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互联网方兴未艾,互联网金融风头正劲。一位专业教授,却在此时请辞了硕士生导师职务,另辟蹊径,转向个性化的私塾教育。“身为硕导十余年来,感觉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沿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似乎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他这样说。
但是,相对于传统私塾教育,他虽亦采用了围坐而谈、每年只招收几个学生的形式,但又并非只专注于国学经典,而仍是希望以通识的方式,为金融法学习注入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引导学生创业创新。
“谁不想要得意门生?那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八年之下,这位教育者和他的同行者们走到哪里了?我们又将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多元化带来的启发?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曾用“下午茶”的方式,和学生交流对谈,以此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真实想法。通过长期观察,他归纳出当下大学生的七个普遍现象,位列第一的,他称为“忙、茫、盲”。
“首要特征就是忙碌,课程多、作业多、活动多,比高中还忙。忙碌之后是茫然,不知所措,不像在高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茫然之后则是盲目,盲目地听辅导员的话,盲目地跟随学哥学姐的脚步走,只因他们是过来人……”(注:参见《钱颖一:大学学生培养中的七个现象和七个权衡》)
同样执教于名校,担任研究生教学的黄老师,对此亦深有体会。“研究生学业压力大,课从早上到晚,没有多余时间关注更多事物。”黄老师感到,这些研究生光靠上课考试,“学得远远不够”。差距在哪——“需要加强课题研讨,加强和社会的联系。”
2014年,黄老师开始联合爱人杨老师等几位老师,以私塾的方式,摸索出一条虽僻静却不乏新风景的研究生教育之路。
从事金融法教学的黄老师,读研却是在一个古书院,钻研宋明理学。“一个老师带两三个学生,朝夕相处,老师的音容笑貌、浓重口音,都成为特色标签。”这些细节至今令黄老师回味,甚至比学到的知识更令他印象深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一种熏陶。”在他看来,如果缺乏这种教育作为补充,学生毕业了可能就谁也不记得谁。他们的学生生涯,没有在生命中留下可供铭记的东西。
上课,自习,考试,实习,填满了当代大学生的时间
古希腊贤哲柏拉图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学习究竟如何成为可能。柏拉图认为,我们学习的不是已知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不知道的,便想不到要学——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黄老师所期望的,正是这种“有问题意识”的学生。
黄老师将学生召集在家里,围炉座谈,秉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习惯“满堂灌”的学生,一开始并不明白这种形式,有学生说:老师,我最苦恼的问题就是提不出问题。但当有学生说“我有个问题,实在想不明白”,黄老师也会立刻抓住教育契机。
廖同学大学上了两年便肄业回家创业,从事医药批发工作。2012年暑假,他听到黄老师的演讲,从此对互联网金融发生兴趣。他带着“一箩筐问题”找到了黄老师。
也许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黄老师的关注。不久,廖同学敬茶、行古礼,拜入老师门下。一年后,根据在实践中学到的经验,廖同学创立了自己的互联网平台,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转化成了生产力。他说,他与黄老师“亦师亦友,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看法”,这,也正是黄老师心目中的“理想状态”。
没有专门课程,疫情前,每个周末师生相聚一次,寒暑假则是天天。畅聊中,每个人讲一讲自己这周看了什么书,有何收获,论文有什么进展……一位学生说到老家拆迁的奇闻异事,黄老师便说,这个故事哪个环节和法律有关,你又能做什么。“有些课题就是聊出来的。”聊到饭点,师生就在厨房一起做。
一年寒假座谈时,黄老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位银行行长想要做金融数字化,请他指导。放下电话,黄老师当即派一位老家在那的学生去调研。“放假回家,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做个采访。”学生兴奋地接下了任务。
