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本该是“慎终追远”,用现在的话说,文化自信。
正如司马迁在孔庙观礼的感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才是活的博物馆。故宫一进乾清门,是“正大光明”四个字。
如今的博物馆有多大的自信,又有多少教育意义,还需我们郑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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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博物馆镇馆之宝”说起
国庆大典前夕,数学家吴文俊院士荣获“人民科学家”勋章。吴院士还有一项殊荣: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他说:“我们最古老的数学是最现代化的数学。”
吴文俊院士
给现在的高中生一根棍子,测量日影的变化,可以算出天地的大小吗?可以由此制定精密的历法吗?
恐怕不行。而在古代,西周太学生学了《周髀算经》即可做到。
中国古代数学有两种:外算和内算。架桥造屋、测量土地、财政收支都是外算,人人都可掌握,如《九章算术》;内算则是国家机密,算的是天文地理,如《易经》《周髀》。
中国古代算学分外算和内算,内算是国家机密,算的是天文地理,如《易经》《周髀》
《周髀》有私相传授的切口。如令众多学者千年聚讼的“千里一寸”,立竿侧影,日影变化一寸,距离一千里,和实测差异巨大。但商高告诉周公,伏羲就是这样算的。
地图与真实地理数据会有关键误差,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因为地图是掌国之重器。《三国志》里,张松献西川图于刘备,刘备就得了蜀国。没有地图,无法治理国家。
现在说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国内现存最早、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据馆方介绍,这是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根据西方的世界地图,由官员李之藻协助完成。但随之而来的众多媒体报道和教材却开始“附会”。如说《全图》颠覆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又说利玛窦带来了先进的欧洲地理学知识及球面投影技术、开启了四百年西学东渐的序章,等等。
其实,李之藻在序言里明说,地是圆形,《周髀》和张衡已知道,浑天说主导的历代天文历法都以此计算。而“天圆地方”,也非说天地形体,而是说数学方法,说天地之道。天地之间存在一个可以转换的数学常数,即圆周率。
《周髀》所谓“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大戴礼》中,曾子则解释:天道吐气,地道含气,天道引发地球上的气候变化,故曰圆方。他甚至开玩笑:如果真的天圆地方,那么天空将无法盖住大地的四角。这不过是简单的经验和逻辑就可辨正的。
现在我们知道,圆内接正方形面积之比是3∶2,圆外接正方形面积和周长之比都是3∶4,即是传统所谓“叁天两地”“天三地四”。这是勾股定理在天文历法中的妙用。
而关于地理知识和测绘技术,《全图》是否为西方人原创、是否吸收了早前中国人航海的资料,一直在学界存有争议。
2006年,香港旅美博士李兆良出版了《坤舆万国全图揭密》一书,其中认为,郑和航海时代早有世界地图,利玛窦摹绘的母本来自中国。
其实,退一步说,比较恳切的观点是:这幅地图必然是结合了中西方当时已知的地理知识联合绘制的。尤其是,欧洲人之前制作的地图对东方知识极度缺乏,众多地图将中国分成三份:契丹、秦、蛮子……这还是元代的名称。地图前后绘制二十多年,完成时利玛窦早就去世。
至于绘图技术,其实并不存在“先进落后”。在此之前,郑和利用中国计里画方的地图、海道针经等技术已进行了世界大航海。事实上,正如学者指出,《全图》并不是实际测绘地图,而更多是示意图。“按着这幅图走到西亚是会迷路的。”“没有一个目不识丁的渔民拿着个不准确的拼凑的地图航海,他们宁肯看针经的图案或燃香计时计算时间路程。”
说回吴文俊院士,他在拓扑学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及其“吴公式”至今影响世界。但他自认为最大的贡献还是挖掘中国传统数学的价值。
在他看来,数学史上有两种交互出现的潮流,一是西方的公理化逻辑演绎体系,一是机械化程序算法体系,即东方数学,主要是中国数学。“中国古代数学根本不考虑定理不定理,而着重解方程,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就是算法。”所以,他提出数学机械化。他现在影响世界的“吴方法”,即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方法,正是从中国数学传统得来的。
看《周髀》,一个勾股定理如何计算天地大小、制定历法?吴文俊总结了其中的常识性原理,即“出入相补原理”:
一个图形不论是平面还是立体的,都可以切割成有限多块,这有限多块经过移动再组合成另一图形,则后一图形的面积或体积保持不变。反复使用,妙用无穷。
