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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考研“名词解释”第四弹来啦！！
从第一期：最新！新闻学最常考的名词解释100例！
及第二期：最新！『传播学』最常考的名词解释100例！
及第三期：高频考题汇总！3年真题中的50例实务名词解释！（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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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人们的社交空间的同时，社会化媒体也开始成为新的内容集散与分发地。社会化媒体对于整个新媒体新闻及其他公共信息传播的模式与结构影响都是深层的，它将公共信息传播带向了社交化传播。在社会化媒体里，由社交网络构成的人际传播渠道成为公共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在这些平台上，媒体内容的再分发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激活的人际传播网络的规模。以社交网络来传递公共信息，这是大众传播出现之前的公共信息传播模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化媒体带来的是一种“回归”。但是，由于互联网形成的社会网络规模的巨大，社会化媒体传播的效率，是以前的人际传播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一种传播模式，也使得信息的筛选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职业媒体人进行的信息“把关”，在社会化媒体中受到用户的“鼠标投票”的冲击。个性化算法是搜索引擎算法的一个升级，它是针对每个具体的个体的，把个性作为算法中的核心变量，凸显了个人偏好的意义。是近年公共信息传播中的一种新现象，类似于“今日头条”这样的客户端的出现，它们以“个性化”为卖点，为内容与用户间的匹配提供了一个新维度的依据。换句话说，内容与其特定的接收者之间是由算法为“媒”进行匹配的。个性化算法在未来还会进一步优化，对用户需求的解读能力与匹配精确度还会不断提高，但是，显然，用户的信息获取不能仅仅依靠个性化推荐。个性化算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人们在信息消费中付出的成本，但是它是以小灶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投喂，这可能会使人们产生消化疲劳与厌食。即使用户并不抗拒，如果个性化算法只是一-味迎合用户的阅读偏好，也容易造成用户视野的狭窄，使他们越来越失去对外界环境的全面感知。面对沉浸在个人天地里的离散的个体，社会整合将变得越来越难。Web1.0 时代，以 WWW（万维网）网站为主要平、以网站的内容为核心的传播模式，可以称之为“大众门户”模式。大众门户模式是传统大众传播的“点对面"模式的延续，在这样的模式下，网站扮演着互联网传播中心的角色，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心，是依靠它提供的丰富内容。网站以内容聚集起用户，由此带来流量。在大众门户传播模式中，用户仍然是线性传播的一-端，且网站与用户(传播者与受众)的地位是天然不平等的，网站对于传播的控制权力是强大的，网站的编辑对于内容的取舍直接影响着网民获得的信息的范围与质量。网民在信息获取方面仍然是被动的。他们可以浏览网页，但并不能直接对网页进行修改。即使有一定的反馈手段，如留言、跟帖，但是反馈功能的开关控制在网站编辑手上。面对成千上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网民，网站只能提供无差异的信息供给。这是其“大众”门户的另一层含义。在 Web2.0 及其他技术的推动下，一种与“大众门户”完全不同的“个人门户”模式出现，它的传播网络是由无数的网络节点（用户）及它们之间的多元连接共同构成的人的关系网络。个人门户的传播模式主要有如下特点：（1）每一个节点成为一个传播中心；（2）节点的社会关系成为信息流动的渠道；（3）社交和分享成为传播动力；社交关系网络成为信息的个性化筛选网络；（4）传播多层次，且传播路径易于观察。目前的“个人门户”主要建立在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个人账号基础上。但未来的个人门户可能出现在前文中提到的各种资讯分发平台中。在未来的个人门户中，信息传播、社会交往、电子商务甚至工作、学习的功能都可以集成在一起。每个人的个人门户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人门户既是人们与外界进行双向信息交换的窗口，也是他们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的平台，同时还是网络化生活与工作的基点。这种个人门户的形成，使得人们对于门户网站、客户端的直接访问逐渐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媒体自建渠道的地位被削弱，由此也带来传播业格局的变化。传播渠道与模式的变化，带来了“万众皆媒”的景观，过去由专业媒体人主导的大众传播，已经扩展为全民参与的传播。万众皆媒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来源，也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人们的社交网络成为主流的信息传播渠道之一，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虽然没有完全失效，但其作用范围正在缩小。除了个体外，政府机构、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也开始通过自己的渠道来进行信息发布，与公众沟通，在出现危机的时刻，这些渠道也成为其公关渠道。在整个内容生态中，这些组织也成为重要的一类传播者。进一步，在未来信息生产系统的各个环节，参与主体将不仅是人，机器及万物都可能成为信息的采集者，而机器也可以完成信息的智能化加工。这意味着掌握着智能机器和传感数据的 IT 企业、物联网企业，也将成为信息生产系统中的成员。一个新的“万物皆媒”的时代也将到来。互联网早期，常常被称为赛博空间(Cyber Space)。“赛博空间”这个词起源于加拿大小说家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1984 年，他在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cromancer) 中首次使用了“赛博空间”这一术语。