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古代的中国始终与欧洲的文明处于一种割裂状态。对于这种割裂，我们从汉朝开始就尝试着建立丝路以连接中原与中、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的文明。那么，西方对我们的探索呢？
利玛窦
利玛窦原名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十六世纪末页，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将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他的办法是将吸引上层社会人士入教定为达到目标的关键。虽然他的计划最终泡汤了，但在与上层人士的接触中，他却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于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包括绘画与雕塑的艺术内容，他最直接的观感是：
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于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对于中国艺术的这些观察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观看”方式为准则的。对于当时西方的艺术而言，他们所要追求的是以一种“在现”为最终原则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油画大师们千方百计追寻的是表现真实。
很明显，这不是当时的中国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定义。
山水扇面，董其昌
当时整个中国艺术界的领袖是董其昌，作为上层文化人士他与利玛窦也是认识的，但我们的艺术领头羊似乎对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洋艺术毫无兴趣。
行至明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在董其昌眼中，艺术的真谛是建立一种属于文人的高雅典范，进而追寻一种类乎古圣先贤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像西方艺术那样将艺术视作追寻真理的手段，因此利玛窦带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的文化界完全找不到共鸣。
利玛窦的失策在于他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中国，如果他早来中国三百年呢？
丹崖玉树图，黄公望，北京故宫博物院
三百年前的中国处于元朝，严肃的讲元朝在我国古代确实算不上是个文化繁荣的朝代，但若利玛窦在当时前来，相比较于明朝确实更容易取得成功。
对中国的绘画艺术做一个更长远的窥探后，我们发现老祖宗也并非从未注重过对于艺术写实作用的探究，或者说水墨对于近乎于“道”的无穷空间的探索不过是从宋朝后期开始的，而北宋之前的画家则非常看重对自然的观察和再现。
明皇观马图（局部），吴道子，波士顿美术馆
重视师法古人，讲究笔墨气韵是明清文人绘画所探究的内容，与之对比的是宋代花鸟画中精细而深入的写生细节，是唐代人物画中呈现出的对于肢体结构与量感的精妙刻画。
北宋最后一个皇帝，著名的徽宗就曾告诫他画院中的画家，在画孔雀时要注意“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由此可见这些对于自然细节的研究曾很巧妙的出现在我们的绘画中。
那么，如果利玛窦早来中国三百年，他的艺术理论一定会得到部分画家的理解。
我们重新拨一下时间轴，把利玛窦来中国的时间往后延三百年，那时的中国在干嘛呢？额，此时自闭的清政府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懵了。
在严肃的民族危机下，“救国图存”是当时文化界的时代使命，为了完成时代任务，长期故步自封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尝试着从自有的文化体系中解放出来，探索来自西方先进的工业进步文明。
五马图，徐悲鸿
在绘画领域，许多改革者便以透视、明暗对比、立体技法等在传统中国绘画中不被重视的部分攻击传统艺术的故步自封。
由于西方绘画中的很多技法其实与某些科学理论有关联，在文化界普遍从先进西方科学中取经的过程中，所有这些西方的绘画技法也被认为是更加先进的了。
乾隆皇帝朝服像，郎世宁，北京故宫博物院
由此看来，如果利玛窦晚来三百年，他的境遇恐怕只会更好，甚至他会被大肆宣扬。
[文/编 《弘雅书房》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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