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旧闻：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创建，郭沫若为首任校长。该校“根正苗红，目标高远”为“两弹一星”事业而建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贵大学。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中苏关系紧张，中央决定把中科大搬离北京，南下疏散。
当时，中科大曾经选址河南南阳，当时的南阳政府以无法解决粮食问题为由，婉拒了中科大。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将军主动出面，把中国科技大学请到了安徽。令人唏嘘的是，李德生将军就是河南新县人。
从此，安徽省有了一个985 大学，而河南省这么多年只有一个省级211勉强支撑着考生最多的压力。
前瞻性和眼下的压力，到底孰轻孰重？
领导一个决策直接影响了一个大省百万考生的求学生涯。河南人欲哭无泪。安徽人会永远记住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将军，没有他，就没有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无独有偶。
据说，1974年，山东师范大学曾打算在山东东阿县城建立分校（如今想来，那是多好的机会！是造福东阿四十万人的重大举措啊）。
无奈当时填饱肚子还是国民重大问题，时任领导第一时间以“东阿人自己还吃不上饭，怎么能养活这么多学生”为由的吃饭问题拒绝了，从此，高校和东阿失之交臂。
后来，山师分校选址聊城，1974年11月建立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分院，198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聊城师范学院（90年代，我去聊师读函授时，座椅背面还印有“山师分校”字样），2002年经教育部同意更名为聊城大学。
如果高校设在东阿，东阿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和高校资源，一定早把东阿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领导必须有前瞻性。有人就有有人的优势，东阿，在七十年代可谓是错失了一大波人口红利。
其实，时代局限性最常见，养活自己辖区的人，争取不因吃饭而丢掉生命，是每个领导最急迫解决的大事。
作为马后炮的分析都毫无意义，不过，可以以史鉴今。
因为学校选址条件问题，导致不招收某处某村学生的局面出现，曾经出现了为了孩子上学领导据理力争却因此被拘留的尴尬场面，那是典型的“当下报”啊，所以，领导们吃一堑，长一智，都吸取教训了。
如今，学校再去哪里选址，当地领导都会愉悦的把土地拱手相让，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谈任何条件，有了学校，肯定是造福附近居民。
所以，如今学校都是领导主动出击去抢来的香饽饽，绝不会再以各种理由当做拒绝的借口。
因为，学校在周边，周边的孩子首先受益，不用接送，节省了家长大量的时间。而且因为学校的到来，直接带高了附近小区的房价，就是不卖房子，出租房子都非常容易，也算是给居民带来了方便。
如果学校在自己家门口，每天看到这么多孩子蹦蹦跳跳，感觉到旺盛的生命力，就算是只看一看，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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