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党校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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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德国耶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马克思哲学、当代资本资本主义批判史。
摘要：严格地说，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自身“数学化”的一种呈现方式。依照数字资本主义的看法，数字不仅能够重塑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结束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实质上，数字生产或劳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并非是价值创造的来源。因而，我们应当认识到以计算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没有改变，数字只是生产力的要素，这是我们判定数字资本主义质性的基本入口。为此，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带入到当下的资本主义新进展的分析中，需要持守一些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我们把握其中生产力的关键视角；资本主义的治理方式强化了“同一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有助于“非同一性的回归”；立足解放而非控制依然是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全新变化的基本出发点。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算法
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解社会的方式，那便是将社会问题处理为可计算的数字，“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什么错误”。这一计算信念根植于久远的哲学传统，“从苏格拉底经由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一直传至常规AI的这一哲学传统的分支，认为对某一领域的理解在于持有这一领域的理论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一观念认为理论以“完全性”的方式去涵盖“某一领域”，并且将后者以数学化的方式进行操作，使之能够被以“数”的形式加以指认。显然，数字社会强化了这一理解，依靠算力建构起对个体与社会的运行法则，而针对社会关系的整个互动过程的把握则成为了基本信念。不过算法的“非完全性”的特质越来越明显，“它们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意识，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复杂世界和感知到的弹性思维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告知我们如何管理这个复杂的世界。因此，为了分析对弹性思维作为一种潜在答案或解决方案的需求，理解世界本体论或生命本身问题中的'复杂’特质所已经隐含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这一看法，指认了在对社会进行计算化操作时体现的还原论、线性因果论和机械决定论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过，这种思维方法在今天越来越以“计算社会学”的名义展开研究，而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并非在这一条线索上延续下去。而是认为，对社会进行数学化、计算化的处理并非是一种类似传统哲学那样的“思维抽象”的结果，其处理构建出来的“社会”也并非是“思维的具体”，恰恰相反，社会的数学化是“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s），社会也同样表现为“现实的具体”（concrete in reality）。如果我们理解了马克思的“现实抽象”这一思维方式的变革，那么，这一具体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其数学化的呈现方式，它的运行法则就是贯穿于交换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度量”原则，其具有的统摄力才是数字化社会的“数字”统摄力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一种“计算资本主义”（Computation Capitalism），它可以作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被提出来。颇为巧合的是，当我们在马克思的路径下推演出“计算资本主义”之后，便同样在斯蒂格勒的《颠覆的时代：计算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和疯狂》中遭遇了其抛出的这一概念，不过略显遗憾的是，“计算资本主义”的概念只是作为“标题党”出现在了封面上，除此之外，我们再难从整本著作中挖掘到它的存在。那么，到底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中的“数字化”的呈现方式，认识到这一呈现本身的“非自足性”，以及重新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的“度量”法则给予勾勒，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使得我们能够厘定数字资本主义的存在论基础，也是在数字时代，我们必须打牢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一旦离开这个地基，我们将无法穿透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一、资本主义数字化形式的呈现与“非自足性”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中，知识劳动、数字通信技术和信息商品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数字资本主义或交往的资本主义看作是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唯一维度，因为现代社会同时也可以通过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流动资本主义等不同规定加以理解，所有这些维度都在相互作用。不过，在凸显数字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则以计算之名介入解读，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数字所操纵，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数字技术密切关联，于是，新的算法治理获得普遍化的形式，通过技术的方式对个体和跨个体关系进行系统开发，以便使其服务于今天所谓的“数字生产”或“数字经济”，不仅称其超越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并且进一步宣称《资本论》已经过时了。