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从一组数据说起——
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为208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六位。但是，人均水资源仅有22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2，加拿大的1/44，在世界排名110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认为，一个区域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2000立方米，属于供水不足，将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将丧失维持生存的能力。在我国有限的水资源中，其分布也存在着严重不平衡。全国共有大中型城市669个，其中，有400个城市供水不足，110个严重缺水。天津人均水资源仅有165立方米，上海201立方米，宁夏210立方米，北京285立方米，河北304立方米，河南471立方米……
严重缺水，迫使人们超限度地开采地下水。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市由于大规模地开采地下水，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开采漏斗区。漏斗区面积已经达到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北京市的面积。同时，由于超限度地开采地下水，造成了地面沉降，建筑物倾斜或者倒塌。据专家统计，北京市区地面沉降已经达到1米，河北2.2米，天津2.6米。
土地在下沉，海水在倒灌，建筑物在倒塌，土壤在污染，庄稼在枯死！
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水在哪里？
在长江以南。在北方地区闹水荒的同时，长江以南的湖北、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因为江河泛滥，年年水灾不断，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南水北调，刻不容缓。
在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中，中线调的是饮用水，是北京、天津、河北等北中国人民的救命水。中线工程通过丹江口水库，使丹江、汉江、长江的水从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出发，自流1267公里，到达北京的团城湖。
丹江口水库因此被水利专家称为是北中国人的水缸，烟波浩渺的丹江水亦被称为是中国水！
根据水利检测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被称为是中国水的丹江水：PH值为7.23，高锰酸钾含量为每立方米2.18毫克，氨氮含量为每立方米0.07毫克。除高锰酸钾含量为二类水质外，其余均达到国际一类饮用水标准，完全符合调水条件，可以直接饮用。著名的“农夫山泉”纯净水其主要水源地就在丹江口水库。
在水资源严重短缺和污染的今天，中国还有这么一大“缸”救命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带着崇敬与荣幸的心情，去探求中国水的奥秘！
第一章 刻在青山上的丰碑
2009年春天，在河南丹江口库区移民试点启动前，我与淅川电视台的副台长毛荣成一起，到丹江库区采风。
毛荣成姓毛，又是台长（副台长），我便戏称他为茅台。茅台给我推荐的第一个典型叫邹旭德。茅台说，他之所以给我推荐邹旭德这个人，是因为邹旭德是从丹江库区走出来的大学生农民。他当过农民，做过淅川泰龙纸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现在，又回家承包荒山，成了林果专业户。从农民到企业家，从企业家又到农民。从他的身上，可以揭开丹江水神秘的面纱。我听了茅台的话，便对这个典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欣然同意前往。
当年的明星企业，如今只能靠出租厂房维持生计
在去采访邹旭德以前，茅台带我先去看看邹旭德曾经工作过的淅川泰龙纸业有限公司原址。他说，你去那个地方看看，就能感受到邹旭德当年的辉煌！我知道，了解一个人就要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便与茅台一同前去。
淅川泰龙纸业有限公司在淅川县城的东南角，我们的车子出了淅川县城，泰龙纸业的大门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大门虽然有些陈旧，但是，那种高大与巍峨，依然展示着昔日的繁华与辉煌。大门的正上方，“泰龙纸业”四个鎏金大字还在。但是，门柱上却挂着“淅川县葛业公司的牌子”。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他手里提着一大串钥匙，一走路，便“哗啦啦”地响。
