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谨慎胆小，虽才华横溢但怀才不遇，1991年8月17日在离休半年后因病与世长辞。在父亲去世后，我和姐姐们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反省，都觉得父亲的一生太委屈了，我继承了父亲的谨慎和文采，但不想像父亲一样委曲求全。
父亲出身显贵但命运多舛，幼年丧父后随母流浪，原本可以做个大家少爷，却不得不从小自食其力，1945年初不足15岁时即到滦县县城铁路做小工，1946年滦县地震后奶奶受伤无钱治疗，在混乱之中一人独自去东北找舅舅报假丧要钱200大洋，1947年参加农村自治武装，因年少又有文化为保安团的头头做勤务兵，1948年初国民党征兵，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换取一担谷子度日，在爷爷的安排下父亲参加了国军，这在其档案中被称为卖新兵，还是因为有文化做了保定伪新一军32师的卫生员。四个月后持枪投奔解放军参加革命，由于革命队伍中奇缺文化人，1948年底父亲被送入解放军医大四分校（承德医学院前身）学习卫生防疫知识，虽然学习不足一年，但取得大学学历。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选择了退伍，留在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成为热河省卫生防疫大队队长，受政治运动冲击，此后二十多年仕途没有进展。提起退伍，他说过奶奶一生不易他不想牺牲在战场上，他要活下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是因为胆小还是孝敬老人，我们尊重他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他与战友们的距离拉开很大，我在重庆大学读本科时他曾写信让我在必要时转交给战友，当时那位战友已经是重庆军区的一把手，还曾说过，有战友已经进入中央领导层。
父亲从奶奶那里得到的文化在参加革命后被认定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这在建国前已经很难得了。当然无法与祖父的北洋大学堂相比，假如家境不变，父亲青年时进入名牌大学应该不是问题。
在承德我们小时候住在公安一宅，那里曾是热河省公安局家属院，胡同口就是热河省大礼堂。再往前说，我们住的那一片抗战时是日军驻承德司令部，我们家的三间东厢房是司令部的伙房。房屋悠久，也算阅尽沧桑，如今已是危房，但依然存在。
由于父亲被迫参加过四个月的国军，被认定为一般历史问题，特别是他隐瞒了16、7岁参加过农村自治武装的半年多经历，被组织上认为不够根正苗红限制使用，并且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于是父亲的胆子越来越小，开始主动躲避人们的视线，一度到承德的飞地鹰手营子矿区工作。作为承德市医院第一任书记，承德中医院第一任书记，承德市卫生防疫站站长书记和承德医学情报站站长书记，他为承德市的卫生工作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文革中作为承德市盲哑拔丝制钉厂的革委会主任，也是对残疾人关心关照的。
老家的人都说唐山人抠，会过日子。父亲作为唐山人的确非常节俭，快六十时出差去上海还带两个馒头路上吃，舍不得买火车上的食品，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被拥挤的人流推到踩断了肋骨，硬是坚持到家才去医院看。离休前检查出肺癌，放疗烧坏了食管，最后半年通过鼻腔饲管输送液体食物，晚景十分悲怆。在月工资几十元的岁月里，在万元户罕见的岁月，父亲骄傲的是，他竟然赞下一万多元留给我们做遗产，这些钱早年若花了一定可以极大改善家里的生活，留下来几乎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父亲去世后大家特别难过，他这一辈子太委屈自己了，一辈子谨小慎微节衣缩食，到最后连一口饭都无法吃，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那么，人活着怎么才能既对得起家人社会又对得起自己呢？每个人都受到了启发，但每个人得到的启发不同。
我十分尊重父亲，但觉得他是那个年代的牺牲品，或许上有老下有小他不得不委屈自己，男人的责任心很多时候就是舍己为人。但我不想活的太憋屈。我也很节俭，但我不会委屈自己；我也算能说会写，但我不会刻意低调隐瞒实力；最大的区别是，我敢于公开表态，不怕得罪任何权贵，路见不平一声吼，在这所学校历史上我曾经做过的事情，对于某些年轻人来说已经属于传奇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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