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35岁的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凭借长篇小说《温柔之歌》，获得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龚古尔奖获得者。
而这部作品，貌似一个侦探小说，有条不紊，释放着神秘莫测的幽香，从某类引人入胜的结局写起，进而温婉地讲述了一个保姆杀死她照看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婴儿已经死了。”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保姆杀死孩子，好人与坏人对决的故事。在这样的惨剧背后，只有小说，只有文学，可以肆无忌惮地挖掘人与人之间，愈加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而暂时停驻讨伐保姆的十恶不赦。
所以小说真实的强烈，开篇就毫无悬念，当时出现的四个人，保姆杀了两个孩子，然后试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儿，这些惨烈的画面，都被孩子的母亲，分毫不差地瞧在眼里。
后来仔细揣度蕾拉·斯利玛尼与媒体的对话，说到小说的意外功效，大概文学对长期郁郁不得志的人是有好处的。懂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发泄，文学不能够改变世界，但至少可能会改变读它的人。
书店偶遇之余，困惑《温柔之歌》的书名，如此人性逆流成河的故事，何来温柔？故此，在繁华商厦腹地最深处，我陷入唯一那把紧靠墙角的皮革沙发，准备在文字里寻找女性的温柔。这一瞬间，周遭寂静，我取下眼镜，忘记了饥渴。
蕾拉说《温柔之歌》的灵感源自一起真实的保姆杀人案，我并不想窥探保姆路易丝杀人的理由，以及那些能撇清细节令人同情的某些问题，我想找到最初开始的温柔，到最后如何消失殆尽。
爱与恨、骄傲与嫉妒、渴求与无奈，对于女性而言，远比男性更敏感，所谓的女权，挣扎不已仍逃脱不掉女性身体宿命的结局。就像小说中的女雇主在生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
阶层的差异，家世的基础。数日以来，思考颇多，本来温柔是女性的本能，但个体的参差不齐，原生家庭的羁绊，看似天使般面容的保姆路易丝，一出现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家庭里，脆弱的感情，就没有逃脱自己内心和周围的叨扰。
保姆这种没有身份认可的移民者，算是城市边缘的幽灵，贫穷自不待言，关键遥遥无期，未来瞧不见一丝光亮。笛安曾经无奈《温柔之歌》最后的暗黑和萧索，“阅读这部小说是件困难的事，很多时候我都不能面对这其间的惨痛”。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比什么都重要，鸡同鸭讲的隔阂积累，在工作中生活里随时可能使自己身处绝境，这个绝境的开始，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善和恶，但是戾气酝酿的暴力仍然是随时有可能发生。
《温柔之歌》的译者袁筱一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译后记，标题就叫“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这样一个叙述的过程，基本囊括了保姆一而再，再而三，突破固有阶层的心结。
她想成为雇主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恰恰不知不觉“在路易丝的内心，滋长着一种针对雇主的、龌龊的仇恨，一种复仇的渴望”，没有那两个孩子，还有另外的孩子，依然血染一地。
从男雇主看似随意施恩的希腊旅游，这个像仙女一样的保姆路易丝，其实更喜欢这个富丽堂皇本不属于她的世界，这样精致的画面令她流连忘返，不愿回归到自己的保姆定位。
况且，小说里逐渐涉及的种族、男女、阶层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基本无解的令人绝望，这不仅仅是保姆个人的绝望，而那些所谓的自由平等，只有进入社会，踽踽前行时，才知道每个人打破禁锢，对抗的不仅仅是社会既定的法则，还有随时因之而起的暴戾。
一个法国书评网站说蕾拉·斯利玛尼的写作，就像一种慢性毒药，像在解剖一具尸体。大概生活远比小说更精彩，写作者们绞尽脑汁虚拟还原的场景，其实已经混匿在生活某个局部，无数次地重复，从头再来，譬如这本有毒的《温柔之歌》。
【油画：Anna de Lange（荷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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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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