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中，陕西省铜川人，著名作家、诗人 。
刘新中
1973年8月，从襄渝铁路建设工地退场后，我被分配到铜川电瓷厂工作。我们一行战友八人，有六人被分到了烧成车间。
烧成车间是官称，是大号，电瓷厂人从不这样叫，一张嘴就是“窑门口”或“窑上”，尤其以“窑上”居多。甚至有时开大会，主席台上也会这样问：窑上人来了没有。
烧窑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但面太窄，和社会上基本不打交道。当时烧窑用煤，不像现在用天然气什么的，也不像西安高压电瓷厂等机械化较高的厂子大部分用煤气、重油等，所以，又脏又累，又有夜班，没人愿意去。当年，厂里吃开的工种是钳工、车工、电工、司机等，许多人包括社会上都用得着他们。其它的工作虽然没技术，但大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站在人面前干干净净，也算可以接受的选择。
那时，厂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犯了错误什么的一律发配去烧成车间去接受劳动改造，在那儿工作的，除少数一进厂就安排在此或者从旧社会过来的烧窑师傅，大部分是没有门道的老实人或者有些所谓“劣迹”的；我们六个人分去，算是给这地儿注入了新鲜血液。
上岗前先办三天学习班，第二天，一同分到烧成车间六个战友中的一个就告诉我说，坏了，把我们分到牛鬼蛇神窝子了。他说，他昨天悄悄到那地儿看了看，发现七八个干活人中间，就有三个斜眼，一个瘸子；人们把烧成车间不叫烧成车间，叫“窑上”。
我当时并没有感觉“窑上”有多难听，告诉我的战友，村里人赶集叫“上集”；管县叫“县上”，县管市叫“市上”，市管省叫“省上”，什么时候省也没有管市县叫什么“市上”“县上”，上面对下面就叫“下基层”“下乡”等等。因此，“上”就是高高在上，“窑上”是好名词。
给我们办学习班的人叫李亚雄。李亚雄毕业于著名的“哈军工”，他的父亲是陕北的老革命，曾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国家内务部的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生的分配乱点鸳鸯谱，学火箭的李亚雄就分到了铜川。我们以后打了多年交道，发生过一些故事，将在其它文章里叙述。李亚雄在厂里管劳资保卫，是我们到电瓷厂认识熟悉的第一个人，我把我的理论说给李亚雄，他听了哈哈大笑，连声说有道理。然后又正色道，对烧窑工作的轻视是不对的，是暂时现象，把我们补充到那里就是对以往的反正，相信我们大有作为。鼓励我们好好干。还用了毛泽东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三天学习班一结束，我们就到了车间，也见到了我的战友说的所谓三个斜眼，一个瘸子。其实，我的战友有些夸张了，三个斜眼一个是眼上有萝卜花，另两个是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瘸子是那两天脚受了伤。他们穿得工装脏兮兮的，也不整齐，脸上手上有煤黑，再加上其貌不扬，就给人以坏蛋的感觉。实际上，他们都是些老实人，为人和善，工作认真踏实。
半个月后，我向我的战友说，我见到真正的牛鬼蛇神了，只不过他们不瞎不瘸，不聋不哑。
我说的牛鬼蛇神一个姓杨，一个姓姬。
杨姓师傅在我上班的第二天就主动找到我，要我联络几个年轻人，我们共同组织一个学习小组，一块学习。刚开始我还很感动。后来他嘴说滑了，说，人不学习要落后，像毛主席和蒋介石，小时候上学在一个班，毛主席爱学习，是好学生；蒋介石不爱学习，是坏学生。结果，俩人一个成了红太阳，一个成了反革命。那时，我已经读过《金陵春梦》一类的书，包括一些党史，感觉他在瞎扯，就反驳他说的不对。他神秘地一笑说，他在公安上时，看过机密材料，知道内幕。我问什么公安，他感觉话说漏了，遂闭口不言语了。后来，其他师傅告诉我说，他原来在市上某派出所当过所长，因为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才被发配到这里来的。