茅台与这位老人很熟，一见面就喊赵主任。赵主任说：“毛台长，你就别再叫我赵主任啦，你叫我老赵好了。现在，我不过是一个看门的老头而已！”
茅台说：“赵主任就是赵主任，难道谁下文把你免了？”
赵主任说：“免是没有免，只是，连公司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主任呀！”
这时候，我才明白，这位老头就是当年泰龙纸业的办公室主任。那时候，茅台经常来泰龙纸业采访，与赵主任很熟。赵主任握着我的手，说：“听说你要来采访，我赶早就来到这里等着呢！你是大作家，你要好好帮我们呼吁呼吁，我们这个公司何时能够转产上马呀！”
我说：“让你久等了！我之所以来这个公司采访，就是要把基层最苦最难的东西写出来，让领导看，让读者看！”
赵主任先领我们参观了泰隆纸业的车间、厂房和已经干涸了融化池。这家已经关闭了公司的范围很大。走了一圈儿，就感到有些累。赵主任说：“咱们去看看办公楼，顺便在办公室里坐坐，喝点茶。”
我们都说好。赵主任便领着我们往前走。这是一座高6层的办公大楼。现在，淅川葛业公司租用了一层，其余的都空着。赵主任手里提着钥匙，每到一层，都要打开几个房间，让我们参观。他还不停地向我们介绍这是什么办公室，那是什么办公室。办公室里的桌子、椅子、沙发、电脑都在，只是落了一层灰。不过，有三个办公室却是一尘不染的。一间是总经理办公室，一间是副总经理邹旭德的办公室。还有一间是公司的综合办公室。在综合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三部电话，擦拭得一尘不染。我提起其中的一部电话，里面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赵主任看了看我，苦涩的笑了笑，说：“停了，早停了。”
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三部已经停了电话，为何还要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
赵主任说：“当年，泰龙纸业是豫西南最大的造纸基地，年产值高达8亿元。每年向国家缴纳税收7000万元。在20世纪末期，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候，公司有员工3000余人，单单我这办公室，就有10余人。公司里整日都是车水马龙的，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那可真是火毙了。现在，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看门。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把我曾经坐过的办公室擦擦，把总经经理和副总经理的办公室擦擦。我相信，他们都会回来的！”
赵主任说道这里，眼眶泪汪汪的。他禁不住转过身，偷偷地擦眼泪。
我问：“这么大的一家公司，为啥说停就停了？是不是环保不达标？”
赵主任一听，便生了气。他说：“不达标？你看看这是啥？”
他说着，便把一张河南省环保局颁发的环保达标证书摔在了我的面前。我看了看，上面落款的日期是2001年3月。而这家造纸厂也正是2001年关闭的。
我疑惑地问：“既然造纸厂排污与环保都达标，为啥还要关闭？”
赵主任说：“为啥？为了南水北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南水北调要先净水，后调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县里提出要做到零污染。零污染，你懂吗？作为一家造纸企业，无论如何是不能达到零污染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北京的用水安全，泰龙纸业就只好关停了。”
从淅川泰龙纸业公司出来，我的心里憋涨涨的，很难受。为了这一湖纯净的丹江水，库区人民付出了太多，太多。
关掉的不仅仅是企业，而是一条或者多条产业链
邹旭德“隐居”在仓房镇丹江岸边的一座深山里。淅川县城距离仓房镇有70公里，中间还隔着20余公里的丹江水路。为了能够采访到这个典型，我们便驱车前往。
路上，茅台告诉我，邹旭德从泰龙纸业有限公司退下来以后，承包了11000亩荒山。其中，仓房镇有2000亩，毛堂乡有9000亩。现在，正是柑桔中耕管理的最佳时节，他正在仓房镇的柑桔基地里侍弄他的柑桔呢！我听了茅台的话，不住地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描画着这个人物的形象。这个被茅台说得神乎其神的邹旭德，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车子继续往前走。到了宋岗码头，连车带人，一起上了一条大型汽渡船。等了好几个时辰，等到甲板上停满了车，汽渡船才开始穿着粗气，拉响了汽笛，驶向对岸。
茅台与我站在汽船顶层的甲板上，扶栏远眺。20余公里的丹江湖面，瓦蓝瓦蓝的，没有边儿，也没有沿儿。大汽船飘在湖面上，显得是那么的渺小，使我禁不住产生了一种“乘桴浮于海”的感觉。
茅台说，这里原本不是一个湖，而是有名的顺阳川。咱们现在看到的丹江，也不是它的本来面貌。它是一条很瘦弱的河。在丹江口大坝没有建成的时候，顺阳川是淅川的粮仓，咱们脚下有一座古城，叫李官桥。李官桥有个外号，叫“桥半县”。意思是李官桥产的粮食要占全县的一半。这里土地肥沃，麦子能长出双穗儿来。李官桥集镇也很大，有大小12条街道，是丹江河上的主要码头，很繁华的。古时候，这里曾经在此设过李官桥县。20世纪60年代，丹江口大坝建成后，李官桥的人迁走了，土地被淹了，小城也被扒了。