这一观点更是认为，数字不仅能够重塑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结束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依靠数据才使人类能够直接实现一种摆脱以价值生产为目的的真正交往。无论怎么说，不难发现算法治理如今已经普遍化了，然而那种通向真实的社会交往的计算社会主义的道路却并不明朗，并且恰恰相反，基于大数据计算的方式对个体和社会关系进行的控制正日益加深。譬如，通过我们每个人的穿戴设备、手中的移动通信链接到一个数据中心进行着云计算，各种行业、各种信息在高速的算法之下，共同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基本座架（Gestell）。从心灵的塑造到行为的引导，数字信息还影响着我们的公共决策等，甚至有人在平台垄断等意义上担忧数字资本主义的未来是“数字封建主义”（Digital feudalism）（如祖博夫）。那么，问题是，我们是否只能局限于在描述的意义上叙述此种数据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正像福柯以1656年“大禁闭”开启之年去描述一个疯狂的时代那样，谈论一种新的野蛮主义的来临？或者像斯蒂格勒担忧的那样，它可能会造成“感觉的损失，表达的可能性的损失，生活的相关损失和随后的理智的损失”？在此种“同一性”的叙述话语之中，算法以其野蛮的方式主导着人的全方位的存在方式，我们当下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多关注于此一层面的分析，类似于植入了福柯意义上的社会批判话语，不仅有生命政治的“数字新政”，更有监控资本主义通过行为隐私的攫取和数据的重造反过来影响生产，数字垄断、数字风险、数字暗箱等使社会产生新的变迁，也完全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那么，数字的资本主义真的能够“自足”达成这一改变吗，或者说这究竟是资本的达成还是数字的达成？对此，至少有两个必须要审视的判断作为我们回答上述问题的前提。
一方面，数字是否更改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是说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观点在一些数字资本主义倡导者与批判者那里其实是共享的。澄清这一问题，则首先要判定数据是否具有自主性这一重要理论依据。今天，在市场之中，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备受关注，但实质上，数字与算法其实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强制结构，所以也就谈不上改变了两者的矛盾关系。这是因为，数字只是作为一种生产加工的对象，像土地、棉花、亚麻这类东西，不仅不能改变自己被谁拥有的状况，也不能改变自己被谁使用的方式，反而，被谁拥有、如何使用倒是可以决定这些东西能否成为生产资料。为此，不会有什么亚麻资本主义、或者棉花资本主义。“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在这个意义上去看，黑人到奴隶的转变需要借助“一定的关系”，同样，数字也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生产要素，而它自身无法更改这个关系。显然，说数字更改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非但不够严谨准确，退一步讲也并没有理解数据何以会成为生产资料。基于这个分析，也就看不到数字能够使得资本主义真正摆脱危机的可能性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它会有助于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譬如，尼克·斯尼塞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时间线正是要说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摆脱资本主义危机。在20世纪70 年代的产能过剩危机中，制造业试图通过打击劳动力和转向日益精益的商业模式来复苏自身。在 20世纪90 年代萧条之后，基于互联网的公司转向将可用的免费资源货币化的商业模式。虽然互联网泡沫破灭了投资者对互联网公司的热情，但在随后的10年中，科技公司在可支配的权力和资本数量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自 2008 年危机以来，人们重新关注技术的兴起：自动化、共享经济、关于“Uber for X”的无穷无尽的故事得以展开。这也是当资本主义危机袭来时，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开发方式、新工作岗位、新市场应运而生，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匹配算法现在以使用精细详细的标准处理大量数据，这便是我们遭遇到的各种推送，从而数据信息的生产看似可以完成消费主义的乌托邦，而且信贷体系的数字化驱动，也使得消费以“未来”的方式解决所谓的“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危机难题，不过这种假象反过来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数字、虚拟彻底消除了危机的来临。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无论是数据垄断还是数字劳动都没有改变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结构。
另一方面，数字与数字生产是否作为价值的源泉，这是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关键。应该说，这种错认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拜物教”思维造成的，即劳动产品的自然属性之中本没有价值，只不过是“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基于一种特定的“社会性质”的赋予，劳动产品才具有了所谓的“价值”，价值并非是外在观念赋予对象，也并非是对象之内在的“实体”，而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所以，追问这一关系才是理解价值的真正入口。价值量由劳动时间所决定这一被广泛流行的观点，也只是，“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以劳动为例，采用何种技术形式的劳动，只是一个具体的劳动方式，它并不能够改变此种劳动的“社会性质”。同样，劳动因为并不天然具有这一“社会性质”，那么，消除了这一“社会性质”也就一并消除了此种劳动的价值形式。所以，不应该停留在劳动之中、生产之中，更不可能停留在数字之内去寻找价值，这是一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缺点的延续。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的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那么，借助形式分析，才能够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具有着“社会效力”，在经验主义视野下，还会认可这种“客观的思维形式”。对于数字生产来讲，应该追问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使其拥有了价值的形式，这一性质才是价值的源泉，一旦离开了这种特定的社会性质，“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数字可以融入生产之中，推动生产能力的提升，但是，它必须作用于人的劳动，并通过劳动的“社会性质”的赋形之后，才带有了产生价值的假象，数字劳动也并非是抽象劳动，而只是具体劳动展开的数字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认为数字劳动将突破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界限，从而一切数字性服务、数字性消费等都是生产性的劳动，包括他们对这一劳动创造价值的思考，都还停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维限度之内，根本没有上升到价值形式的“社会性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上。
