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疫派取法河间的杨栗山

杨栗山，名璿，字玉衡，又号栗山老人，清代乾隆年间溧水名医。长于温疫证治，著有《伤寒温疫条辨》．（又名《寒温条辨》）一书，其间辨析伤寒温疫之、异同，阐发自已临证之经验，切于实用。

杨栗山治温疫，其论多宗吴又可、张石顽，其法则本刘河间。他认为仲景治温本有别论，惜巳散亡，王叔和在《伤寒例》中杂以己意，以温病为伏寒暴寒，立为四变，掺入《伤寒论》中，以致后世诸家均寒温不分，所谈温病，皆是伪学。刘河间、王安道认识到温病与伤寒为时不一、温清不同，但其所以然之故，未能说清。至读吴又可《温疫论》，谓伤寒得天地之常气，温病得天地之杂气，而心目为之一开；又读张石顽《伤寒缵论》谓伤寒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这才大悟，认识到“杂气伏郁血分，为温病所以出之源，变证之总”（自序）“非寒毒藏至春夏变也”（卷一温病与伤寒根源论）。他认为吴又可泥于邪在募原半表半里及九传之说，是自相矛盾，故多不采。他这样解释温疫的病变过程：“天地之杂气由口鼻而入，直从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千血分，故郁久而发，亦有因外感，故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即脉闭体厥，从无阴证，皆毒火也（同上）三焦毒火深重，可见“怪证百出，如飚举蜂涌，势不可遏”（卷一·行邪伏邪辨）可见强调病因是杂气，而病机是毒火，就表里而言，则“温病皆里证”（卷一·证候辨）。

基于以上的认识，杨氏治温疫以清泻毒火为大法，轻则消之，重则泻之。他说：“乾隆乙亥、丙丁、丁丑、戊寅，吾邑连岁饥馑，杂气遍野，温病盛行。余推广河间用双解、三黄之意，固定升降散、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复甦饮、大小清凉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并双解、三黄亦为增损，共合十五方。地龙汤亦要药也，出入损益，随手辄应，四年中，全活甚众”(卷一·两感辨）其中升降散一方为要，杨氏谓其是“总方”，轻重皆可酌用，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蜂蜜为之引导。杨氏认为僵蚕味辛苦气薄，轻浮而升，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能辟一切拂郁之邪气；蝉衣能涤热解毒，两药升阳中之清阳；姜黄能人心脾两经，建功辟疫；大黄上下通行，亢盛之阳非此莫抑，两药降阴中之浊阴，取米酒通达周身，伐邪辟恶，蜂蜜解毒。全方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可消。他说此方“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名曰升降，实双解之别名也”（卷四·医方辨引)

还值得注意的是杨氏善用黄连解毒汤，十五方大多有黄连、黄芩、黄柏、山枙诸品，取苦寒大剂直折毒火鸣张之势。此与吴又可之于大黄，余师愚之于石膏，亦各有专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