在黄老师看来,法律首先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社会人情的基本了解,是法律生的基础工程。但他也看到,现在学生为了应付高考,没有功夫接触这些,到了大学则更加专业化,一头扎进理论的深海。
说到这,他的爱人杨老师想起他们面试研究生时的一个问题——“四大名著看过吗”,少部分学生答看过;“你最喜欢哪一部”,有学生答《红楼梦》;“那《红楼梦》里哪一章和法律有关”,学生被问住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我们遇到的所有生活中的事,几乎都和法律有关,就看你融会贯通的能力。”杨老师说。
她指出,现在很多学生报考专业,不是抱着兴趣,而是为了一张证书,因此便谈不上由兴趣生发的通识素养。偏功利化的教育目标,使部分学生读研就是为了延缓就业,以期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因此,做什么选题不重要,如何顺利拿到文凭最重要。上课下课,周末实习,少有真正思考问题、深挖问题的时间和精力。
正是在这里,黄老师这样的教育者们,呼唤一种通识教育,让学生具有重新理解、把握这个时代,重新审视自身价值和位置的能力。在此之上,“创新”才有的放矢。
古典教育的座谈形式,让学生的思维在自由流动中得到启发
在黄老师的私塾,老师会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制订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学生课题,有的是自己感兴趣的,有的是为完成发表任务的,也有为毕业论文早做准备的。此外,老师已有之课题,学生也可以参与。比如研究银行由物理网点到电子银行的转型,需走访全国各地银行网点,访谈行业协会及监管部门,学生就可以同去,做实地调研,开阔眼界。有些学生还在大课题里找到小兴趣点,在里面做文章。比如数字货币技术的底层逻辑区块链,有学生就想研究这方面的法规。“有强烈的内驱力,我们在过程中给予指导就行了。”杨老师说。
但无论方向如何,入学第一学期首先要做的,是“刮骨疗毒”,“恢复他们本真的问题意识”。
“应试思维是老师给一个课题,学生跟着做。但我们不会给学生课题,而是引导他们发现课题。”杨老师说,对于应试思维,“不能妥协”。但她也坦言,到了研究生这个年龄,改变往往比较困难,“这个功夫放在中小学做最好,越小的孩子,可塑性越强。”
有食古不化,就有天马行空。也有一些学生有很多新奇想法,超出了一般性的知识学习。
有学者这样辨析知识的“有用”和“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越来越多地被视作短期有用,对考试、对考研或出国、对实习或找第一份工作有用。但短期无用的知识,却可能长期有用,对找第四份工作有用,甚至对一生有用。”
在杨老师看来,感兴趣于这种“无用知识”的,在本科生里更为普遍。对于这些学生,先不论是不是法学问题,老师都让他们先列一个兴趣清单。收上来一看,聊家乡的,聊亲友的,什么都有。“如何和法学拉上关系。我们鼓励学生——无论是灵光一现,还是切肤之痛——都可以先写一篇小文章,再慢慢打磨,扩展,直至发表,做成毕业论文。从兴趣出发,一步步引导到他要完成的学业。”
比如一个四川学生喜欢吃火锅,每次吃完,衣服上都有一股火锅味,他想,这个可不可以做研究。黄老师便一步步引导他:从衣服质料入手,什么样的质料不易吸收气味,这样的质料标准如何,是否有可深究的东西……直至演变成一篇法学论文。
在黄老师看来,没有一个想法是“无用的”。他以庄子为例,“有人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指着天说,在天上,指着地说,在地上——道,实则无处不在。”
多年来,据毕业生反馈,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这样的研究式教育对思维真正的改变。“分析,归纳,总结,建议,发表……工作的每个部分,其实都是一个小研究,有过训练,自然就不一样。”
四年前,黄老师将私塾升级为书院,在此过程中,师资也进一步丰富。现在的六七位老师,来自不同学校,专业上除了法学,还延展到经济学、社会学,学生可以在不同门类间交叉学习。比如融合了法学和社会学的金融社会学,就是三个老师同时带一个学生。“每个老师给的是不同的东西,即使是老师之间的交流,学生在旁听一听,也会觉得开阔眼界。”
文中写到的书院工作坊研讨(此照片由杨老师提供)
虽然没有专门的课本,但每个学生进入书院都会收到一本《了凡四训》。
为什么选择这本书?杨老师看到,无论是刚考上研究生的、写论文拿学分的,还是即将毕业找工作的,学生们总为焦虑所困扰,甚至失眠、脱发。她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学生从治心入手,关注自我修养,不急不躁,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