由上，我们自然会与一种流行的看法区分开来。这一看法是，资本主义的数字革新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必须随之而沦为“失效”。资本的确借助数字推进了经济的创新与占领至高的产业价值链，但是，这些只是资本主义对数字的应用，数字本身并不能改变“社会性质”，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突破资本。
二、资本主义“度量”与“社会生产结构”
进一步看，数字资本主义运行的一切可能性的条件，即数字融入到价值形式主导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前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性质”，而这一性质通过价值形式的度量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形成了一个以度量占主导的社会形态，这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存在论基础。资本主义通过占有大量的数据来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的控制体系，它和占有任何其他生产资料的性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今天，普遍度量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样式，譬如，人们更喜欢使用货币作为标准，运用各种成本效益分析来衡量人们的行为表现，经济理性化是从计数和量化的使用开始的。如果我想挣到必要的资金，使我的家庭能够“充分地”生活，那么我必须计算个人的生产力以及土壤的生产力，不同作物所需的工作量，工具、种子、燃料等成本，我在一个小时内可以获得的收入取决于我生产哪种作物。所以我将根据计算和均匀的度量来组织我的生活。因而，我们不是先考虑生产力的推进发展，而是先考虑我们以什么样的量化关系来使得自己的生活更“有利可图”。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对于资本而言，它考虑的也并非是数据推动了生产力，而是这种生产力是否给资本带去增殖，所以关键在于这种生产力是否被限定在资本的逻辑结构之中。作为新的生产资料的数字，诚如马克思的发问：“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关系，已经具有了“独立的社会力量”，这种暴力体现在将数字这一生产资料转化为货币化活劳动和劳动力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关系成为了世界中人的行为的源泉。因而，当我们在面对数字生产、数字劳动这些“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显然，数字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本质的“存在形式”。
我们还应当从算法本身来看，一切数字化强调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之中嵌入新的数字技术，更重要的在于“度量”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生产的劳动产品以商品化为目的主导的社会之中，商品物与商品物之间的“异质性”是被抹去的，因为这种“异质性”其实正是无法度量的部分，在价值形式等式中，“20码麻布=1件上衣”，无论如何上衣与麻布都不是一个东西，这也是麻布作为麻布或上衣作为上衣自身的使用价值所在。它们之间能够等同显然不会源于“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而能够使得两者“=”的条件在于“幽灵般的对象性”或者说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便是作为“社会实体”的价值。是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有这样一种“社会实体”?实质不然，“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准确一点说，一个劳动的产品能够拥有有用的价值和价值，“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社会分工之下存在着种种私人劳动，无论你是物质生产还是所谓的非物质性的数字生产，它都要被挤压进一个社会彼此相互交换的比例尺度之中，这种比例类似“重力定律”那般具有强制作用。我们看到，在价值形式“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中，“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意味着两个不同的物在交换关系之中，便具有了“度量”的特性。如果我们把20码麻布看作是具体劳动的话，1件上衣其实具有了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形式。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中，“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这里麻布的价值可以表现在任意物之上，上衣、茶叶或者其他商品元素都成为了表现麻布的“镜子”。因而，“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如果说，第一个“20码麻布=1件上衣”还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度量”关系的话，在第二等式形式中，这种偶然的关系消失了，在这种无限性的交换等式中，“度量”成为固定的形式。可见，这种固定的商品价值量在调节着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的“度量”比例。到了“一般等价形式”这一形式，存在一种从商品交换中独立出来的商品，譬如，一切商品都通过麻布得到表现，麻布就“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作为独立出来的结果，“最终只剩下一种独特的商品，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这一形式相较于前两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但与第四种货币形式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区别在于，一般等价形式是一般商品，还是一个特殊化的自然形式的金，从而一种货币化的度量生活得以完成。从整个价值形式的过程来看，一切物，当然也包括数字化的物，甚至包括未来的构想物，其实都需要在交换为主导的社会中寻找到一面“镜子”，不要说数字，甚至哪怕良心、友谊、爱情、理想都可能会被放置到这个“=”中，另一头就是“货币”，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赖以构成的真正的“普照的光”。所以，数据被大量地嵌入到生产过程，它也依然在价值形式这一“=”式原则之下。