我说：“现在，咱们是不是在小城的上空行走呀！”
他说：“是！不过，这可是用几万人背井离乡换来的呀！”
我听了这话，便沉默了。丹江呀丹江，为了你的北上，多少人为你付出过牺牲吆！
过了江，车子又行了几公里，便停下来。剩下的路很窄，司机不敢开，只好步行。到达邹旭德“隐居”的深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山地的两边，到处是茂密的柑桔。桔树正在养花。夜色很浓，看不到它的花儿，只闻到它的香味儿。那是一种甜蜜的带着泥土气息的香味儿，沁人心脾。
邹旭德在他居住的茅屋里接待了我们。茅屋里没有电，亮着一盏油灯。邹旭德留着平头，古铜色脸膛，脚步很响，说话很硬朗。他听说我们要来，早已准备好了饭菜。我们洗刷完毕，便坐在一起吃饭，喝酒。菜是一盆黄焖柴鸡，一盆刚刚从山里采下来的山韭菜；酒是散装的粮食酒。
邹旭德说：“我们一边喝，一边聊。这个鬼地方，也没有啥好东西招待你们！”
我说：“这很丰盛，很生态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做真正的低碳生活！”
邹旭德笑了笑，说：“那是，那是！不过，这种低碳生活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得了的！”
我想也是。上午，我曾经参观过邹旭德以前的办公室。那里是老板桌，老板椅，真皮沙发。可是，这里竟然连电也没有，真是一步走回原始社会了。
我问：“我们到你原来工作过的地方看了。你觉得泰隆关闭，亏不亏？”
邹旭德说：“亏，肯定亏！要是在调水区以外，我们的企业肯定关闭不了。我们的排污已经达到国家乙级标准。在调水区内，要求的是零污染！这是一个极限，无论哪家造纸厂也无法做到。可是，一个年产值8亿元的企业与国家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相比，那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的！”
我问：“工厂关了，那些跟你一起干的工友现在都在干啥？”
邹旭德听了这个问题，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说：“有的回家务农，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还有的在县城拉三轮。3000多，3000多名职工呀。失业给他们带来的灾难，那是没法儿想象的。不仅如此，泰隆的关闭给全县草农造成了重大损失。龙须草是造纸的优质原料，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全县有龙须草290万亩，年产龙须草580万吨。最贵的时候，每公斤龙须草能卖到0.54元。泰龙纸业关停后，龙须草卖不出去，烂在荒山上没有人收割。仅此一项，农民每年直接损失达到31.3亿元。关闭泰隆，不仅仅是关闭了一个企业，而是关闭了一个产业链，关闭了几万老百姓的生路呀！”
邹旭德说到这里，端起一杯酒，猛地喝下了肚。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我知道，泰隆和邹旭德只是淅川的一个典型。像这样的企业与产业链还很多。他们关停的不仅仅是企业，而是一条或者多条产业链。而在做出这些决策的时候，淅川的领导者们要经历怎样的阵痛与抉择呀！
生态与环保是丹江库区人民的唯一出路
第二天早晨，邹旭德陪着我们一起参观他的桔园。其实，我们睡在床上就感受到了桔园的芳香。窗外，一棵桔树的枝桠伸进来，在房间里开着黄色的小花儿。我们三个人出了小茅屋，向山顶走去。
路上，我问邹旭德：“我知道，你大学学的是化工，泰隆倒闭后，你怎么想起了种树？是不是没办法而为之？”
邹旭德笑了。他一笑，便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他说：“泰隆倒闭后，有10余家大型企业聘请我去做技术和管理工作，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是一位淅川人，是喝着丹江水长大的。淅川养育了我。我想着要为淅川做点事儿，为南水北调做点事儿。就这样，我就选择发展林果业，走一条生态发展之路。我知道，自己的力量很有限。淅川有5000多万亩荒山，我一个人做了不到5000分之一。我是想通过自己的成功，能够带动全县生态经济的发展！”
原来，我只想着邹旭德是没有出路才种树维持生计。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境界是那么的高，视野是那么的宽。
我问：“在淅川，像泰龙一样关闭的企业有多少？”
这时候，茅台插了话。他说：“我这里有一份材料，是县政府去年写的一个工作汇报。这上面有你需要的数字！”
我接过这份工作汇报，看了看，禁不住有些震惊。一个只有74万人的小县，为了南水北调，竟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上面有组数据，我摘录如下：
