很久，然后才施施然走出”。庄子终身不仕，木心一辈子与这个时代保持离线状态，从人生选择上讲，已然是举世稀有的品性。木心又说，“但我不是庄子的传人”。他有底气讲这样的话，因为他的精神苗裔里既有老庄、陶潜和倪瓒，也有肖邦、尼采和塞尚，我们听听就好。
在《文学回忆录》中，他对庄子有一个定评：“中国文学的源流，都从庄子来。若不出庄子，中国文学面孔大不同。有庄子，就现在这样子。”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都有很强的文学性，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为什么独独标举庄子？说来简单，百家当中，庄子的文章最具个人性灵，而性灵是文学的标记。所谓《逍遥游》者，其实就是自由的张扬。这一层意思，魏晋高士、唐代诗人，李白，苏轼，直到民国的鲁迅，包括木心自己，都能心领神会。不可想像，没有内心的自由，文学还有什么独立价值？没有独立的文学和艺术，人又如何获得精神自证和自我实现？张远山又怎么能与庄子相视莫逆？
如果仅仅是这么说，对那些满足于吃好喝好、过一天算一天的中国人来说，恐怕会认为庄子固然高妙潇洒，毕竟离自己过于遥远，于生活而言也太不切实际。所以我还是更愿意回到对人心、人性的洞察，因为我发现很多读书人，一辈子皓首穷经，沉迷在或精深或琐屑的学问里面，说起来引经据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对于人性的感知却相当幼稚，或者非常平面化，甚至不如一些江湖草莽。遇到历史的大关节处，只会用书本上的概念去核对现实，反而不如没读过多少书的江湖人士有识见，能判断。这就要引出木心的另一番话。几乎同样的意思，他曾两次阐扬开来，可见是深有感触，内心沉痛极了，也无奈极了。
我先择其一如下——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一千几百年前就有人如是说。
中国乃君子国，小半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大半是凭借礼义而摧残人心的伪君子。伪君子之能千百年占优势，掌实权，正由于有君子在附会他们的势、支持他们的权，因为，君子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呀。只有到了伪君子责怪君子明于礼义明得不够明，陋于知人心陋得不够陋，君子才叹苦，一叹苦，伪君子便把君子宰了。可见中国的君子之陋于知人心陋到什么地步，连伪君子的“人心”也揣摩不透。
这一段有点像张远山在《寓言的密码》里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的论断：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而“帝王砖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墨家、名家都被边缘化，或者游戏化。道家既然自甘做隐士，则注定在主流话语界处于失声状态，哪怕“帝王砖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那种“率真”也只能是残缺了的“率真”。久而久之，道家的知音只有隐在文学艺术里，以最低调的姿态，或旁敲侧击，或纵情山水。自由的空间愈来愈逼仄，这种低调很容易就有了逃避自我的意味。而自我半隐半现，暧昧不明，文学的本体性也就始终无法得到正面确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就无法光明正大地得以自证。
有人可能会问，谈什么人的价值和尊严？今朝有酒今朝醉，把你自己过好不就行了？但什么叫“过好”，说这话的人恐怕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我们这辈子最怕什么？我认为最怕的就是白活。但我眼见许许多多主张“把自己过好就行”的人，其实都是在白活，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父母长辈，更荒唐的是，连我自己也难免堕入同样的轨道。这是需要每个人扪心自省的事，这里暂不展开来谈。
扯远了。我再择其二如下——
“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此话庄周以为是温伯说的，鲁迅以为是季札说的。我想总之是某个古早的中国人说的，而且由之可见庄周、温伯、鲁迅、季札都太忠厚，中国的君子者，大抵假借礼义为的是噬人心，使被噬者自以为殉了道。
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愿高明有以教我。由木心的感叹来看，即便“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的道家，面对假借礼义而噬人心的“君子国”，也还是“太忠厚”。可见一代代下来，“礼义”伪饰之下的“人心”已经沦丧到了什么地步。而如果一个族群当中最杰出的头脑都忠厚到了不识人心，则众多学子焚香顶礼继承下来的学说，会不会因为刻舟于书本，求剑于概念，从而越来越背离初衷，偏离航向？说句题外话，这次疫情延至今日，我看庙堂上下，已经连面子上的“礼义”都懒得再讲了，就是明火执仗竞相噬人。而且居然全世界都在噬人，当然这个话题太大，此处先按下不表。
