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by 米兰·昆德拉
林深见鹿，海蓝见鲸，梦醒见你
当代艺术的审美最难聚拢，基本上都是各行其是，根本脱离了技艺娴熟。传统审美的范畴。日本的村上隆、草间弥生应该属于流行艺术家，他们的鲜艳俗气，最大的贡献是把艺术变成了消费，至于他们自己在其中所得的物质与精神愉悦，倒在其次。
盗跖是传说中的人物，又名柳下跖，当时鲁国贤臣柳下惠之弟。庄子可能对柳下惠不以为然，所以在《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中把跖安排为鲁国大夫展禽，也即柳下惠之弟，喜好取人妇女，随即更有了孔子与盗跖的对话，此谓“盗亦有道”。
最吊人的情欲，无非是想得而不可得。勃朗特姐妹可以被称为晚期浪漫主义作家，她们至少脚踩了布莱克和罗伯斯庇尔两个时代，革命的情怀，以及往昔可贵的荣光，不得不投入清苦又折磨的维多利亚时代。
《呼啸山庄》的意义比《简爱》要冷寂，这就类似英国一直对爱尔兰语的叽里咕噜不知所云，小说中的神话、社会现实的隐喻等等，与小说本身，都不如彼时今时的冷嘲热讽的烦躁不安，它掀翻了物质拜金所带来的飞黄腾达欲望享受，同时面对不堪的尴尬。
芥川龙之介曾说“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恶之花》里中冷静萧索“恶的意识”，并不能狭隘的以为这都是诗人自己的喃喃呓语，诗歌所穿行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使诗人在上升与堕落间挣扎，反反复复消沉忧郁。
王阳明并不是一开始就颠覆朱熹的理论，但“格物致知”并不是王阳明提出的，它属于儒家的基本理论，王阳明“格”来“格”去，没有收获，怀疑朱子之后，才有了后来被贬贵州的龙场悟道，人生的迷惘有了归处。
《围城》大抵是学者文人小说，其中锱铢积累，妙趣多不胜数，唐晓芙终是惊鸿一瞥，给了方鸿渐无限惆怅。杨绛回忆钱先生写完《围城》，余韵未了，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上海迁居北京途中，手稿遗失，复兴趣索然，只能罢了。
英国摄影师吉米·纳尔逊的摄影集《在他们消失以前》，用照片记录了三十年间一个又一个原始部落的生活。非洲散居的辛巴人，始终处于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无论男女，任何人，一生中都不用遵守一夫一妻制 ，婚姻可能是现代人掩耳盗铃的枷锁。
就像不能从一个人的表面判断其的内涵，一本书的封面往往也未必能直抵深厚与否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众人不流于形式的先入为主，至于是否左右了什么，谁又在意了什么，都不在考虑之内。
勃朗特姐妹是英伦特有的古怪现象，这一点，她们的兄弟布兰威尔·勃朗特1834年所绘三姐妹同在的一副画像，艾米莉的眼神直视前方，其他两人浮游不定...而现实里的写作者正凭借小说把那些不堪的欲望加以升华，或许走上数百年，不能释怀。
不过小说虚构的怎样殚精竭虑，都比不过现实的荒诞。王阳明、木心之所以被过誉，完全因为知识不对等导致的匮乏，转而好奇新鲜。《传习录》与《论语》都源于弟子们的整理，他们本人此刻都再也无法控制那些文字。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轻”与“重”，昆德拉讲的不紧不慢。《活着》则太重，重到不堪重负，所以常常把余华当做另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关于压抑始终存在，太像生活了，阅读的趣味荡然无存。
【绘画：小尾修 Osamu Ob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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