姬姓师傅是烧地炕的，地炕为成型车间烘干胚子而设。火道从车间的地下横穿而过，近千平方米的厂房有七八个地炕口。烧地炕属烧成车间，夜班闲暇时常到窑上来谝闲传。我上的第一个夜班就遇到了姬姓师傅。他向我了解三线的情况，得知我们配属铁道兵修铁路后，问了我部队出操、紧急集合等情况，都是军事术语。还问我们打没打过野外，见我不解，还解释说，打野外就是野外训练。我感觉他当过兵，问他，他说他扛过五六年步枪，还扛过一两年机枪。恰巧，第二天，厂里召开一个有关复转军人什么的座谈会，见他在厂里闲转，我问他怎么不去开会，他摸摸头，不好意思的自我解嘲的说，娘的，咱当的是国民党的兵。刚好跟前有一圈人，惹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我向战友说了我的发现，战友说，我就知道，窑上乱七八糟人多，咱们以后可得小心点。
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影响，阶级斗争的语言，我豪气冲天的说，东风吹，战鼓擂，咱看究竟谁怕谁。
从此，和所谓的牛鬼蛇神们相伴，我开始了我电瓷厂十年的“窑上”生涯。
窑上工作分三个阶段，装窑，烧窑，出窑。有些厂子把装窑、出窑和烧窑分成不同工种，各干各的，各司其职；电瓷厂是一条龙，装烧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工种。窑上人日复一日就这样循环。
装窑是三个阶段中最轻松的一段。首先是整笼，所谓笼就是匣钵，用耐火材料制成，胚子装在里面避免和明火接触。匣一般是圆形，高低粗细不同，用以不同的胚子。因为装窑就像家里或食堂蒸馍一样，一笼笼码起来，所以，人们习惯把匣钵叫笼，很形象，也很贴切。整笼就是把用过的匣钵里面的渣子倒出来，把垫子一个个码好。垫子也是耐火材料制成，主要防止胚子上的釉子和匣钵粘连。
整笼时还要把残缺的、变形的匣钵淘汰掉，补充一些新的匣钵。烧成车间有一个匣钵组，专门生产新的匣钵，我们习惯称制笼房。整笼时会到那里拉一些新的匣钵来。
下来的工序是装笼，就是到制胚车间拉来胚子，分门别类，装到匣钵里。拉胚是个细心的活，施过釉的成品胚放置在一条条窄长的木板上，我们需要小心翼翼的把装满胚子的木板从胚架上抽出来，放到车上，然后又小心翼翼的拉回来，从制胚车间到烧成车间只有几十米远，路也是专门拿水泥抹平了的，但有时不小心，还是会磕碰甚至翻了车。
装笼的工作一般进行两三天，待一窑的胚子差不多后，就是装窑了。
装窑主要是师傅干，我们打下手，待我们成了师傅后，新来者就给我们打下手了。
装窑有讲究，哪些胚子放下面，哪些放上面，哪些靠火口，哪些居中，马虎不得；匣钵与匣钵之间，还要加好楔子，防止匣钵整体或者局部倾斜；匣钵与匣钵，匣钵与窑顶，匣钵与风口，还要留够足够的火路，太近了，火路不畅通；太远了，火在窑里不容易存住，还会造成空间上的浪费。
装好窑后，是封窑。封窑一般由手艺高、技术好的老师傅来干，以示庄重。我们初到那几年，大都是陈炉籍一位姓赵的师傅和一位温姓师傅封窑。这位赵姓师傅，是铜川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赵勃的叔父。这层关系，我很多年后才知道，叙旧时还和赵勃聊过他的叔父。只不过，当年，赵姓师傅在我心里，也属牛鬼蛇神一类。
封窑前，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放置火锥，火锥有熔点，到一定温度，火锥会软化，烧窑时就根据火锥的变化来确定窑内的温度。赵姓师傅放置火锥的同时，还常常会弄一段黄泥，捏成似人非人的形状，和火锥放置同一水平线上，嘴里有时还会喃喃有声，似祈祷一般。别人说那是祭拜窑神，是从唐耀州窑以来一直到陈炉镇烧窑封窑的一个仪式。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了文革，这项仪式作为封资修早不存在了，只有少数老人还保留一点残余。赵姓师傅应该是这为数不多的老人之一。
黄泥也有熔点，窑火到一点程度，它会有变化，除却形而上的精神需要，在没有火锥一类现代科技手段之前，它就是实用的科学。
出窑是三个阶段中最简单的，就是把从窑里把匣钵用车子拉出来，然后掏出其中的产品，装筐子送到检验房了事。这项工作一是要小心，窑底到窑顶有三米多高，从高处卸下匣钵，产品要注意安全，人也要注意安全；二就是热，通常窑内温度都在五六十度，人在里面呆一会就大汗淋漓。三伏天从窑里出来，也感觉外面凉快无比。那时厂里常常组织干部参加劳动，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助出窑，平时再矜持的人到窑里也只穿一个裤头。
瓷坯准备进入炉
