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高校学分制最先在1872年的美国哈佛大学施行，中国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模仿西式大学，采用了分班教学和积分制，为中国最早的学分制度。
其实，不管是分班制，还是学分制，在宋代的“太学”教学中已经有了。
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被称为太学，也就是古代的大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和文明都处于巅峰时期的宋代，国立大学是个什么状况？他们又怎么教怎么学？现在，就去看看宋朝太学是怎么上课的吧。
宋画小品 文姬图 佚名
一门三苏
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来自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的考生苏辙，参加了那一年举行的制举科殿试。
苏辙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当然，日后证明这些话，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
苏辙笔下的那一朝皇帝是宋仁宗赵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的第六个儿子，宋英宗赵曙的养父。
仁宗赵祯13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史家后来把他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苏辙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岂非“大逆不道”？
那一年制举科殿试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他们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这时，仁宗发话了：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
最终，苏辙和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苏轼中乙科，赐进士及第。
仁宗赵祯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在历史记载中，仁宗是出了名的内 “惧”大臣。包拯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直谏，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说，卿所言甚是。
赵祯还外“惧”夷狄，不愿打仗，只愿议和，花钱买平安。所以宋代一方面社会非常繁荣，一方面朝廷总是缺钱，世界上最早的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就是在仁宗一朝。
考生苏辙和兄长苏轼，还有他们的父亲苏洵，一门三苏都选择的学而优则仕。虽然日后政治上几度坎坷，尤其是苏轼，但也辉耀彪炳。
只是他们的进学之路是否经过了太学，即他们有没有上过国立大学（对应于私塾），就不得而知了，从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苏门的家境来看，大概是没有的。
无论如何，北宋太学之兴盛，是有史料记载的。尤其是经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北宋太学的规模已经达至每年有学生3800人。
东京、开封、汴梁
北宋太学，即北宋国立最高学府，位于东京开封府内城朱雀门外的御街之东，这一带是商业繁华地。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御街东朱雀门外，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过龙津桥南去……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
如果翻阅有关宋代的史料，发现常常会遇到几个名字：东京、西京、北京、南京。
北宋是四京制：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东京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京为分司所在地；北京是河北的重镇；南京在四京中规模最小。
北宋的都城是东京——又称汴梁、汴京，即现在的河南开封。西京，是洛阳；南京——不是今天的南京，是今天的商丘，商丘是太祖龙兴之地；北京就是盛产香油的大名，今天的河北大名。
故东京、开封、汴梁，在宋都是指今天的开封。东京是地理位置。开封是府名，府是行政区划，相当于今天的市。汴梁是地名。
起初，太学的旧址是在汴梁的国子监内。仁宗庆历年间，由于国家兴学，生员数目增多，国子监内已经“不足以容学者”，因此太学从国子监迁出，搬至御街东面的锡庆院。
宋神宗熙宁年间，太学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又将锡庆院旁边的朝集院西庑并为校舍，至此，“太学栋宇始仅足用”。
徽宗崇宁年间，太学规模再次扩充，朝廷在京城南门外营建了新校舍，“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徽宗皇帝赐名“辟雍”，为太学的预科。
放到漫长的中国教育史来看，宋朝的国子监制度也是独有魅力的。
当然，“太学”历史更久远。作为古代国立大学，上古五帝时期的大学名成均，夏名东序，商名右学，周代大学名上庠。
汉武帝时，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明确胃太学之称。
魏晋期，晋武帝司马炎设立国子学，是古代教育史上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的开始。到隋炀帝，国子学更名为国子监。
唐代，国子监正式成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统辖下面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学立博士，设祭酒一人负责全面管理。
宋朝国子监的基本架构，继承自唐，但唐国子监下面的学校，规模都小，如太学只500个学生，律学有50个学生，算数只有30个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基本都来自官宦之家，平民子弟非常少。
宋代，不但扩大了国子监诸学校的招生规模，而且更有开放性，更平民化。平民子弟变成了学生中的多数。
所以，总结一句：唐宋时期的国子监是一个教育行政机构，下辖多所学校，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
宋画小品 文姬图 佚名
元明清三朝，虽然还保留国子监的建制，但此国子监已不同于彼国子监。元人立国子监，是在灭金之后的1234年，经营四十多年，国子监生员总额也才200人，且名额多为蒙古人和色目人所占。
元朝还冒出一个“阴阳学”，诸路府州县遍设“阴阳学”，教授术数、星相、占卜、风水、命理之术。
这类边缘文化被纳入官学之列，显示了元朝教育的非理性化倾向。
明王朝的国子监，最盛时生员达9972名，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
国子监不仅接纳各族学生，还接待外国留学生。但还是未能恢复唐宋时发达的专科学校。
所以，再总结一句，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只是一所国立大学，和从前的国子学类似。因此，再再总结一句，唐宋时期的国子监祭酒是教育部长。元明清时期的国子监祭酒只是一所国立学校的校长。
宋朝太学的主要课程是经义、策论、诗赋，学生还可兼修法学（律学），并“早晚习射”。
教学方式采用“分斋授课”。
斋，就像今天学校的教学班。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太学有学生2400员，“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一斋之规模正好跟今日的小班制相接近。
每斋设斋长一名，由太学生充任，相当于现在的班长。
宋朝的太学允许旁听，到太学听课的人数远超其员额，如北宋大学者胡瑗博士在太学讲《易》，“常有外来请听者，多或至千数人”。
另一位大学者孙复讲《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
我们现在津津乐道民国时大学里有许多旁听生，老一辈学者任继愈先生回忆，“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写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中的一位，后传为佳话。”
其实，宋朝的太学同样有很多的旁听生。E（未完待续）
吴钩：宋史研究者，历史作家。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
广告 联系人：罗南映 电话：13275958636
审 | 周春伦
排 | 彭运康
END
2023年/第147期∣2023/3月刊
订阅《新教育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