自2004年以来，全县关停环保达不到零排放的企业127家，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4家，直接经济损失达6.75亿元。同时，造成10000余名工人失业或者转产。爆破小钒窑100余座，查封矿山开采洞口80余个，坚决遏制了乱采矿藏的现象。先后否定了6个大型项目的选址方案，终止了10个中型建设项目，取缔了20个违规建设项目。按照现代化环保工业的标准建厂，加速花园式工厂、绿色工厂建设进程。
茅台说：“县委政府提出了要'把政绩融在碧水里，把丰碑刻在青山上’的工作思路。多年来，淅川人坚持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经过努力，淅川的森林覆盖面由2004年的32%，提高到目前的42%。”
我看了这些数据，又听了茅台的话，禁不住思绪万千。是呀，淅川的工厂被关了，土地被淹了，库区群众被迁了。那么，留下来的淅川人如何生存？这个问题，正是邹旭德一直在探索的问题。邹旭德说得对，淅川的出路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为了南水北调，淅川人民必须也只能走这一条路子。
在接下来的参观中，我们遇到了一位为邹旭德打工的老农。他的话，更加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这位老农是当地人，就住在山脚下。60多岁，身子骨还硬朗。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桔园里除草。奇怪的是，他把这种草的草根挖出来，没有扔，而是放到一个箩筐里。问其原因，老农说：“这种草原本不是草，而是一种庄稼。它的名字叫黄姜。在老邹没有来承包这荒坡前，这里种的就是这种黄姜！”
我问：“你们把这荒坡承包给老邹收入大，还是自己种这种黄姜收入大？”
老农说：“当然是种黄姜赚钱了。只是，现在国家不让种了，皂素厂也被砍了。”
原来，黄姜是一项高效农业，不仅产量高，而且管理粗放，非常适于山区生长。宛西和十堰地区为全国黄姜盛产区。黄姜主要用来生产皂素，而皂素又是医药不可缺少的物品。黄姜的生命力强，产量高，易种植。正常情况下，黄姜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左右。产业最热的时候，每公斤可卖到2.5元。就是现在，每公斤也在1.2元左右。淅川县原有黄姜面积100余万亩，大型皂素冶炼厂3家。仅此一项，农民年收入可达25亿元以上。可是，黄姜在高效高产的同时，由于含有大量的氮元素，对丹江水源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为了南水北调工程，淅川忍痛砍掉了这项高效产业，关停了皂素厂，勒令停止了黄姜生产。
我问：“既然不允许生产了，桔园里为啥还有？”
老农说：“你不知道，这种作物，生命力极强。种一年，十年也不能斩草除根。在大面积推广的时候，我们收获一季，下一季根本不用播种，它们留在地下的根须就会长出许多新黄姜来！你看，我现在挖的，就是当年留下来的。我把它们挖掉，省得它们与桔树争肥。同时，遇到外地的小贩来收购，也可以卖点钱。”
我们告别老农，继续往前走。在桔园里，邹旭德说的最多的词汇就是生态与环保。我看着这漫山遍野的柑桔，心里默默地为这位伟大的大学生农民祝福，也为淅川74万人民祝福！
无须写赞歌，这满江的纯净水就是他们的赞歌！
无须立丰碑，这漫山遍野的新绿就是他们的丰碑呀！
第二章 移民呀移民，你就是我的亲爹亲娘
2005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到淅川丹江口库区视察工作，冒雨看望了库区移民。温家宝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领导说：“南水北调的重点在中线，中线的重点在丹江口大坝加高，丹江口大坝加高的重点在移民。你们要想尽千方百计，认真做好移民工作，要做到迁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移民工作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难度大，被称为是“天下第一难”。要做到温总理提出的“十二字”方针，更难。然而，凡是在淅川工作的或者工作过的人，似乎都与这种“天下第一难”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60年，在丹江口大坝建设的过程中，淅川共迁走移民20.2万人。这次丹江口大坝加高，淅川又要迁走16.2万人。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淅川平均每天要迁走227人。困难之多，压力之大，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移民试点工作启动前夕，我决定采访几位做这种“天下第一难”工作的人。茅台给我推荐了大石桥乡乡长向晓丽这个典型。茅台说，在全县10个移民试点村中，最数大石桥张湾村难度最大，压力最大。我一听是位女乡长，便更加感兴趣。因为，做“天下第一难”的女人，故事一定会更多。
一是移民，二是移民，三还是移民
在采访女乡长向晓丽前，我们先采访了淅川县县委袁书记，以便对全县的移民工作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袁书记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他的工作很忙。在我们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接待室里还有七八位等着要见他的县直单位领导和省市媒体记者。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便单刀直入，直截了当的问：“袁书记，淅川两年内要迁走16.2万人。面对这项工作，淅川县委政府是怎么部署的？”