烧窑是电瓷生产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窑上工作的核心，一窑货烧不好，前面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所以，初来乍到，我们是没有资格掌握烧火的煤铲的。虽然没有严格的规定，但从打下手到成为正式的烧窑师傅，一般也得熬个三两年。人笨一点熬个四五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也是有的。打下手的工作虽然简单，但脏而累。一上班，我们需要到煤场在大堆的煤上刨开一个大坑，皮管子接到水龙头上放进适度的水把煤闷上备用。然后把上一班燃烧室里的放下来的灰渣掏出来，推到厂外倒掉。一个燃烧室的灰渣多则满满一车，少则也多半车。电瓷厂的主力生产窑属于倒焰窑。两侧共六个燃烧室，所以，站在平均温度五六十度的燃烧室口把五六车灰渣掏出来再倒掉得将近两个钟头。然后，再到煤场把闷好的煤拉到燃烧室口，要不干不湿。六个燃烧室口大约需四到六车煤，主要取决于你车装得如何。这两样活干完，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就消耗一多半了，还有烧水扫地一类杂活不计算在内。
烧窑更多的是需要经验与技艺，还有责任心。窑一点着，各个阶段该怎么做仅仅靠熟稔于心是不够的。那只是理论上说教。烧窑过程中窑内情况千变万化，必须随时予以应对。我们当年使用的倒焰窑，是一种间歇式的窑炉。燃烧所产生的火焰从燃烧室的喷火口上行至密封的窑顶，火焰无法继续上行，被烟囱的抽力拉向下行，经过匣钵柱的间隙，自窑底吸火孔进支烟道，然后到主烟道，最后由烟囱排出。因为火焰由上向下流动，所以，谓之倒焰。
烧倒焰窑，烧窑师傅要做的，不仅仅是添火加煤，清渣捅灰；还要调节风力，控制温度，这是最难最难的。煤要洒得开，洒得均匀，使其燃烧充分，容易办到；火焰在不同的温度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一眼就要辨认的出，也容易办到；调节风力的闸板往往在方寸之间，那是真学问，犹如绣花，有时多一丁点或少一丁点都不行，和阴天晴天风天雨天都有关系，确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升温容易，降温也容易，无非是多添煤少添煤而已。但控温难，尤其十余个钟点保持一个温度，那是一种平衡的艺术，玩的就是闸板。
窑上有几个老人，烧窑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个王姓师傅，窑内匣钵整体倾斜了，他靠火焰的控制，能给矫正过来。说来简单，就是两边燃烧室，一边火力强，一边火力弱，火力强一侧匣钵就软一些，火力弱一侧匣钵就硬一些，硬向软一边靠，慢慢，倾斜就变正了。这种调整，需要一个人干两个人活，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过硬的技术素质，更需要智慧。王姓师傅平时木讷、孱弱，大家都叫他王瞎子，颇有些不恭。据说他的眼就是烧窑中长期看火而变坏的。但一旦烧起窑来，王姓师傅就变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他掌管的火口，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我们那时有一个习惯，就是相互帮帮忙，如师傅帮下手们淘淘灰，推推煤，下手们帮师傅们添一把火，清理灰渣时递递火钩什么的。唯有王姓师傅，他可以帮你忙，但绝不允许你帮他的忙，你往跟前一凑，就会遭到他的一顿痛骂。这一则是他从旧时代过来，老的习俗，害怕徒弟偷艺；二是怕你帮忙不当，越帮越忙，他自己操作他心里有数。
还有个温姓师傅，接班时走在路上，远远看见烧窑的大烟囱冒出的烟，就知道这一窑到什么程度了。我就此曾请教过他，他说，窑初点着，是黑烟，到最后停火时，几乎白烟了，各个阶段烟的颜色不同，但不同中又有差别，分辨则需要长期的体会经验。那时年轻，好奇心强，又一次，他几天没上班，不知道窑上的情况，我特意到他家，拉他到厂对面的河岸上，和他打赌，让他看袅袅上升的窑烟，正在烧的窑到什么程度了；他一口答出，结果我们到窑跟前一问，基本不差。我曾尝试按他说的方法观察，却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得要领。
