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史家为何讳言白狄中山助晋伐楚

张远山先生研究战国史逾四十年，其战国史首部专著《隐秘的战国真史》新近上市，本号选载部分书摘，让读者先睹为快。

《隐秘的战国真史》重点解密了战国史三大公案：白狄中山、魏属中山之谜，西周国、东周国之谜，秦始皇以“王”僭“帝”之谜。同时澄清了大量相关公案，诸如九鼎之谜、重耳居狄之谜、尊王攘夷之谜、张仪苏秦之谜、乐毅乐池之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谜、秦“王”僭“帝”之谜、汉承秦制之谜等等，对于正确理解战国史事变迁、秦灭六国因果、诸子百家兴废、以“王”僭“帝”导致上帝失踪，及其后世影响，均有重大参考价值。

本文选自该书第一部分《白狄中山、魏属中山秘史》。

01战国史为何错讹无穷

史料32，《国语·晋语四》：

文公立四年（前633），楚成王伐宋，公率齐、秦伐曹、卫，以救宋。……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分曹、卫之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齐、秦。齐、秦不得其请，必属怨焉，然后用之，蔑不欲矣。”公悦，是故以曹田、卫田赐宋人。……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前632）。

史料33，《春秋》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

史料34，《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

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冬会于温，讨不服也。是会也，晋侯召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史料35，《史记·晋世家》晋文公五年（前632）：

春，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次城濮。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

史料36，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系年》：

（晋）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

史料37，《战国策·秦策五》九（姚贾对秦王嬴政语）：

（晋）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

附史料38，《荀子·富国》：

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

——晋文公返晋继位之后，开始快意恩仇，征伐当年冷遇自己的曹、卫，把曹、卫之地赐给礼遇自己的宋国，引起楚国不满，于是爆发了晋、楚城濮之战（前632），众多诸侯分助晋、楚。

《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口径一致，均言晋、楚城濮之战，齐、宋、秦助晋伐楚。留下颇为反常的两大疑问：

其一，当年短暂礼遇重耳的齐、宋、秦，无不助晋伐楚。当年善待重耳最久的白狄中山，曾经为助重耳返晋继位而不惜与晋献公、晋惠公反目动兵，又曾在重耳返晋继位之后遣使献礼与晋结盟，为何竟不助晋伐楚？

其二，晋文公为何仅仅报答短暂礼遇自己的宋国，却不报答善待自己最久的白狄中山？

考古新证和文献旧证，可以解答两大疑问。

首先是清华大学2008年入藏的战国楚简《系年》，言及城濮之战助晋伐楚者，除了齐、宋、秦之师，另有“群戎之师”。见于楚史《系年》，一来楚为此战的战败国，二来楚为南蛮，与西戎、北狄、东夷一样被诸夏歧视，所以不避“夷夏大防”记之。然而“群戎之师”究属何戎，依然不明。

幸而《秦策五》九所记姚贾之言，明言“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证明楚史《系年》所言“群戎之师”，实为姚贾所言“中山盗”，亦即白狄中山。所以反常的并非历史事实，而是迫于“政治正确”而扭曲的历史书写。《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出于“夷夏大防”，共同遮蔽了白狄中山助晋伐楚的历史真相。

与李斯联手害死韩非的秦国大夫姚贾，贬称白狄中山为“中山盗”，一如李斯、韩非之师荀况贬称白狄中山为“中山之盗”。二人同为战国士人，熟读《春秋》、《左传》，严守“夷夏大防”，拒绝承认白狄中山是合法国家，仅仅视为占山为王的盗寇。明代士人马中锡，尽管晚于姚贾、荀况一千七百年，但是熟读《春秋》、《左传》，同样严守“夷夏大防”，仍然贬斥白狄中山为“中山狼”。

《左传》讳言白狄中山助晋伐楚，但其宗旨是补充《春秋》省略的历史细节，因而也为其所遮蔽的史实提供了重要旁证：在城濮之战中率领晋国上军的两位主将狐毛、狐偃，不仅是仕晋的白狄中山人，而且是晋文公外公狐突之子，晋文公生母狐季姬之弟，均曾追随外甥重耳出奔十九年。所以晋文公伐楚，任命白狄舅父狐毛、狐偃为上军主将，并与盟国白狄中山组成了联军。可见除非一字不书，否则不可能彻底遮蔽历史真相。

晋文公既是白狄中山女之子，又娶白狄中山所赐赤狄女为妻，久居白狄中山十二年，与白狄中山之君结盟，以白狄中山之人为重臣，与白狄中山组成联军伐楚，是为不“攘夷”；又在城濮之战以后举行“践土之盟”称霸，“讨不服”，甚至“以臣召君”，是为不“尊王”。因而孔子对晋文公深恶痛绝，《春秋》不言重耳奔狄居狄，也不言城濮之战晋文公联狄伐楚，更讳言周襄王被晋文公召去开会，而是运用《春秋》笔法，书为“天王狩于河阳”。

明白了齐桓公“尊王攘夷”，晋文公“不尊王不攘夷”，也就不难明白孔子评价二人为何会有天壤之别：“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宪问》）也不难明白孟子为何信口雌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对于晋文公与白狄中山的特殊关系，孔、孟心知肚明，私议之时或有贬斥，著述之时决不表露。

中国独有的阴阳合历，用闰月调整太阴（月亮）运行一月、太阳运行一年的两大天文周期，十九年七闰而相合，天道循环。因此古代盛产“十九年得道”的虚构传奇，最为著名的是庄子寓言“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技进于道。晋文公出奔十九年而返晋继位，却非虚构传奇，而是真实经历。这就使他本人、追随者，乃至周王、诸侯、天下人，无不坚信他是“天命所归”。晋文公能够取代齐桓公而成春秋第二霸，与此深入集体无意识的共同信念大有关系。

晋文公死后，“天命所归”又扩展到追随其出奔十九年的赵衰、魏武子及其后裔身上。赵氏、魏氏后来跻身晋国六卿，最后与韩氏“三家分晋”，均与这一信念大有关系。

（选自张远山《隐秘的战国真史》，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