还是回到庄子的读者。古代的，从嵇康、阮籍一路下来，就不谈了，近世以来，如木心所言，一直流到民国的鲁迅，骨子里都是庄子思想。让我深感遗憾的是，五四时期，由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意气之争，在青年人要不要读古书的问题上，鲁迅和比自己年龄小的晚辈施蛰存之间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结果是，敬佩鲁迅文章的施蛰存，主张《庄子》和《文选》至少值得一读，而骨子有庄子思想的鲁迅，却拒绝正面回应《庄子》是否有保留于书单的必要。我仔细回放了那场论战的几个回合，感觉隐隐有似庄周与惠施的“濠上之辩”，而鲁迅那种不讲逻辑的诡辩，也确实像张远山给庄子的定性，属于“诗人的强词夺理”。
如果说“知鱼之乐”这场公案，由于庄子的答非所问，混淆概念，看似轻松取胜，却让传统的中国人总是轻视逻辑，无缘于科学，那么关于“青年人要不要读古书”的论战，由于鲁迅的矫枉过正，偷换议题，一时影响巨大，却让几代中国人从此漠视先秦经典，不知庄子的价值。我不知道这是庄子的悲剧，还是鲁迅的悲剧。
因为被扣上了“洋场恶少”的帽子，所以施蛰存其人其文，在我读中学的时代一直都很陌生。后来读了他的小说和《唐诗百话》，知道了他在四九年以后的起起落落，才知道这位海派大师可能更得庄子的真传。这样的承传不见得体现于著述，而是更多的见诸生命。在严酷的砖制高压之下，少有人能做到他那样的常识常在，顺其自然。日后恢复教职，恢复名誉，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淡泊平静，面对官府颁发的奖项，淡淡一句：“这个奖，你们给错人了。”所谓“虚无恬淡，乃合天德”，这种通脱平易的风度，才真像我心目中的庄子。
说到这里，我想起叶兆言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在1980年代前往拜访施蛰存先生时的情形。对于施老的学术成就，只是行外人的泛泛之谈，对于他在中国现代派小说领域的开山地位，似乎还不大买账。其实无论是学术还是小说，我认为叶兆言都没有评点到位，尤其没有领会到前辈做人的根基，那种源于生命的文化底蕴。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叶兆言的喜爱。
在崛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热潮中，让我一度沉迷的小说家有两位，王朔可以单独算一位，另一位是叶兆言+毕飞宇。王朔可以说是彻底解构了官样文章和官学话语的霸道和虚伪，以《一点正经没有》的方式让人回归生活，回归自然。虽然他从不谈论庄子，但他对假道学的嬉笑怒骂，我认为就像是庄子转世，托生到了新北京文化的口语当中。至于叶兆言和毕飞宇，我迷恋的是他们的语言叙述风格，还一度下意识地模仿过。后来发现，在张远山著作的腰封推荐上，恰巧这两位都是常驻嘉宾。他们是不是庄子的读者我不敢确认，但肯定是远山庄学的读者，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机缘吧。那我就说说对叶兆言的印象。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有个选题需要采访一些文化名人，我认为叶兆言非常适合那个选题，所以就四处寻问他的联系方式。在文学出版物还有相当权威的年代，小说家还是自带神秘光环的，更不要说是我喜欢的小说家。所以电话打通以后，听到叶兆言声音的那一刻，你可以想像我的心情，可能也不亚于今天在路上忽然见到了赵薇。但我没想到叶兆言非常谦逊、也非常诚恳地说自己不善言谈，尤其不适合上电视节目，委婉谢绝了我们的邀约。
虽然采访没有做成，但叶兆言这个人，反而在我心目中加分了。《庄子》有言：“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还算是一件轩冕加身的事情，叶兆言不在乎这种“轩冕”，更愿意把他的心思放在自己的小说当中，放在那些哀哀怨怨、窝窝囊囊的小人物身上，这也算是庄子在精神上的同路人吧。什么人可以算得庄学之友呢？在我这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对王侯不谄媚，对平民不摆谱，对自己要诚实。我认为叶兆言不是学问家，却能意识到远山庄学的价值，不是偶然的。
以这把尺子衡量，还有一位作家，虽然没写过庄学专著，但如果庄子找人喝酒，怕是不能少了他作伴。只是我认识他的时候，没想到他也会和远山庄学结缘，那就是写下《庄子等来张远山》的刘齐。他对庄学之友的观察，我以为最是神来之笔——
喜爱庄子者，有诗人、哲人、江湖人、草根人，却鲜见板脸不笑之学阀，拿腔作调之权贵，更难见冠冕堂皇之帝王。帝王并非不识字，并非腾不出空，大把大把的精力银两，都用来尊孔拜儒，偏不待见你这个庄周庄子休。脑子好使的，不好使的，都对你有个印象，不是乖乖的，而是怪怪的那种，怎么怪，一时捉摸不透，反正不像朕所中意的类型。
“怎么怪，一时捉摸不透，反正不像朕所中意的类型。”这句话可以说为古往今来，无数热爱自由、痛恨砖制的爱庄者画出一副绝妙的速写，其中当然也有刘齐的影子。