有研究者将赛博空间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人们的直觉可以摆脱物质身体的束缚而在赛博空间独立存在和活动;赛博空间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而穿越时空;赛博空间由信息组成，具备操控信息能力的人在赛博空间拥有巨大的权力；人机耦合的电子人在赛博空间获得永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社会”的提法开始出现，对于网络中的虚拟及虚拟社会的含义，并没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解释。哲学研究者偏向于从符号化、中介化的视角来研究虚拟性，如“虚拟即是符号化，符号化是人创造意义生存的活动，‘虚拟’生存是作为人的文化生命存在的意义符号生存。社会学这更关注虚拟化社会中人的关系实质。如有学者指出，虽然数字化决定了网络的社会功能和由此构建的关系网络具有虚拟的特征，但是当“虚拟”也是一种真实（“an objective reality") 时，网络社会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一种社会实存，一种人类生存的全新的方式。“网络社会”这个概念在其起源阶段，并不完全等于互联网社会。曼纽尔·卡斯特(Mamuel Ctel)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他将网络社会界定为一种具有更广 泛意义的社会结构，以此指称新经济所带来的与信息化、全球化相平行的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它在信息时代社会里扮演了核心角色。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延伸。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能够创新而不致威胁其平衡。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全球金融流动网络、欧盟的政治网络、新媒体网络、跨国企业等都可以看作这样的网络。如同现实社会一样，互联网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在互联网中，这些个体成为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中的“节点”。节点间的作用方式是形式多样、结构多元的中介性互动，节点的聚合单元是群体。从传播结构角度看，每个节点对网络都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可以推动或阻止信息的流动。每个个体节点都连接这广泛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便成为影响网民行为和能力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个体拥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社会性能量的更多可能，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随时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作为社会连接单元的个体节点，也承载和连接着各种社会资源，在网络的协同中，这些节点也可能成为资源的贡献者。早期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认识，主要在“虚拟经济”这一层面，也就是将网络从现实空间中抽离出来，单纯关注由虚拟互动带来的经济可能，而今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网络经济不仅仅是虚拟经济，而是现实与虚拟互动的结果，“互联网十”这-概念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互联网+”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马化腾认为，“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共享经济”的思想通常被认为源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 和伊利诺伊大学琼.斯潘思(Joel Spaeth)两位社会学教授，1978 年他们在其合作发表在《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上的论文《社区结构和协同消费》中提出了与“共享经济”相关的概念“协同消费”(ollaborative consumption)。而相较“协同消费”这概念，从其发展而来的“共享经济”，不只是关心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和共享，更关心促成这种协同和共享的平台和机制。共享经济的一个基础是“盈余”：时间盈余、知识盈余和资源盈余，另一个特点是资源的提供者与需求的满足者随时可以发生角色互换，这为参与者的利益获得提供了双向可能。无论从审美角度看待共享经济的价值，共享经济模式的实现，都依赖于可以共享的资源，同时也依赖于需求与服务或资源之间的实时、高效率的匹配、连接。“认知盈余” (Cognitive Surplus)是美国学者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中提出的概念，他把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作一个集合体。这一概念主要描述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享现象，将社会知识存储看作个人事实集合体，是新媒体时代下关于传播创新的思考，共享认知的驱动因素之一。该概念更多的是强调个人信息储量不均，擅长方面不同，利用各自闲暇时间，依托于网络的连接特性相互连通，将自我知识进行社会性整合，从而解决相应的问题。如今认知盈余成为知乎等平台的盈利基础，其通过提供沟通平台有效聚合剩余认识，从而精准满足问题待解决者的需求，逐步将其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即知识变现。其核心主题指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如何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非单一的消费精力与财力。在网络社群的价值被重视的基础上，社群经济的提法近几年出现，尽管目前并未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对网络集聚的集体力量的重视是共通的。社群经济目前主要有三种指向，一是将社群作为服务对象或营销场所，二是挖掘粉丝社群的价值，三是集合社群成员力量来进行共同创造或经营活动，让社群成为一种生产力。