资本主义的“度量”原则不仅以“=”式形式在交换领域中发生，在生产领域之中，一种剩余价值的“度量”也体现出来，不过，在这一领域的度量是严格遵照非“=”式来实现的，而这一点才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得以建构起来的基础。让我们首先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来看，马克思有过这样一个例子，“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但事实的确如此。”将这一例证移入到数字生产的领域中，则发现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混淆两种劳动的，但是，其实两种劳动之所以不同在于，“钢琴制造者再生产出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很明显，生产劳动并非指在生产什么，而是要以生产资本为目的，而非生产劳动也不是说不生产什么，譬如钢琴演奏者当然会生产出音乐，满足人们对于音乐的需求，“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像生产幻觉的傻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要误解这里的经济，认为只要有付出和收入也同样是经济，实质上，真正的经济意义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所以劳动是否是生产性的在于它是否朝向资本化的方面。虽然，以数字作为先进的生产力的确是一种新的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得资本的生产力增长。”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要放在特定资本关系之中才能够得到确立，而非是独立于资本关系之外的，这是一种强大的客体的支配权力，那么，在生产劳动中，必然是一种非“=”式的原则，劳动必须创造剩余价值，不过，不管如何，它一样遵守着“度量”的尺度，先计算出“=”式，然后才能够在非“=”式下计算剩余价值的边界，这一切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本质体现。
三、“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带入当下”与“持守的原则”
资本主义的“家族相似”是切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理由。但显然，数字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乃至加速资本主义等等，都在承诺一个“马克思属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判断，言下之意，产业资本主义与当今种种新式的资本主义脱离了关系，非此即彼。因而，超越《资本论》成为了认识当下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与新理论的一种重要思潮。然而从本质来看，应该说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更新，其实只是一种生产力意义上的元素的变迁，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动，资本关系尚未变动，又如何能够说其改变了资本主义，又或者有了推动社会主义方向的数字想象呢？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资本主义“度量”法则（计算资本主义）这一观念提出来的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更新方式也一定还会延续，不同种类的新资本主义现象还会产生出来，但是，这一“度量”法则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依然能够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带入当下，而无须以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代价。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我们把握其中生产力的关键视角，因为聚焦于“度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始终规制着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首先便需要抓住其所在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核心，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之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当今来说，就是要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并找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关于资本与谋生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关系体现在生产之中，“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当然，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发展，“榨取无酬剩余劳动”变得有些模糊，譬如，我们在刷抖音、浏览朋友圈，又或者我们在网购，这些行为痕迹所留下的数据信息正是我们的贡献，但是，我们却仿佛并没有感受到被“榨取”，反倒成为了“休闲”方式。对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榨取”隐性化的变迁，如今，在数字时代中，一种“实质吸纳”占据了主导的“榨取”地位，与其相对，“形式吸纳”通常是指，“劳动过程，从而劳动和工人本身，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支配。我把这称作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还给劳动未被价值形式化留下了空间，生产也就未完全被资本所主导、控制和调节。这种形式吸纳所体现的劳动从属于资本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标识，但随后，通过技术更新赋予生产方式以新的形态，这样也就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进入到以实质吸纳阶段，当然这一转变最关键因素就是“一般智力”的渗入。在这个资本主导一切生产的领域，它的整个目的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了生产的“主体”。在这里，一切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无论生产采用什么样的工艺、什么样的数字技术、什么样的智能化方式，劳动的过程已经变成资本的增殖过程，即资本不断地吸纳和剥夺劳动生产中的剩余价值的过程，甚至不论何种生产，都只不过依托于资本统治关系和服务于自身增殖的目的，“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所以，资本的趋势就是要不断地替换掉活劳动，数字化正是这种资本生产力提升的体现，而不是活劳动本身的提升，“在作为机器体系存在的固定资本中，资本作为把创造价值的活动占为己有的价值这样一种关系，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与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的关系”。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新形态之中，往往会将资本的生产力的提升误认为是劳动主体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并试图借此扩大资本主义新形态的革命性。
