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互联网方兴未艾，互联网金融风头正劲。一位专业教授，却在此时请辞了硕士生导师职务，另辟蹊径，转向个性化的私塾教育。“身为硕导十余年来，感觉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沿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似乎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他这样说。
但是，相对于传统私塾教育，他虽亦采用了围坐而谈、每年只招收几个学生的形式，但又并非只专注于国学经典，而仍是希望以通识的方式，为金融法学习注入问题意识和价值关怀，引导学生创业创新。
“谁不想要得意门生？那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八年之下，这位教育者和他的同行者们走到哪里了？我们又将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多元化带来的启发？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曾用“下午茶”的方式，和学生交流对谈，以此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真实想法。通过长期观察，他归纳出当下大学生的七个普遍现象，位列第一的，他称为“忙、茫、盲”。
“首要特征就是忙碌，课程多、作业多、活动多，比高中还忙。忙碌之后是茫然，不知所措，不像在高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茫然之后则是盲目，盲目地听辅导员的话，盲目地跟随学哥学姐的脚步走，只因他们是过来人……”（注：参见《钱颖一：大学学生培养中的七个现象和七个权衡》）
同样执教于名校，担任研究生教学的黄老师，对此亦深有体会。“研究生学业压力大，课从早上到晚，没有多余时间关注更多事物。”黄老师感到，这些研究生光靠上课考试，“学得远远不够”。差距在哪——“需要加强课题研讨，加强和社会的联系。”
2014年，黄老师开始联合爱人杨老师等几位老师，以私塾的方式，摸索出一条虽僻静却不乏新风景的研究生教育之路。
从事金融法教学的黄老师，读研却是在一个古书院，钻研宋明理学。“一个老师带两三个学生，朝夕相处，老师的音容笑貌、浓重口音，都成为特色标签。”这些细节至今令黄老师回味，甚至比学到的知识更令他印象深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一种熏陶。”在他看来，如果缺乏这种教育作为补充，学生毕业了可能就谁也不记得谁。他们的学生生涯，没有在生命中留下可供铭记的东西。
上课，自习，考试，实习，填满了当代大学生的时间
古希腊贤哲柏拉图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学习究竟如何成为可能。柏拉图认为，我们学习的不是已知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不知道的，便想不到要学——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黄老师所期望的，正是这种“有问题意识”的学生。
黄老师将学生召集在家里，围炉座谈，秉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习惯“满堂灌”的学生，一开始并不明白这种形式，有学生说：老师，我最苦恼的问题就是提不出问题。但当有学生说“我有个问题，实在想不明白”，黄老师也会立刻抓住教育契机。
廖同学大学上了两年便肄业回家创业，从事医药批发工作。2012年暑假，他听到黄老师的演讲，从此对互联网金融发生兴趣。他带着“一箩筐问题”找到了黄老师。
也许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黄老师的关注。不久，廖同学敬茶、行古礼，拜入老师门下。一年后，根据在实践中学到的经验，廖同学创立了自己的互联网平台，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转化成了生产力。他说，他与黄老师“亦师亦友，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看法”，这，也正是黄老师心目中的“理想状态”。
没有专门课程，疫情前，每个周末师生相聚一次，寒暑假则是天天。畅聊中，每个人讲一讲自己这周看了什么书，有何收获，论文有什么进展……一位学生说到老家拆迁的奇闻异事，黄老师便说，这个故事哪个环节和法律有关，你又能做什么。“有些课题就是聊出来的。”聊到饭点，师生就在厨房一起做。
一年寒假座谈时，黄老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位银行行长想要做金融数字化，请他指导。放下电话，黄老师当即派一位老家在那的学生去调研。“放假回家，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做个采访。”学生兴奋地接下了任务。