而第三种指向，被很多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是社群经济更理想的目标，在这样一个方向下，具有共同目标和群体意识是社群产生共同的行动力甚至生产力的重要基础。LBS 是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信网络或外部定位方式(如 GPS)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在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支持下，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的一种增值业务。这意味着，服务商可以对每个用户进行实时定位，并向不同位置的人们提供不同的信息和服务。在 LBS 的支持下，现实空间的位置属性可以直接映射到虚拟空间，虚拟空间的需求也会随现实空间的位置变化而变换，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两者会越来越如影随形，LBS 使得虚拟互动越来越多地由显示空间位置的邻近性引发，虚拟空间的互动成为现实空间互动的前奏。但 LBS 类应用也把人们推到新的风险中，虚拟空间的传播可能将现实空间位置这一在多数时候应该作为个人隐私存在的信息暴露无遗，这些信息一旦被滥用，人们的安全也会收到威胁。在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数据专家涂子沛在其演讲中指出，未来经济是数据经济。所谓的新经济就是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为先导和核心的经济。而智慧、知识、信息和数据的关系是，信息是有背景的数据，知识是有规律的信息，机器获得大量数据之后为人类自动地提供服务产生智能，所以说数据是一切的基础，也是未来新经济的基础，未来的新经济也可以称之为数据经济。当前，数据特别是大数据应用对经济的驱动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互联网+下的新业态将突出数据业务，“互联网+”最终使各行各业实现数据业务的主营化。区块链(blockchain)是由多个独立节点参与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也可以理解为分布式账簿(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简称 DLT)，由这些节点共同维护。它的特点是不易篡改、很难伪造、可追溯。区块链记录所有发生交易的信息，过程高效透明，数据高度安全。凡是需要公正、公平、诚实的应用领域，都可以应用区块链技术。从区块链技术的原理看，它的透明性与安全性建立在每个节点的贡献基础上。分布式生产，意味着用户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而非媒体的统一意志，从不同的视角、层面来进行内容的生产。它意味着全民参与，行业壁垒打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淡化，专业媒体的中心性地位受到挑战。对于媒体来说，用户参与的分布式内容生产会在某些方面为传统媒体提高其专业性提供助推力，分布式的、无所不在的自媒体可以延伸媒体的触角，成为媒体报道的由头或线索；也可以成为检验媒体内容质量的参照物；如果媒体的内容得到很多自媒体节点的呼应，分布式生产的自媒体还可以成为媒体的“扩音器”。信息的碎片化是分布式内容生产及后续传播带来的显著结果，意味着片段的、零散的、不完整的信息。但碎片化并非新媒体中分布式内容生产的“原罪”，而是新媒体超越传统媒体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使新闻传播变成一个公众共同参与的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专业媒体垄断的信息“封装”程序，在这个过程中，碎片的不断汇集、碰撞，有可能推动我们逐渐接近真相，立体还原全貌，同时感知到一个事物在各个层面的辐射效应。信息碎片化是从内容生产角度，而人们谈到新媒体的碎片化时，通常还有另一个指向是内容消费的碎片化，媒体使用时间的碎片化，让人们更倾向于消费短平快的信息；近年兴起的短视频，也是的视频的碎片化消费进入常态。这种碎片化进而会和“浅阅读”“浅思考”联系在一起，但碎片、钱只是用户行为的一个方面，用户的信息消费行为更多时候是矛盾两方面的并发、纠结或摇摆。万众皆媒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也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中介，也就是说信息的管道与“导体”。作为信息导体或管道的人，与作为信息消费者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需求与行为模式，心理动因也不尽相同。作为单纯的信息消费者时，人们对内容的需求侧重于环境认知社会归属自我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但作为信息导体的人的需求会更多地考虑“社交”情境。这提醒我们，如果要促成内容的更广泛的传播，既需要打动作为消费者的用户，也需要激活作为导体的用户，也就是需要为内容注入更多的社交动力。但是过于关注用户对内容的传导性，甚至把不遗余力激活更多人的传导作为内容生产的主要目标或传播效果的唯一衡量标准时，也可能会落入流量陷阱中，毕竟作为导体的人更多是基于感性的因素进行分享，而专业的内容生产者需要超越感性因素进行更多的专业判断。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也就是说，自组织的演变、进化是在内部要素的运动中而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下实现的。尽管自系统理论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界中的自组织，但是，后来人们也开始用它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现象。自组织机制意味着，虽然每一个个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贡献是有限的、甚至在某些阶段，某些个体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但网民之间会自然形成一种相互协作、相互验证、相互纠正的关系，并由此不断调整目标，校正信息传播中的偏差，逐渐将一个复杂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虽然自组织力量并非能够优化每一个传播过程，但是在大多数重大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中，网民间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机制，都起到了突出作用。“后真相一词在 1992 年就已经出现，美国剧作家斯蒂夫.