袁书记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说：“按照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工作目标，淅川的移民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移民试点。在2009年8月30日前，要完成1.06万人的移民试点工作。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批移民。在2010年8月30日前，要完成6.7万人的移民搬迁任务。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批移民。在2011年8月30日前，要完成8.44万人的移民搬迁任务！”
我一边记录，一边仔细打量着这位做“天下第一难工作”的淅川“第一人”，他50多岁，带着眼镜，头发有些稀疏，声音有些沙哑。显然，这些都是因为繁重的工作所致。
我问：“都说移民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你觉得难吗？你们是怎么做的？”
袁书记站起身，为我们的茶杯里添了茶，然后在我们的对面坐下来，和蔼地说：“不急，咱们慢慢地说。当前，我们的工作一是移民，二是移民，三还是移民。移民工作是我们县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南水北调淅川丹江口库区移民工作启动以来，移民工作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国务院南调办主任张继尧、副主任张野等领导人多次到淅川检查指导移民迁安工作。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郭庚茂多次亲临淅川，看望移民，听取移民迁安工作汇报，并亲自出席移民迁安工作动员会。省委副书记、省移民指挥部政委陈全国，副省长、移民指挥部指挥长刘满仓、南阳市委书记黄兴维、市长穆为民亲临淅川，具体指挥移民迁安工作。迁入地领导，曾无数次地与我们迁出地干部对接，深入到移民村做工作。我们县成立了移民迁安指挥部，具体负责全县的移民迁安工作。公安、电力、交通等部门，通力协调，众志成城，共同承担起这项移民工作。有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有迁入地党委政府的密切配合，有全县上下精诚团结，共同努力，你说，移民工作还会难吗？”
我原以为袁书记会说出一大堆的困难和矛盾，没有想到他把移民工作说得这么轻松，这么乐观。我说：“袁书记，在移民工作中，你觉得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
袁书记不假思索地说：“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敬业、实干、奋勇、争先’的精神。我们把这种精神叫做淅川精神。在工作的每一天，我都被这种精神感动着！从村干部到乡镇干部，从县直单位到四大家领导，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精神。”
虽然，袁书记很和蔼。但是，我知道，袁书记的时间很宝贵，我不忍心占有他更多的时间。我向他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袁书记，你认为在移民工作中，奉献最多的人是谁？”
袁书记听了这个问题，脸色凝重起来。他说：“奉献最多的，当然是移民。移民干部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可是，干部的奉献与移民比起来，那是没法儿比的。移民为了国家的建设，背井离乡，远离故土，这种奉献是不能用时间和金钱来衡量的！”
我们告别袁书记的时候，袁书记一再叮嘱我，你要用手中的笔，多写写基层干部，多写写可爱可敬的移民。没有他们的奉献，库区移民工作就没法儿开展，南水北调工程就没法儿实施，丹江水就不可能自流千里到北京！
移民呀移民，你就是我的亲爹亲娘
从袁书记办公室出来，我与茅台就一起乘车前往大石桥乡采访那位女乡长。
大石桥乡位于淅川县城西南方，是一个移民大镇，距离县城65公里。路上，茅台给我介绍了大石桥移民试点村的大致情况。大石桥乡的移民试点村村名叫张湾。张湾村的地理位置很独特。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特别是水源非常好。山边有五个山泉汇聚在一起，自流灌溉到田间。张湾的莲菜、红心鸭蛋闻名中原。按照移民试点规划，张湾村382户1533人要迁到新野县王庄乡。由于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原来的好，所以，村民们想不开，坚决不同意搬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
茅台很健谈，他对淅川的移民工作了解得很透彻。我笑着说：“毛台长是淅川的'移民通’呀，连哪个村，哪个人，发生了哪些事儿，你都了如指掌！”