其次，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形态虽然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整个社会的治理方式中强化了“同一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有助于“非同一性的回归”。从数字资本主义进展看，经过了近10年的智能发展，各种平台互联网公司的兴起，数据和信息已成为生产的新因素，拥有互联网（数据的网关）已成为新的权力来源，数据资本成为新的资本形式。同时，数字化也成为新的社会政治的治理方式，它主导的是一种非辩证的、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这是一种对数字本身的依赖。一切皆可量化的计算主义渗入到各个层面，经济是一个数字、人的个体生命成为了数字等，除了数字生产之中的“数据占有者”与“数据生产者”之间的权力结构之外，政治层面的算法与支配同样以“数字人”为基本的治理对象，一种全新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得以展开。当然，这一切都以“我们的生活会因数字化变得更加美好”为理由，因为它假定了数字技术使得现代社会可控、可引导和可治理，一切我们现在所担忧的全球问题、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都能够在数字化技术中得到解决。在人们认为“大数据技术有望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确定性”的时候，其数字解决方案的逻辑，却也反过来同样加剧了社会发展的危机。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因资本的加持而强化了新的统治和剥削性质。缺乏对社会本身复杂性、异质性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数字技术没有能考虑到人及其人组成的社会不可度量、难以计算的一面。当然，这并非要全盘否定掉数字技术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正是要批判政治经济学这种治理方式，后者持守经济范畴（度量原则）与人们的生活之间的“同一性”信念，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要对这种同一性的信念展开批判，论证非被度量的生活、非被度量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等。进而，也对政治经济学封闭历史的做法提供了最严格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来，历史中充满了冲突、非同一性的要素，这些也是留给自由的可能领域。为此，我们可以说，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看，必须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超越和扬弃，因为它封闭和限制人的自由的展开，意味着须废除破坏性的资本主义技术和数字化的运用，重构一种新型的数字技术方案。
最后，立足解放而非控制依然是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全新变化的基本出发点，否则，我们只能勾画围城，人在其中没有任何“出离”的可能性。我们写作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当然并不仅是“是”，而是一种“否”，在“否”中推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呈现的就是这种写作的范本。表面看，马克思是从商品开始讨论，描述了资本在现代社会的铺展，描述资本之“是”。但恰恰与“是”相反，对于他来讲，研究的出发点则是“否”的一面即人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才会区分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并且在叙述方法的意义上重申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使用。但是，如果误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而在展开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时也使用这一套方法的话，那就必然陷入到“是”，而非在“否定”的意义上展开研究。即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努力勾画出对人的存在造成的全方面的严重压制，可是，这种理解的出发点还是错了，因为，从压制中寻求“出离”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不过，“出离”的现实性诚如马克思所指认的那样需要有特定的现实基础作为支撑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但是，“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进一步说，就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因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更重要的是，以解放的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研究，以阶级分析方法去申明现代社会结构的本质，“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对这一社会结构的消解是所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靶心”，这一结构正是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之中，正像莱博维奇所说的那样，“为自身斗争的过程也成为了一个生产的过程，成了一个有目的的行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以另一种改变了的方式生产着他们自身”，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中塑立，也将随着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所瓦解。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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