特西奇(SteveTesich)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伊朗门事件”以及海湾战争那些令人羞耻的“真相”时用到了“后真相” 这一说法。在这个词里的“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这个词反映的是当今的一种典型状态，那就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或者说，今天的人们不再追求事实与真相，而是容易被各种情绪、情感所煽动。凯斯.R.桑斯坦(CassR.Sunstein) 2006 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将人们的选择性心理及其带来的结果称为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他指出，信息茧房意味着，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在某种意义上，信息茧房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人的选择性心理的结果，是人的一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结构可能会以“正反馈"(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方式将其强化。在社会学中，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指的是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及其间关系的集合。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网络是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关系)组成的集合。对于个体来说，社会网络主要体现为他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对个体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社会资本获取。这是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它既覆盖了个体的一对一关系，同时又会以整体结构方式对个体产生影响。新的开放式社交空间，可以将人们的社会网络“显性化”，在这样的网络中，弱关系链条的激活容易得多，个体在网络交流中处于更积极主动的位置。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领域里一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在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也时有涉及。学界公认的三位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别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D. Putnam)。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一种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第二，它是以相互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他认为，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群体成员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参与能够被用来提高不同领域中行动者的社会地位。整体来看，虚拟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包括三个维度：结构资本，即个体之间结构化链接的程度；关系资本，是指个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度与性质，主要体现为承诺、信任等；认知资本即共同的知识基础、术语及其表达方式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与人连接技术演变的过程。从早期的新闻组（Newsgroup）、论坛（BBS）、即时通信到后来的博客、SNS、微博、微信、直播、短视频等，技术在丰富互联网的功能的同时，也在丰富和发展人的连接形式，在人与人的连接方面，迄今为止的几个突出进展表现为：（1）人与人连接效率的提升。用户的互动受到的条件限制会越来越少。（2）人与人连接维度的丰富。连接用户的不仅仅是内容，而可以是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关系或线索，甚至是资源。（3）人与人连接体验的变化，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社交会带给人们更多的真实的临场化体验。（4）个体作为节点角色的存在感及作用力的增强。如今的社交应用中，每一个账号都是一个个人化的空间，这不仅为个体彰显其存在感和个人信息存档提供了可能，也为其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更多可能。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最早提出了强关系与弱关系(也译为强连接与弱连接)的概念。强关系是指联系频繁的、直接的关系，而弱关系则是联系不够频繁的、间接的关系。格兰诺维特指出，强关系往往是同质群体内部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纽带。强关系和弱关系，与前文说的近距离和远距离关系有些交叉，但并不等同，有些空间上的“近距离”关系也可能是弱关系，而有些远距离关系也可能是强关系。在网络的各种互动中，同样也存在着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区分。如微博和近年兴起的短视频平台以弱关系为主，微信则以强关系为主。频繁的互动可能会促进一些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而另一方面，人们的选择性社交策略也可能会使一些原本的强关系被弱化。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格林沃德(Greenwald) 等学者提出，从自我的动机层面可以将自我区分为“公我”(public self)、“私我”(private self)和“群体我’(collective self)三个方面。个体的自我有三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产生的任务。