茅台笑了笑，说：“我就是不想了解也不行呀，我是电视记者，每天都要编辑移民新闻。全县的新鲜事儿，哪一件不是通过我的手在淅川电视台播放出去的？”
我想也是。看来，移民指挥部让茅台陪我一起采访，算是找对了人。我们一路说笑，不经意间，就到了大石桥乡政府。
向乡长早已接到电话，正在办公室等我们。这是一位漂亮的女人。30多岁，个子很高，眼睛很大，短发，眉宇间散发着一种傲骨。我敢说，如果这位女乡长再年轻10岁，参加选美大赛，一定能够拿到全国冠军。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
向乡长知道我们的来意，她说：“现在已经12点了，我们还是边吃饭边聊！”
客随主便，我们便随向乡长一起去吃午饭。午饭在乡政府的食堂里。除了向乡长以外，还有一位副乡长和副书记。向乡长说：“不好意思，县里有规定，工作日中午不允许饮酒，今天只好以茶代酒了！”
正好。我一直害怕乡里的酒。在下来采访前，曾经听人说，向乡长有个外号，叫“向一斤”。意思是喝一斤白酒不醉。现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笑道：“听说，向乡长酒量很大呢！”
向晓丽说：“那都是逼出来的。做农村工作，有时候，不喝酒解决不了问题。就说这个张湾村吧，村民们为了阻扰搬迁，把村支书张占芳家的祖坟给扒了。这还不算，还在房后放了柴火，要烧他家的房子。幸亏发现及时，才没有酿成大错！可是，发生了这些事儿后，张占芳要辞职不干。怎么办？请他喝酒。陪他喝心情，喝高兴，然后激他。他拍着胸部说，士为知己者死。我张占芳一个八尺高的男子汉，说啥也不能被那些龟儿子们吓到。就是再难，我也要把这个支书干下去！”
我们听了向乡长的话，都笑了。我说：“向乡长，你这是在酒杯中解决工作呀！”
向晓丽笑了笑，继续讲下去。她说：“但是，有些工作是酒杯解决不了的。就说这次移民吧。开始的时候，张湾村的群众思想解不开，全村人团结到一起，集体反对搬迁。在这次移民工作中，我们先后遭到群众围攻20余次。少则20多人，多则400余人。现在，讲究和谐移民。移民拦你，你不能打，不能骂，还得陪着笑。有时候，一天下来，笑得脸疼。我经常对我的干部说，移民就是我们的亲爹，我们的亲妈。在家里，如果我们的爹妈骂我们，打我们，我们能够还手吗？不能呀！”
向晓丽的这个比喻虽然有些不恰当，但是，我知道，她说的是移民工作的实际情况。她的意思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移民的工作。笑得脸疼，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的。这些情况，坐在书房里的“坐家”（作家）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
我说：“向乡长，讲一个在移民工作中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吧！”
向乡长说：“还别说，我还真的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儿。2009年农历正月初七夜晚，我与副书记杨建波、副乡长张自亮到张湾村老支书张丰歧家，想让张丰歧站出来帮助做移民工作。我们刚坐定，就受到了移民的围攻。屋里灯被拉灭，砖头、石头从院外往院内扔。一个啤酒瓶飞进屋里，落在我的脚下，差一点把我砸倒。这时候，我要是稍微有些冲动，就可能引发不可想象的后果。我对张丰岐说，张丰岐同志，你是一位老党员，你知道如果我们一行三人在你家出了事，你将会承担什么责任。现在，请你把电灯拉亮！张丰岐听了，急忙把电灯拉亮了。移民把我们堵在屋子里，不让我们动。我笑着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与他们解释移民政策。我说，大家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是在政策范围内的，我们无条件解决。解决不了的，向上面反映解决。在我们三个人的解释下，一直到夜里2点多钟，人群才散去！”
讲到这里，向晓丽顿了顿，说：“不知道这个故事算不算惊心动魄，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要是我们不冷静，没有一个把移民当做亲爹亲娘的思想基础，恐怕我今天就不能坐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吃饭了！”
向晓丽是笑着说这些话的，可是，我们一桌人谁也笑不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移民干部，这就是“天下第一难”，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验不到移民工作究竟有多难。
我说：“向乡长，现在，张湾村的移民思想通了吗？”
向晓丽说：“通了，通了，早就通了。现在，签字率已经达到100%。移民们有些已经在扒房子，只等着搬迁了！”
我问：“你们是怎么把移民工作的思想做通的？”
