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挪威主权财富基金CEO Yngve Slyngstad已于10月30日宣布辞职，而在之前的10月25日，该基金宣布所持外国资产的价值已首次突破10万亿克朗（1.1万亿美元）大关，而1996年该基金收到约20亿挪威克朗的首笔注资。
在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石油基金公布三季度投资业绩之际，该基金的“掌门人”周三（10月30日）意外宣布辞职，结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便开始担任的首席执行官角色。
现年56岁的Yngve Slyngstad已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工作了22年，1998年至2007年担任股权投资主管，2008年1月起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他在全球股市崩盘期间用挪威石油与天然气收入进行了巨额投资，在近12年间令该基金掌管的资产价值增长了五倍。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上周五宣布，公司所持外国资产的价值已首次突破10万亿克朗（1.1万亿美元）大关，23年前（1996年）该基金收到了约20亿挪威克朗的首笔注资。隶属于挪威央行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NBIM）于1998年成立，以便管理这笔财富，Slyngstad正是NBIM的首席执行官。
挪威央行行长奥尔森（Oeystein Olsen）表示，他将领导招募继任者的工作，这一工作目前处于“早期阶段”，Slyngstad将暂时留任CEO。会说挪威语不是继任者的硬性规定，但对挪威社会的熟悉与了解，以及会说一门斯堪的纳维亚语是必备条件。
挪威财政部部长詹森（Siv Jensen）发表声明称，Slyngstad工作非常出色，所取得的成就将令所有人受益良久。在Slyngstad的领导下，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不仅在管理资产规模上壮大，也建立了非常专业的全球组织，在伦敦、纽约、上海、新加坡和奥斯陆都设有办事处。
值得注意的是，Slyngstad宣布辞职当天，该主权基金公布了2019年第三季度业绩。整体投资回报率为1.6%，即2360亿挪威克朗（约合256亿美元），其中持有的股票回报率为1.3%、固定收益资产回报率2.4%、持有的非上市房地产投资收益为1.6%。
分析注意到，三季度整体回报率低于二季度的2.9%和一季度的9.1%，一季度的业绩曾创该基金有史以来最佳表现。此前，受市场波动回归影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2018年蒙受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额达570亿美元，回报率-6.1%，进入今年以来才逐渐恢复正收益。
今年二季度，该基金持有的股票资产在总资产规模中占比曾创历史新高，达到69.3%，去年底为66.3%，今年三季度的占比小幅回落至69.1%；固收资产占比则从二季度的28%上升至28.2%。北美股市占基金股权投资的40%以上，三季度以2.9%的回报率领先，对美国国债投资回报率4.6%。但退欧不确定性拖累英股表现，也令基金对欧洲股市的投资回报寥寥。
即将离任的首席执行官Slyngstad指出，三季度基金投资苹果、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消费品巨头雀巢的回报贡献最大，最惨烈的投资结果来自亚马逊、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和德国科技公司SAP。他警告称，今年1至9月的股票投资回报1万亿挪威克朗，但“由于基金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股票，我们必须为基金市值的大幅波动做好准备”；他称，全球工业活动数据仍相对疲软。
公开资料显示，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拥有9000多家公司的股份，平均等于拥有全球每家上市公司1.4%的股权，其中最大的持仓是微软、苹果、雀巢、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亚马逊。在Slyngstad任内，该基金超越了纯粹的财务投资者立场，成长为“活跃股东”，在高管薪酬、董事长与CEO角色分离等问题上，向苹果、Facebook和高盛等全球最大型公司发起挑战。
有分析认为，该基金做决策有时会遇到政治阻力。例如挪威议会一开始拒绝了其2017年打算出售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持股的提议，今年3月才同意逐步抛售单纯从事油气勘探及开采业务的上游企业持股，但保留美孚、BP、皇家壳牌等综合石油巨头的投资组合。
除了否决Slyngstad对该基金战略的构想，挪威政府也不愿给他更大的自由度或减少问责，并反对基金涉足私募股权等新的资产类别。再加上基金近期表现忽上忽下，都可能是促成Slyngstad离职的原因。但他解释称，政治干涉并不是理由，他本就清楚自己的首要职责是“执行”策略；目前恰逢该基金市值迈过重要里程碑，“现在是更换领导层的好时机”。
NBIM公开表示，Slyngstad离职生效后将继续在该基金工作，特别是到伦敦组建投资于未上市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部门，以拓展新的资产类别。今年4月，挪威财政部批准NBIM可将基金规模2%的资金投资上述资产。
也有观点担心，Slyngstad离职可能标志着一个周期的顶峰来临，毕竟他当初担任基金“掌门人”后不久便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代表上个周期触底。
今年还恰逢全球CEO离职高峰。据美国就业顾问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统计，截至8月底，2019年仅美国大中型企业的CEO离职人数就高达1009人，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同期的离职人数。有分析指出，由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舆论可能更倾向于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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