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中：不要糟践了摄影，你只是在拍照！

陈建中

在中国，摄影的贱并不是摄影这个媒体与生俱来的先天之贱，也不是摄影作为社会文化媒介在价值上的后天之贱。摄影的贱是被那些所谓的高艺术所歧视之贱，某种程度上也是众多摄影人自我的糟踏之贱。

两年前受朋友之邀去拜访一个退休后投身于摄影的富有人士。老人家如数家珍般地捧出他的摄影器材和出自这些器材的“作品”，使我眼睛瞪圆的是那些几乎全新的名贵器材，而所有的“作品”只是像烟云般从眼前飘过，除了技术上的完美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眼睛多留一秒的了。

眼见其器材之精锐几乎已无可留的升级空间，于是我建议他是否考虑可以购买一些佳作收藏和鉴赏。他的回答既出我意料之外，但又在预想之中，“我准备收藏那些摄友送我的照片，说不定哪天摄友成名了，我的东西也就有价值了。”

也是两年前，我们这里的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分为两个部分的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所有作品都来自于临近一个小城的房地产商人。第一部分是他收藏的世界摄影史上的精品原作（可惜没有一张是来自于东方的），第二部分是他自己有生以来拍摄的佳作选。

这个展览的目的是感谢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全数捐献给博物馆（没有任何哪怕是象征性的感谢费），同时也是表彰他毕生对摄影作为艺术的敬仰和追求。他的所有展出作品都由博物馆摄影部的主任严格挑选，其拍摄和制作的精美完全反映出他受自己所收藏作品的影响和启示。

我认识一个做医生的纪实摄影家，他把自己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见识和对那些在危险和无健康保障条件下的劳工们的关注融入进了他的摄影主题，他拍摄和出版了几本有关劳工和童工现状的纪实画册。

他对纪实摄影的热衷和对社会现状的关怀不仅体现在自己的摄影项目上，同时他也关注和购买一些其他摄影师相类似题材的作品。他曾经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介绍周海拍摄炼钢工人的专题，他便从周海手上购买了一批炼钢工人专题的照片，然后把这批照片悉数捐给了艺术博物馆。

中国的摄影人和摄影家们无非是两类，一类是穷玩，一类是奢耗。无论是前一类还是后一种，对于摄影除了娱己和娱他之外都无太大的追求。除了对摄影技术和器材的精益求精和吹毛求疵外，对于摄影作为一种社会的话语方式并不关心太多。

中国有一个最流行的摄影网站上（编者注：无忌还是蜂鸟？自媒体时代，已不够流行），充斥最多的就是对器材技术的价值鼓吹和炫耀，似乎摄影俨然就是相机的别称。

中国的摄影除了中国自己来关心和推介之外，世界上没有谁还会在意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摄影是一个像语言一样有着很强地域文化特质的交流媒介，对于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外延缺乏认知是无法评价其价值所在的。

摄影无论作为高的艺术还是低的流行文化，最主要的是需要对它的关注。除了在文化价值上的质化评判之外，摄影需要的还有价值上的量化支持。摄影的价值是一种精神的价值，是一种在现代生活中与物质价值相对等的平衡砝码。

美国最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是的，我们能够！”谁能决定中国摄影的价值？关爱中国摄影的每个人，是的，我们能够！

附文：

2月中，我的《摄影之贱的破解》经一个朋友的手流到了网上(《中国摄影报》之前以另一标题略作修改后登载过)。一时间争论四起，赞声骂声在本就是以'白领'为主打的各大摄影网站混成一片。幸亏当时手伤后服用的止痛药正在发挥功效，否则我脆弱的神经一定忍受不了这样的论战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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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争论无非也就是像那些一贯的'尼''佳'之争，那些'头'前'头'后的观点一样，结论往往就是，别把摄影弄得那么严肃和认真，我们'玩'的就是那份高兴和自在，间或也提高了我们的'审美情趣'，可能的话还有益了身心的健康，增加了相互的友谊。

说实在的，摄影打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沦为了中产阶级的娱乐工具和手段，成为中产阶级取悦于他人同时也自娱自乐的媒介。前不久在一本摄影史的书上看到这样一幅描绘19世纪法国摄影的招贴画。

一个寒冷的冬天，三个穿戴齐整、打扮入流的摄影师，各持不同的摄影器材在冰雪满地的大桥上拍摄一个衣衫简陋的拾煤少年，摄影师背后坐着车夫的马车与拾煤少年的独自行走，把当时的摄影时尚描绘得惟妙惟肖。

我不敢说这就是摄影'扫街'的初始，但我敢肯定当年招贴画的作者已经意识到了摄影作为一种新兴小布尔乔亚（也就类似于今天'白领'）的身份炫耀和自我陶醉的工具，已经超越了摄影本身的艺术文化价值。新的技术及与之相生成的消费产品和消费者，正在形成自己的一种'审美'文化，一种以技术和品牌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大众美学'。

今天，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在摄影领域也快速孕育了'小白'一族、'无敌兔'的豢养群，某地的'徕卡'帮和车友摄影组合，于是就有了带着模特进山村，扫街寻拍'人文' 片，扯着汉语的嗓子高唱着'回到拉萨'的'抒情风光'；于是就有了开着车到油菜田，拍完油菜再'腐败'的周末。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现在的摄影群体中绝大部分就是那些辛苦工作并时刻惦念着养房养车的'白领'们。摄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在痛苦中寻求快乐的药引子，也是一种在群体性的'摄影'活动中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标贴。

于这样的群体，摄影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玩物，而无所谓公共意识的认同，如果有公共意识的认同，那也只是对自我在经济价值上的阶层认同。

前辈刘同慎在1934年《献给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对于中国摄影的状况和心态就曾质问过：

“摄影这种子，在中国发芽以来已有几十年了。试问在这不能说是很短的时间里，对于摄影坛上所贡献的是甚么?唉！还不过是墨守成法，充然自足，其间最上的，无非是偷窃似的模仿而已。就是一辈被称为第一流的先生们，很多是能拍照的，而很少是能明了摄影的。”

笃信'修身养性'的摄影家们，在' 扫街'、拍油菜花和车模、裸模的同时，能否也把摄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媒介作一点深层的思考?虽然这不是作为公民的义务，但应该是一种'白领'的公民意识。

当然你爱怎么玩还是怎么玩，'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生存的理由，一种小布尔乔亚的自我麻醉。只不过这样的玩最好还是叫'拍照'，还摄影一个清静。

作者简介：

陈建中，摄影师、电视片制作人和新媒体及视觉文化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得传媒硕士学位。现在在芝加哥罗约拉大学传播学院负责媒体技术并教授新闻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