第一种任务是获取社会赞许，因此，对于个体来说的“有意义他人”的评价就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公我”。“公 我”往往与“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有关。第二种任务是获得个人成就，这是指建立在内在自我评价基础上的个人成就，因此，较少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是独立于他人的“ 私 我”。第三种任务是获得群体成就。自我要完成群体对角色的要求，群体的评价和目标被内化为个体的“群体我”。自我建构的概念最早由黑泽尔.罗斯.马库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于 1991 年提出，指的是个体在认识自我时，会将自我放在何种参照体系中进行认知的一种倾向。玛莉琳.布鲁尔(Marilynn Brewer)等认为，每个个体的自我建构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从自身独特性定义自我、从自己与亲密他人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从自己和所从属团体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他们将这三种建构倾向分别命名为个体自我(individualself)、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和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也称为自我的三重建构。对每个个体来说，这三重自我建构都存在，只是对于不同个体而言，三种建构倾向的相对强度存在差异。性别和文化差异对个体自我建构倾向的影响相对较明显。“认知失调理论”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利昂 .费斯汀格 (Leon Festinger) 提出。这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们在观点、态度、行为等之间具有一种一致或平衡的取向。即两个认知元素之间要达到一致的趋向。所谓认知元素，是指一个人对自身、对自己的行为及对环境所了解的事情。两个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无关、失调、协调。失调即指不一致、矛盾、不合适。在费斯汀格看来，失调的原因包括:逻辑上的不一致，文化上习俗、观点的普遍性(-种观点包含在另一种更普遍的观点中)，过去的经验等。此外，其他学者认为，认知失调的原因还应包括承诺、意志、责任等因素。费斯汀格还认为，认知失调的程度取决于认知元素的重要程度。越是重要的认知元素，所能带来的失调也就越严重。凝聚子群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行动者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者积极的关系。该概念强调了社会网络中某些行动者之间的共同利益、意识、规范等的作用。如今的网络社会研究中，虽多数研究者不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网络人群中形成的小团体，但是并不能掩盖网络人群存在着多种人群的聚合模式，这些人群的聚集不仅带来群体心理，也会以权力、利益、情感等其他因素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共同体这个词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87 年，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 将人类群体分为两种类型，即共同体和社会。在他看来，“所有亲密的、隐秘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都是共同体生活，而社会是公共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是真实的、有机的生命，而社会是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他指出共同体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友谊(精神共同体)。共同体有其特有的意志，即相互一致的、 结合到一起的信念，也即共同领会。他还称共同体与社会分别对应着两个时代，共同体的时代通过作为默认一致(家庭生活)、习俗(村庄生活)与宗教(城镇生活)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而社会的时代则通过作为协定(大城市生活)、政治(民族生活)与公共舆论(世界性的生活)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社会时代是在共同体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网络社群是以互联网为媒介而进行网络互动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和网络群体意识的相对稳定的人群，是由社会成员自愿集结而成的、独立于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社会自组织形态。网络社群可以视作网络中的狭义的“群体”，是具有群体意识、群体归属感和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的利益、文化、生产等方面的“共同体”。网络社群的发展，特别是在社群经济的动力推动下，社群成员会形成更多的分工合作。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族群，强调的是互联网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共同心理、行为特征与文化属性的人群。网络族群不一定集中于某一个网络社区，而有可能散布在网络空间里，网络族群更多时候是一种离散的共同体。网络族群的聚集，往往体现为年龄、价值观、消费意向等方面的认同感，具有主观性、参与性、分散性和虚拟性等方面的特点。网络族群的形成，对空间的依赖性并不强，人们之间的直接互动不多，他们也是通过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完成了族群文化的建构。最早提出社会认同概念的亨利·泰弗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虽然在网络共同体中，并非所有人都会产生社会认同，但是社会认同是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动力。