《了凡四训》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对于学生的人格具有筑基作用
通识,无论强调的是思维、个性、兴趣还是价值理性,最终指向的都是“人”。只有树立了完整的人格,才能和“整全”对话。人,不应满足于“器官的实现”,如孔子所言:君子不器。有学者这样总结:“通识的本质,是打通各个学科的底层哲学,并对人性做出回应。”
在杨老师看来,所谓人格,最基本的就是做人。做人的基本要求,则是守时守信。“到了研究生阶段,人们觉得孩子一定是自律的,其实不然。现在不少中学施行严格管理,用他律规范学生,孩子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自律。等上了大学,迟到、缺课、迟交作业就显现出来,有的孩子甚至开始'报复’式自我放纵,以至退学。”
为此,书院要求学生时常演练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一次年终会上,还让学生用哑剧的形式一条条演出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个人演,其他同学猜。
考虑到考博的人毕竟不多,大多数研究生毕业即工作,因此在杨老师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入职培训”,是为学生补的一堂“为人处世课”。“中小学阶段,无论学校还是家庭,这样的教育都比较缺乏,但这恰恰是踏入社会必须学习的。”从这个层面说,杨老师认为他们在做的,其实是对既有教育的一种补充。
研学活动,成为接触传统文化的一种途径
这些年的教学,杨老师感到,对她的育儿经验及自身学习,亦是一种提升。
研究生周末活动,杨老师的儿子从初中起就时常旁听:怎么选题构建,怎么拆题解题,怎么聚焦展开……虽然孩子现在学的是理科,但文科底子不错,从小就喜欢阅读历史文化类书籍。文理互济,往往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孩子上初三时,班上有些同学考试考得好,便在众人面前“凡尔赛”。他就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着手,记录下同学的话语,将其符号化,再利用数学建模,尝试分析语言背后的深层心理。
“理科的基础是语文,语文好,理科才能走得远。”杨老师和儿子的化学竞赛教练交流后,得到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回顾中小学经历就会发现,我们的语文教育缺少的恰是问题意识、辨析说理。进了大学,分科更细,“大学语文”更难推行。
一位生物学家在谈及创新人才时这样说:“应试教育告诉我们,如果复习的东西与考试无关,你是不会得高分的。”他将这种思维用于科研课题的选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却道:“回头看,大部分无法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影响。”——自谦之外,涉及了“什么是真正的创新”这样的价值问题。
杨老师的儿子现在已高三了,但她仍然坚持让他在周末回家时翻阅一些传统文化经典。“对他将来做科研课题,也许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还得从十年前说起。那时,还没有“内卷”一说,但家处北京海淀区,杨老师已经觉得“透不过气了”。“小学一年级一开学,孩子就拿回来七本教辅。”她担心过重的课业负担,会让孩子错失读好书的最佳时机,因此在六到十岁间,她带着儿子读传统文化经典,读《论语》《孟子》《中庸》。“没有系统培训,没有定时定点,就是带着问题,去情景中触发。比如到了孔子故乡,就查阅儒家经典,并融入地理人文知识。”
这样做的效果,在初中还不明显,到高中就“爆发出来了”。“无论口头表达还是落笔成文,都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最令杨老师欣慰的是,孩子的“三观很正”,明白事理,能为他人着想。
从私塾到书院,这些年,杨老师借每个星期学生的分享,观察当下年轻人在关心什么、研究什么,有时也能从中发现新角度,更新自身知识体系。“现在法学研究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对此,黄老师亦有同感:“比如元宇宙,背后有其技术标准和规范,但当学生说'代码即法律’时,就将我们的看法完全颠覆了。”
“以前我们上学时常说,老师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现在,我们要向学生学习。老师的角色,也不再只是装知识的'桶’,更多的是描述知识的形状、边界以及运行的人。”杨老师这样说。(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隐去人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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