向晓丽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与移民做朋友，把移民当亲人，只能是宣传，宣传，再宣传。人都是有感情的，咱们的移民不是不懂道理，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向晓丽说到这里，端起了桌子上的一盘鸭蛋，每人发给我们一个。她说：“这是张湾的红心鸭蛋，真正的绿色生态食品，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人称'世界第一蛋’。张湾马上就要迁走了，你们再次来，恐怕就吃不到这种'世界第一蛋’了。”
向晓丽说到这里，眼睛湿漉漉的。我知道，她不是舍不得这种“世界第一蛋”，她是舍不得她的移民呀！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中午吃过饭，我提出要到张湾村去采访。向晓丽说：“你这种思路是对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的再好不算好，老百姓说好，那才算好。下午，我就不陪你们了。我不陪你们不是我不重视这项工作，而是想让你们到村子里去，到移民中去，去采访到更加真实更加有用的东西！”
我很敬佩这位美丽的女乡长。我曾经到一个外地采访，当地的官员一步也不理左右。为啥？他们害怕老百姓乱说。我们告别了向乡长，驱车向张湾村驶去。
到了张湾村的村口，村民们听说我们是作家，就主动围了过来。我从口袋里掏出烟，发给村民，自己也噙了一根。一位村民“啪”地打着火机，帮我点着。吸着烟，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问：“你们对搬的地方满意吗？”
那位帮我点烟的村民说：“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我说：“当然是想听真话！”
那位村民说：“以前，我们这里也来过记者。可是，他们全是报喜不报忧。报纸上登出来的，与我们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说：“你放心，我这次一定把你说的全写出来！”
那位村民说：“那好。我说。说实在话，王庄那个地方还真是不如我们这里。别的不说，就说水吧，那里吃的是井水，碱性很大，喝到嘴里，有股咸味儿。不像我们这里的水，是泉水，甘甜。烧出来的茶，没有一点质子（方言，沉淀物的意思）。地也不如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是自流灌溉，浇地的时候，把水渠一扒，水就流到地里了。王庄的地虽说也是水浇地，但是，那是用井水，没有电，水就浇不到地里。你说，光这一项，一年得多花多少钱？”
这时候，有一位村民抢着说：“还有，那地方原来是一个劳改场，是劳改犯人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搬去，我们都成了犯人啦！”
他这话说完，一群人都笑了起来。
我问：“既然这样，你们为啥还要去？”
刚才给我点烟的那位村民说：“不去能行吗？乡里有个向晓丽，整天带着乡干部，一天到晚往你家里跑。你不去，就对不住人家！再说，这是南水北调，是国家的大工程，我们做出一点牺牲，也值得！”
这时候，我趁机说：“听说你们与这个乡长有些矛盾呀！”
大家都笑了。他们说：“那是以前，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可好了！这都是五奶奶带的头儿！五奶奶，你过来，这位作家要采访你呢！”
我说：“你能不能把搬迁的事儿跟我们唠叨唠叨？”
她说：“说实在话，开始的时候，我对搬迁不理解，组织人到乡镇府闹，围住向乡长闹。向乡长多次来跟我做工作，带着我到新野看点。在向乡长的开导下，我的思想就通了。我的思想一通，我就做全组人的工作。全组人的思想就也跟着通了。现在，我与向乡长成了朋友。我们全组人都做好了准备，她安排我们啥时间搬迁，我们就啥时间搬迁！”
向晓丽！我在采访本上记下了她的名字。一位普普通通的基层乡镇干部，用一位女性特有的温柔和细腻，用一位儿女对父母的耐心，感染着移民，感化着移民，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移民任务。
在回来的路上，茅台又给我讲了好多好多的典型。我知道，向晓丽只是淅川众多党员干部中的一个代表。正是有了这些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视移民为父母的党员干部，这项“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才变得不再难！（作者：田野；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田野，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五四文艺奖获得者，南阳市五个一文艺工程奖获得者，南阳市作家协会理事，淅川县文联副主席，淅川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刊发作品3000余篇，《读者》、《意林》签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放歌走丹江》、《坐禅谷禅韵》；长篇小说《泪落水中化血痕》；参与主编《魅力淅川》丛书（六卷），撰写的《北京，不渴》微电影剧本拍摄后荣获国家林业部“十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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