在黄老师看来，法律首先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社会人情的基本了解，是法律生的基础工程。但他也看到，现在学生为了应付高考，没有功夫接触这些，到了大学则更加专业化，一头扎进理论的深海。
说到这，他的爱人杨老师想起他们面试研究生时的一个问题——“四大名著看过吗”，少部分学生答看过；“你最喜欢哪一部”，有学生答《红楼梦》；“那《红楼梦》里哪一章和法律有关”，学生被问住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我们遇到的所有生活中的事，几乎都和法律有关，就看你融会贯通的能力。”杨老师说。
她指出，现在很多学生报考专业，不是抱着兴趣，而是为了一张证书，因此便谈不上由兴趣生发的通识素养。偏功利化的教育目标，使部分学生读研就是为了延缓就业，以期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因此，做什么选题不重要，如何顺利拿到文凭最重要。上课下课，周末实习，少有真正思考问题、深挖问题的时间和精力。
正是在这里，黄老师这样的教育者们，呼唤一种通识教育，让学生具有重新理解、把握这个时代，重新审视自身价值和位置的能力。在此之上，“创新”才有的放矢。
古典教育的座谈形式，让学生的思维在自由流动中得到启发
在黄老师的私塾，老师会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制订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学生课题，有的是自己感兴趣的，有的是为完成发表任务的，也有为毕业论文早做准备的。此外，老师已有之课题，学生也可以参与。比如研究银行由物理网点到电子银行的转型，需走访全国各地银行网点，访谈行业协会及监管部门，学生就可以同去，做实地调研，开阔眼界。有些学生还在大课题里找到小兴趣点，在里面做文章。比如数字货币技术的底层逻辑区块链，有学生就想研究这方面的法规。“有强烈的内驱力，我们在过程中给予指导就行了。”杨老师说。
但无论方向如何，入学第一学期首先要做的，是“刮骨疗毒”，“恢复他们本真的问题意识”。
“应试思维是老师给一个课题，学生跟着做。但我们不会给学生课题，而是引导他们发现课题。”杨老师说，对于应试思维，“不能妥协”。但她也坦言，到了研究生这个年龄，改变往往比较困难，“这个功夫放在中小学做最好，越小的孩子，可塑性越强。”
有食古不化，就有天马行空。也有一些学生有很多新奇想法，超出了一般性的知识学习。
有学者这样辨析知识的“有用”和“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越来越多地被视作短期有用，对考试、对考研或出国、对实习或找第一份工作有用。但短期无用的知识，却可能长期有用，对找第四份工作有用，甚至对一生有用。”
在杨老师看来，感兴趣于这种“无用知识”的，在本科生里更为普遍。对于这些学生，先不论是不是法学问题，老师都让他们先列一个兴趣清单。收上来一看，聊家乡的，聊亲友的，什么都有。“如何和法学拉上关系。我们鼓励学生——无论是灵光一现，还是切肤之痛——都可以先写一篇小文章，再慢慢打磨，扩展，直至发表，做成毕业论文。从兴趣出发，一步步引导到他要完成的学业。”
比如一个四川学生喜欢吃火锅，每次吃完，衣服上都有一股火锅味，他想，这个可不可以做研究。黄老师便一步步引导他：从衣服质料入手，什么样的质料不易吸收气味，这样的质料标准如何，是否有可深究的东西……直至演变成一篇法学论文。
在黄老师看来，没有一个想法是“无用的”。他以庄子为例，“有人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指着天说，在天上，指着地说，在地上——道，实则无处不在。”
多年来，据毕业生反馈，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这样的研究式教育对思维真正的改变。“分析，归纳，总结，建议，发表……工作的每个部分，其实都是一个小研究，有过训练，自然就不一样。”
四年前，黄老师将私塾升级为书院，在此过程中，师资也进一步丰富。现在的六七位老师，来自不同学校，专业上除了法学，还延展到经济学、社会学，学生可以在不同门类间交叉学习。比如融合了法学和社会学的金融社会学，就是三个老师同时带一个学生。“每个老师给的是不同的东西，即使是老师之间的交流，学生在旁听一听，也会觉得开阔眼界。”
文中写到的书院工作坊研讨（此照片由杨老师提供）
虽然没有专门的课本，但每个学生进入书院都会收到一本《了凡四训》。
为什么选择这本书？杨老师看到，无论是刚考上研究生的、写论文拿学分的，还是即将毕业找工作的，学生们总为焦虑所困扰，甚至失眠、脱发。她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学生从治心入手，关注自我修养，不急不躁，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