除历法外,中国古代发达的科技都与此相关。更抽象的说法,就是《易经》所言阴阳之道,老子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地人合一,天地的道理和人生、技艺都是相通的。
吴院士其实在继承清儒的工作,数学家在中国称“畴人”。清儒阮元著《畴人传》,记录了从商高到乾隆间的270多位天文家和数学家,并有41位外国人。西方数学经过中世纪断代,现代西方数学实际是12世纪后得自印度和阿拉伯。
在此之前,如号称博学多才的英国僧侣学者比得,他的本领是会算复活节(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的日期,和用手指来计算。
西元9世纪,法兰西查理曼大帝在位时,阿拉伯国王赠以时辰仪,欧洲人始见此物,欣喜若狂,称为“奇迹之作”。正是因为查理曼传播科学和人文,被称为“欧洲之父”。但在我们的很多学者、甚至教科书里,利玛窦却成了“为中国打开世界之窗”的使者,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2
文物看多了让人细思恐极
我一向对博物馆很感兴趣,每次到省外、国外,都会看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的建筑作品,江南民居与水乡结合的外型设计,像一幅水墨画。馆藏文物也丰富,但没什么惊喜,至少配不上苏州在中国的显赫地位。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开通我也去了,所谓“文化江汉,唯蜀先从”。蜀地是中华王道教化的急先锋和桥头堡,两汉、两宋盛极一时。尤其北宋,蜀学和洛学半分天下。成都文庙街曾有东汉时期“周孔并祭”的文庙,全国仅有。
成都博物馆
但成博似乎对于四川的文化定位有自己的理解,更愿意展示文明的碎片:盖碗茶、变脸、九大碗、蜀绣……当然也挺好。但里面没有大写的人。
很多地方的博物馆,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在“去中国化”。这倒不是说,这不是中国的东西,而是一种“媚俗”的观念:传统文化是“土”的,需要“洋气”的包装。
如现在风靡全球的“夜宿博物馆”活动,就在国内某博物馆生出一个“变态”:“与千年古尸,万年的化石同处一室一起休眠,来感受古代文物带给我们的刺激。”真是荒唐恶劣透顶。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本该是“慎终追远”,用现在的话说,文化自信。正如司马迁在孔庙观礼的感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才是活的博物馆。故宫一进乾清门,是“正大光明”四个字。如今的博物馆有多大的自信,又有多少教育意义,还需我们郑重反思。
中国的文物太多,思路不清晰,就看不出头绪。据称,古埃及文明比中国早一千年,按理出土文物应该更多。开罗博物馆馆藏文物据称30万件,常年展出的只有6000件;大英博物馆据称10万古埃及文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称有2万余件。这是国家级博物馆。
中国呢,看看省级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69万件,时常轮流展出。四川的四大博物馆共419万件,第二名山东330万件,第三名上海225万件。
再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古埃及文物如此少。拍卖市场上价格更高吧。现实相反,古埃及和古希腊文物很不值钱,值不了中国文物的零头。西方大城市没有文玩市场,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都有固定的文物古玩市场,蔚然而为产业。
这都让人想不明白,更让人凌乱的是:实物有的,书里没人写;书上明明写了,却没有实物。
比如赫然存在的金字塔,除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不要说17世纪、甚至18世纪前的任何文献、文艺作品,走南闯北的作家、诗人们从没人提它一句(对比唐诗里的长城)。
“战狼学者”提出疑问,为何17世纪、甚至18世纪前的任何文献、文艺作品从没人提及金字塔
《史记》里不会有上海。西汉时那里是大海,2000年前长江出海口在扬州。看看尼罗河的出海口,3000年前就在亚历山大港,那里有世界上最大图书馆,但不幸被火灾摧毁。
今年流行一个词“双标”,想想这些文物,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
最近十年,网上揭露古埃及伪史、古希腊伪史已成显学,欧美和中国学者都出版有很多图书。但主流学界以一句“战狼学者”盖棺论定,不作正面回应。
确实,那些极端的西方文明伪史辨,笔者也不赞成。正如中国曾经兴起的“古史辨”,这不过是由极端文化自卑走向了极端自大。
但,这个庞杂的现象至少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如何甄别正历史、“歪历史”。
历史从来不是和现实无关的。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充满偏见的“东方学”理论,防止“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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