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的自主、自立、自主选择的自我意识，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注意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层面、处于何种位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自己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不同的网络共同体的选择，是他们主动建构的一种社会认同。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即仪式)是社动力的来源，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所呈现的形象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逐渐形的。柯林斯关于互动仪式的一些基本观点包括：互动仪式有四个主要要素或初始条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无论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会因为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对局外人设定了限制，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场，而谁被排斥在外；人们将其注意力放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体验。互动仪式有四种主要结果:群体团结，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个体的情感能量，即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代表群体的符号，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有关；道德感，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从柯林斯对互动仪式的界定来看，互动仪式是特定的成员间为了强调彼此的关系、建立起群体意识、促进相互间的情感共享而进行的共同在场的互动。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则首次明确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到了欧文·詹尼斯提出的群体盲思（groupthink）的概念，即群体可能助长轻率的一致以及危险的自我审查，因而不能综合信息、扩大讨论的范围。是由于群体压力而导致的思考能力、事实和道德判断能力的退化，以及批判性的思维被代替的现象。在高凝聚力、具有强势领导或不太容易接触到不同意见的群体中经常出现。源于个体成员从众以及达成一致性的压力，导致群体思维封闭、高估群体权力和力量，并进而产生对专家和不同意见的排斥、不对更多的方案作评估、对新信息的偏见等决策缺陷，是群体高凝聚力的一个消极后果。具体表现：尽管部分成员并不赞同团体的最终决定，但在群体盲思的影响下也没有人提出一些有争议、有创意的想法或观点，或是这些建议及意见遭到群体忽视或隔离，从而使群体顺从团体决定。这种现象有可能会导致团体作出不合理、甚至是危害组织的决定。由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r Jung)提出的“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是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荣格认为，作为总体的心灵包括三个层次: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而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了“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对个人而言，是比经验更深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它的存在与人类生理结构的存在同样古老。在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中包含了人类往昔岁月的所有生活经历和生物进化的漫长历程，即祖先生活的残余。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的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模因又译迷因、觅母、米姆、迷米、弥母等，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是“以非遗传的方式(如模仿)传递的文化元素”。1976 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首次将通过模仿而传播的文化基因称为模因(meme)。他认为模因是一种文化传播或文化模仿的基本单位，它通过从广义上说可以称为模仿的过程从一个大脑转移到另一个大脑，从而在模因库中进行繁殖。曲调、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模因。模因库里有些模因比其他模因更为成功。这种过程和自然选择相似，就如基因一样，具有更强生命力的模因的特征包括长寿、生殖力和精确的复制能力。气象学意义上的同温层的特点之一是， 同等高度上温度的相同或相近，对于人而言，这种“温度”的接近性，也就是在情绪、观点、立场等方面的接近性。有相似倾向的人，会自然地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信息或观点流动，在那些让他们“舒服”的信息中相遇，形成同温层，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感知到彼此的存在。而网络整体的意见气候则可能会出现不同同温层间的显著分化。同温层效应是人们随自己的心态自主流动的结果，因为它有助于维护心理舒适区，避免“认知失调”的产生，人们通过向同温层靠近，来维护自身的观点、态度与立场等。人们追求的“同温层”也是流动而非固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话愿上，人们会需要不同的同温层。同温层是人们可以自主选择的，比圈、层更灵活的流动的共同体。反连接并不是无条件切断所有连接、封闭个体，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下断开那些可能对个体产生过分压力与负担的连接链条，使个体恢复必要的私人空间、时间与个人自由，所以它更多的是个体的一种情境性需要，而非一致性行为。“独处”是产生反连接需求的主要情境之一。