《了凡四训》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对于学生的人格具有筑基作用
通识，无论强调的是思维、个性、兴趣还是价值理性，最终指向的都是“人”。只有树立了完整的人格，才能和“整全”对话。人，不应满足于“器官的实现”，如孔子所言：君子不器。有学者这样总结：“通识的本质，是打通各个学科的底层哲学，并对人性做出回应。”
在杨老师看来，所谓人格，最基本的就是做人。做人的基本要求，则是守时守信。“到了研究生阶段，人们觉得孩子一定是自律的，其实不然。现在不少中学施行严格管理，用他律规范学生，孩子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自律。等上了大学，迟到、缺课、迟交作业就显现出来，有的孩子甚至开始'报复’式自我放纵，以至退学。”
为此，书院要求学生时常演练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一次年终会上，还让学生用哑剧的形式一条条演出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个人演，其他同学猜。
考虑到考博的人毕竟不多，大多数研究生毕业即工作，因此在杨老师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入职培训”，是为学生补的一堂“为人处世课”。“中小学阶段，无论学校还是家庭，这样的教育都比较缺乏，但这恰恰是踏入社会必须学习的。”从这个层面说，杨老师认为他们在做的，其实是对既有教育的一种补充。
研学活动，成为接触传统文化的一种途径
这些年的教学，杨老师感到，对她的育儿经验及自身学习，亦是一种提升。
研究生周末活动，杨老师的儿子从初中起就时常旁听：怎么选题构建，怎么拆题解题，怎么聚焦展开……虽然孩子现在学的是理科，但文科底子不错，从小就喜欢阅读历史文化类书籍。文理互济，往往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孩子上初三时，班上有些同学考试考得好，便在众人面前“凡尔赛”。他就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着手，记录下同学的话语，将其符号化，再利用数学建模，尝试分析语言背后的深层心理。
“理科的基础是语文，语文好，理科才能走得远。”杨老师和儿子的化学竞赛教练交流后，得到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回顾中小学经历就会发现，我们的语文教育缺少的恰是问题意识、辨析说理。进了大学，分科更细，“大学语文”更难推行。
一位生物学家在谈及创新人才时这样说：“应试教育告诉我们，如果复习的东西与考试无关，你是不会得高分的。”他将这种思维用于科研课题的选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却道：“回头看，大部分无法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影响。”——自谦之外，涉及了“什么是真正的创新”这样的价值问题。
杨老师的儿子现在已高三了，但她仍然坚持让他在周末回家时翻阅一些传统文化经典。“对他将来做科研课题，也许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还得从十年前说起。那时，还没有“内卷”一说，但家处北京海淀区，杨老师已经觉得“透不过气了”。“小学一年级一开学，孩子就拿回来七本教辅。”她担心过重的课业负担，会让孩子错失读好书的最佳时机，因此在六到十岁间，她带着儿子读传统文化经典，读《论语》《孟子》《中庸》。“没有系统培训，没有定时定点，就是带着问题，去情景中触发。比如到了孔子故乡，就查阅儒家经典，并融入地理人文知识。”
这样做的效果，在初中还不明显，到高中就“爆发出来了”。“无论口头表达还是落笔成文，都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最令杨老师欣慰的是，孩子的“三观很正”，明白事理，能为他人着想。
从私塾到书院，这些年，杨老师借每个星期学生的分享，观察当下年轻人在关心什么、研究什么，有时也能从中发现新角度，更新自身知识体系。“现在法学研究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对此，黄老师亦有同感：“比如元宇宙，背后有其技术标准和规范，但当学生说'代码即法律’时，就将我们的看法完全颠覆了。”
“以前我们上学时常说，老师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现在，我们要向学生学习。老师的角色，也不再只是装知识的'桶’，更多的是描述知识的形状、边界以及运行的人。”杨老师这样说。（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隐去人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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