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35岁的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凭借长篇小说《温柔之歌》,获得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龚古尔奖获得者。
而这部作品,貌似一个侦探小说,有条不紊,释放着神秘莫测的幽香,从某类引人入胜的结局写起,进而温婉地讲述了一个保姆杀死她照看的两个孩子的故事。
“婴儿已经死了。”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保姆杀死孩子,好人与坏人对决的故事。在这样的惨剧背后,只有小说,只有文学,可以肆无忌惮地挖掘人与人之间,愈加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而暂时停驻讨伐保姆的十恶不赦。
所以小说真实的强烈,开篇就毫无悬念,当时出现的四个人,保姆杀了两个孩子,然后试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儿,这些惨烈的画面,都被孩子的母亲,分毫不差地瞧在眼里。
后来仔细揣度蕾拉·斯利玛尼与媒体的对话,说到小说的意外功效,大概文学对长期郁郁不得志的人是有好处的。懂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发泄,文学不能够改变世界,但至少可能会改变读它的人。
书店偶遇之余,困惑《温柔之歌》的书名,如此人性逆流成河的故事,何来温柔?故此,在繁华商厦腹地最深处,我陷入唯一那把紧靠墙角的皮革沙发,准备在文字里寻找女性的温柔。这一瞬间,周遭寂静,我取下眼镜,忘记了饥渴。
蕾拉说《温柔之歌》的灵感源自一起真实的保姆杀人案,我并不想窥探保姆路易丝杀人的理由,以及那些能撇清细节令人同情的某些问题,我想找到最初开始的温柔,到最后如何消失殆尽。
爱与恨、骄傲与嫉妒、渴求与无奈,对于女性而言,远比男性更敏感,所谓的女权,挣扎不已仍逃脱不掉女性身体宿命的结局。就像小说中的女雇主在生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
阶层的差异,家世的基础。数日以来,思考颇多,本来温柔是女性的本能,但个体的参差不齐,原生家庭的羁绊,看似天使般面容的保姆路易丝,一出现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家庭里,脆弱的感情,就没有逃脱自己内心和周围的叨扰。
保姆这种没有身份认可的移民者,算是城市边缘的幽灵,贫穷自不待言,关键遥遥无期,未来瞧不见一丝光亮。笛安曾经无奈《温柔之歌》最后的暗黑和萧索,“阅读这部小说是件困难的事,很多时候我都不能面对这其间的惨痛”。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比什么都重要,鸡同鸭讲的隔阂积累,在工作中生活里随时可能使自己身处绝境,这个绝境的开始,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善和恶,但是戾气酝酿的暴力仍然是随时有可能发生。
《温柔之歌》的译者袁筱一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译后记,标题就叫“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这样一个叙述的过程,基本囊括了保姆一而再,再而三,突破固有阶层的心结。
她想成为雇主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恰恰不知不觉“在路易丝的内心,滋长着一种针对雇主的、龌龊的仇恨,一种复仇的渴望”,没有那两个孩子,还有另外的孩子,依然血染一地。
从男雇主看似随意施恩的希腊旅游,这个像仙女一样的保姆路易丝,其实更喜欢这个富丽堂皇本不属于她的世界,这样精致的画面令她流连忘返,不愿回归到自己的保姆定位。
况且,小说里逐渐涉及的种族、男女、阶层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基本无解的令人绝望,这不仅仅是保姆个人的绝望,而那些所谓的自由平等,只有进入社会,踽踽前行时,才知道每个人打破禁锢,对抗的不仅仅是社会既定的法则,还有随时因之而起的暴戾。
一个法国书评网站说蕾拉·斯利玛尼的写作,就像一种慢性毒药,像在解剖一具尸体。大概生活远比小说更精彩,写作者们绞尽脑汁虚拟还原的场景,其实已经混匿在生活某个局部,无数次地重复,从头再来,譬如这本有毒的《温柔之歌》。
【油画:Anna de Lange(荷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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