重拾现实空间的交谈与互动，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反连接作为保障。连接或反连接的选择，不仅是用户的一种情境性需要，还应成为对用户的一种新赋权。这种赋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隐身权和连接“开关”的控制权。学者大卫.梅斯特(David Miste)等人在《可信赖的顾问》(Trured Adiser 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信任力的影响因素公式：T(Trust: 信任)=C (Credibility:可信度)*R(elability: 可靠度)*I(Intimacy: 亲密度)/S (self-orientation: 自我意识导向)如果放到社群的情境下，这一公式的含义即是，信任度与某个成员发布的内容的可信性、其个人一贯信誉的可靠度、其分享的有亲密度的内容的数量成正比，而与其发布的含有过强自我意识的内容数量成反比。因此，信任代理的形成，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付出、长期的积累过程。粉丝经济史生产者对消费者情感、记忆和认同的收编和商品化。粉丝经济更倚重粉丝成员及社群的情感因素。粉丝经济中的情感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粉丝对明星偶像或网红这样的个体的情感，第二类是粉丝对品牌或产品的情感，第三类是粉丝的创作或生产热情。三种情感也会带来不同的粉丝经济方向。粉丝经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形态：依赖个体号召力的粉丝经济、以品牌为核心的粉丝经济、以文化生产为主的粉丝经济。罗尔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公共理性”的概念，来补充传统的个人理性概念。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首先在于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其次在于它在本性上和内容上是公共的。他提出，要在公民中实现一种“重叠共识”，即对基本的社会正义理念达到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取得是以公民的“公共理性”为基础的。公共理性的培养，对于新媒体时代的公民尤为重要，尽管困难重重。
拉康(Jacques Lacan)的凝视理论认为，自我的完形是通过观看、通过对镜像的凝视完成的。在主体对镜像的观看中，不仅有属于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还有属于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前者形成的是理想自我，后者形成的是自我理想；前者是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他人形象的看，后者则是以他者的目光来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自我的凝视，或多或少折射着他者的凝视。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几种因素：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新媒体中的用户，也是被“媒介化”的人。新媒体所营造的时空，成为他们新的生存时空。他们以各种方式营造着自己的媒介化形态，为了在媒介时空中体现存在感，他们也可能会改变自己在现实时空的行为。现实化生存与媒介化生存两者互为映照，相互指涉，相互干扰。而数据、算法将人变成了可量化、可计算的对象，这也可以说是人的另一种媒介化。自我认同概念起源于埃里克森，是指在个体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与他人及社会进行能动互动，以及通过内在参照系统形成自我反思，使行为与思想逐渐形成并自觉发展成一致的状况。这与福柯说的“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改变这种身份”有关。在国内，自我认同常常也被译为“自我同一性”。其经典研究包括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多视角定义、詹姆士·马西亚(James Marcia) 的操作性定义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解释等。唐纳德·肖曾提出过“水平媒体”(Horiontal Media)和“垂直媒体”(Vricel Media)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水平媒体是某些小众的媒体，而垂直媒体是大众化的媒体。在唐纳德·肖看来，水平媒体与垂直媒体的交织，可以创造一个稳定 的“纸草社会”(Papyrus Soci-ety)。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保持个性化信息满足与公共整合之间平衡的意义。当前，“垂直媒体”是指权威门户分出来的某个领域专业媒体。它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和需求，提供有关这个领域或需求的全部深度信息和相关服务。擦除权也称被遗忘权，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是在欧盟 2012 年出台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条例称：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与其个人相关的资料信息。2016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经国家主席令颁布了《网络安全法》，正式确认了个人对其网上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仍需注意的是，即使有被遗忘权或者删除权，个体也会面临比以往更多的风险，虽然谨言慎行或许是人们自认为的减少风险的办法，但在算法通过若干点赞就可以判断用户性格的情况下，在未来各种传感器可以随时随地捕捉人的数据的情况下，记忆仍会是常态。好啦以上就是彭兰大大新书可能考到的50个名词解释啦，特别提醒！一般名词解释不需要写这么多，但是阿铎给大家列的如此详细是为了让你们多了解，写在答卷上就可以自行删减啦！💡 另外消化彭兰老师这本新书《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结合木铎的新媒体理论班食用更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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