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轶文！路遥1991在国棉一厂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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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国棉一厂礼堂的报告

1991年5月16日下午

南生桥记录整理

我的父母亲现仍在农村。我是我们家族第一个有文化的人。父母亲都是老实、没有能力的。我有8个兄弟姐妹，我老大。我随父要饭到延川的伯父家，他家无孩子，我就在伯父家住了下来。到小学五年级时，才回到父母身边。7岁时我已进入生活，已认识到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靠任何人。每年过了春天就没粮食吃。父亲出外借粮，我们四五个孩子在院子里等待父亲的身影。父亲的个子很低，比邓小平还低，没能力，村里的小孩都欺负他。我出门受欺侮时，便和别人打架，每次打架都被打得鼻青眼肿。回家后又得挨一顿打。所以父亲要把我送出去时我很乐意的。在伯父家我常偷偷地哭。在农村上初小，在城里上高小。初中上不起，我提出要我考一次，结果考上了，成绩还好。考试的竞争很激烈，考中了却不能上学，这是很痛苦的。这意味着将要走父亲的道路。我宁愿流浪，死在外边，也不愿在走这条路。我坚决要上学，父亲给我拿来了劳动工具。我把工具全扔了，一个人跑到县城，找到小学同学，距开学已20天，靠是贫下中农子弟入了学。17岁之前没吃过一顿饱饭。大部分课程因饿而没有学完。好几个秋天到地里吃生粮。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反映了这段生活。

文革中，我当了学生头头，盲目而乐意参加。到69年返乡劳动，教过小学，又进城当过宣传队员之类。又和张老师（张文平，闻频）在文工团编剧。因文化革命中犯过错误，很多大学不要，后来上了延大。这时我思考生活之路是很难走的。大学时就发表过一点作品。那时我整天在图书馆。共3年时间。大学期间被借调到《陕西文艺》，毕业后即分去。82年成为专业作家至今。

《人生》是1980年写完的。该年我的一部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文革后陕西的第一个中篇。经常有人向我提问高加林是不是我？就生活道路而言，两者是一致的。都是力图从农村中挣扎出来的人。

陕北的农村是封闭的。很多人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一生最隆重的事是进县城，其他则是参加婚丧之事。从整体上很伟大，作为个人就是默默地自生自灭。他们不甘心叫孩子也像自己一样，便从五六个孩子中选一个智力好者上学。这些上了中学的学生认识到城市生活的优越，他们便想冲出农村。但大多数只得在农村像父亲一样生活。

我写高家林时就有一种挑战意识。当时作品中都有好人、坏人，我想写一个复杂的人，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对高加林的争议很大，是可以理解的。

《人生》之后，我不甘心炮制同类作品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要重新写一部作品在某些方面超过《人生》。

《平凡的世界》是什么时候想写的呢？很年青的时候就想过。19、20岁时想在40岁以前写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人生》写完之后，青年时的这个梦想又出现了。所以开始设想规模要大，3部，百万字。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全部投入这部做品，失败了也不后悔。这是我精神上和精力上的危机。我不敢对人宣布，我最喜欢冥想。于是又一次来到榆林的毛乌素沙漠，一进去几天不出来，出来时已有了一个想法。写作时正是各种思潮泛滥文坛的时候。我不能实验。我排斥了一切干扰，自甘寂寞地干6年。我找了10年的报纸放在身边，写时不时翻阅报纸。有些自己生活过的地方，重新去体验。3年时间，收集了百多斤的资料，才扒下来写作。写第1部时就想到第3部。我去煤矿，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睡五六个小时再干，上厕所都稀里糊涂的。三四个月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因为就没有一个人。每天散步几十分钟。

从事这么重大的劳动要对自己残酷。第二部写完时我身体垮了，跪在地板上整理，也检查不出什么病，是疲劳过度所致。这时找到榆林一个老中医，开100服中药。我像牲口一样吃了100天，身体恢复了以后才上第3部。1988年5月25日写完第3部后，又来到甘泉县招待所，这是我写《人生》的地方。当时写得大小便不通。有时把稿子从窗子里扔出，天明又捡回来。这一天晚上还要赶到延安。甘泉的县上有人招待我。这天早晨6点钟，手指痉挛了，用热毛巾敷了一会才能伸开。趴在床上写完了最后一页，写后哭了15分钟。我终于从自我判的6年徒刑中获释了。我写作时从不考虑要得什么奖之类的，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中说：“只要完成了就是好的。”

结论。一、一个人一生中要能找到自己的坐标。只要使自己的才能能自由地舒展就好。不要失去劳动者的观念，也不一定要当个作家，能当一个好木匠，就不要去当一个蹩脚的作家。（此时路遥讲了一个他后悔的事。当初有一个青年写信向他请教写作，他鼓励说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但10年过去了，那位青年连一个字都没有发表，还把人弄进安定医院去了。所以路遥说写一年不能发表，写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再不行，就要考虑及时改变方向了）二、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两个高度，重要的问题是要找到那个高度，意识到那个高度将要出现时，要把握住它，不能失去自己的高峰期，要全身心燃烧进自己的事业高峰中去。

2019年5月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