我有幸与刘齐先生在一次笔会上结识，他待晚辈如自家的后生，在会场上从不卖弄深沉，任何时候都能轻松化解气氛，属于几句话就可以交上朋友的人。最要紧的是，那从东北人骨血里承继来的幽默，配上大咧咧的才华和质朴的天性，就像不断引爆的烟花，一路上凡有他在的场合，就永远有欢声笑语。但无论你怎样发笑，都能感受到他那种幽默背后，是有多少历史的罪苦与荒谬，和人生的悲怆与无奈做底色的。唯其沉重，所以更要学会自我解嘲，随时欢笑；唯其好笑，才能给权力宰制的思维随时消毒，心向阳光。
这是一种无需多言的鼓励，是刘齐牌的话语魔术，其源头多多少少来自庄子，使爱庄者即使不读庄子，也不会太过孤独。
相形之下，另有一位学者，我不想说出名字来，他是真写过研究庄子的论著。但我看他在微博上对网友的态度，尤其在饭桌听到他的一些轶闻，总不像是真懂庄子的人。譬如说一位读书节目的女主持人曾去他府上拜访，参观他的书房，好奇之下，抽出一本书来翻阅。结果那本书插回书架之后，就被他扔进了垃圾桶，说是我的藏书干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翻的。对照《庄子》中的一句话，“是故大人之行，不贱门隶”，这样的学者，其学问如何精湛，我固然不敢置评，但要说到庄学之友，我以为无论如何是不够资格的。
像庄子这样智力与感受力都超级过剩的人，其文字的维度、思想的维度、人格的维度是有多个面向的，每个面向都可能有说不尽的话题。今天特来强调人心与人性，一则是我没有学问，尤其涉及天文历法、器物考古等等，完全无从置喙；二则是大瘟疫爆发以来，这场全球性的灾难给我造成了剧烈的心理摧毁，几度颠覆了我的认知。书架上的许多书本都在黯然失色，它们无法回应这个时代，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无法解答我内心的困惑。
在张远山的《庄子传》里面，庄周和惠施之间有一场关于虎狼哲学和大象哲学的讨论，也就是当泰道退隐、否术猖獗的时代，小民当如何自处。庄周给出的建议是，不要做温顺的绵羊，以免为猛虎所食；也不要充当猛虎的帮凶，虽然可以食羊，仍然不免葬身虎口。最好是顺应天道，自强不息，变成食素的大象。
变成食素的大象，这是我一直向往而力有不逮的事。张远山做到了，所以我买了他的许多书，其实是默默在支持这头大象，愿意为大象哲学投上一票。但庄子和惠施谈话的语境，还是在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尽管古人可能以为，华夏就已经是天下，天下无非是华夏。
近三十年来的这一轮全球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全世界的文化生态都遭到了严重污染。由于跨国资本对全球化红利的无度收割，不同制度的政权之间居然可以明里攻讦，暗中勾兑，利益的盘算与国体的争端错综纠缠，虚实难辨。我们过去仰望的知识精英，要么齐刷刷站队政治正确，要么不知所措，或陷入呓语。大船失去了航向，现今好像真是全天下都面临“泰道退隐，否术猖獗”，处在这种剧烈恶化的人文生态当中，大象何去何从？近来我也时常感到迷茫。
正如文化的衰落无可挽回，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之于人心的侵染毒害也同样不可救药。我少年时代就怀疑人类是否真的在进步，大疫以来，接触到许多有待详解的疑云以后，更印证了早年的直感。
读过李劼和张远山，我知道了华夏上古史的伏羲文化被雪藏，炎黄之战、商周剧变的真相被改写。如今我更知道，原来古希腊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文化路向也一样呈梯次下降，知道了旧约对希伯来文化的限制和基督在家乡传道的艰难，更不用说，亚特兰提斯文明是如何毁灭，外星人与地球文明之间的联系，如是等等。一旦心有所会，我就再也没法假装不知道这一切。这种感受很难与旁人沟通，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也常在互相质询，旧有的知识框架和认知体系都在剧烈动摇。许多书本和典籍都让我感到疲惫，日常的繁琐事务还得应付，冥冥中却有一个声音总在暗示：回到童年，回到孩提时代的记忆，回到生命本真最初的觉知。
最后，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感觉就像在描述今天的景象：“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祸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
显然，庄子早早洞穿了语言的骗局，知识的骗局。语言和思维使人区别于动物，但也天生具有撒谎和欺骗的本能；理性思维和科技知识赋予人类历史性的成长，但也同时埋下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当人类失去灵性的导引，不在意人心的淳朴和高贵，就算拥有充分的资讯自由，你可能都无法辨别孰真孰假，恰如你此刻在手机上看到的景况。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回到庄子，回到天地之始的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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