说老实话，对烧窑这类活路，初到窑上的我，是十二万分的没兴趣，甚至近乎讨厌。那时候，我心高气浮，不知道一天想干什么。我父亲在铁路工作，我从小在铁路边长大，希望回到铁路工作。我父亲文革中当过走资派，挨过整，他拒绝我回铁路，希望我在地方企业好好学个技术，认为这是立身之本。但我偏偏不喜好什么技术，不说烧窑，就连当时吃香的车钳刨铆甚至方向盘、白大褂一类，也没有多少兴趣。
电瓷(深棕色)是重要的输电配电物料
那几年，厂里会多，经常有些表态发言什么的，我没事老捧本书，落了个爱学习的虚名。车间班组常常把写决心书一类的任务交给我，那是我最幸福的日子。领受任务后，当天就不用上班了；溜溜达达回到宿舍，用一两个钟头把稿子写好，反正过来过去就是那一套，八股文，不用费多少脑子。其余一天时间就由我支配了，找本书翻翻，或者，在厂里到处转转。
那时候，书少，我逮着什么看什么，囫囵吞枣的，也看了几本技术方面的书，书中了解到，烧窑过程，其实就是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的过程。我不爱烧窑，但对于其中的辩证法，或者所产生的奥妙，还是很感兴趣。
譬如窑变，窑上有许多陈炉来的师傅，陈炉是瓷镇，他们都曾经有过烧窑的历史。陈炉以烧造日用瓷为主，因此，常有窑变的情况发生。扯起这个话头，他们就把它说的神乎其神。实际上，窑变本质上就是事故。有时，胚子的釉上混入了其它杂物，产生了另外的化学反应，釉子就出现了和原来设计不一样的颜色和图案，可能这种结果比原来设计的还好，由于它没有可重复性，所以，意料之外的收获很珍贵。中国陶瓷烧制历史过程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我们的电瓷生产，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白白的釉色，出现其它颜色的花纹、斑点。当然，这是百分之百的废品了。电瓷是工业用品，有国家统一的标准，且形制单一，不比日用瓷和工艺瓷，釉色出现变化或者形状出现变化，不影响使用，咋样都能凑合，窑变了有时还是好东西。
由窑变，我经常爱拿一些出窑后的产品，琢磨琢磨，比较比较。由此，也生发了几年后，我们一批年轻人搞了一次电瓷厂烧窑历史上革命。
电瓷厂烧窑，最初是氧化焰，1977年，我们这批人掌握了添火的煤铲后，把它改成了还原焰。
烧窑时火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性质。火焰的性质大致可分为三种：氧化焰、还原焰和中性焰，不同性质的火焰有不同的作用。
氧化焰是指燃料完全燃烧的火焰，火焰完全燃烧必须有大量空气供给，这时窑中的氧气充足，有利于坯中水分及一切有机物全部蒸发和挥发排出，坯体得到正常的收缩，所以胚子出来后颜色发白。而还原焰是不完全燃烧的火焰，这时窑中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和氢气多，由于还原焰能使坯体内的高价铁得到充分还原变为氧化亚铁，胚子出窑后釉子呈青色。还原焰烧出的产品一容易消灭瓷色发黄的现象，二胚体致密度较好。
由氧化焰改还原焰，惊动了厂里，提前开了论证会，还派了一个技术员来具体指导。技术员叫周铣华，上海人，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出身，据他说，文革中，他在上海曾参与过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和他的交往以及他的故事，我也将在其它的文章里另述。周铣华来指导，车间许多老人不以为然，认为他和烧窑风马牛不相及，但周铣华理论上绝对没问题，根据化学公式，列出升温曲线，说的头头是道，让许多老人无言以对。
窑上是个大学校。工作的学习，技艺的学习只是其中的一门课；很多个时候，是和人打交道。装窑、烧窑、出窑，周而复始，看似枯燥，但它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有许多闲扯的时间。譬如装窑前的整笼工作，几个人围在一起，一呆就是一天，自然要扯东道西；还有烧窑时，忙一阵子，歇一阵子。歇息的间隙，自然也要扯东说西。
这种扯东说西，没有主题，漫无边际，但就是在这丝丝缕缕中，我了解熟悉了窑上包括电瓷厂的许多人，他们的一路走来，他们的情感真实，他们的本来面貌；也了解熟悉了窑上和电瓷厂的往昔，它的发展历史，它的起起伏伏。
重要的学会了从了解熟悉中建立和完善自己对人对事的价值评判。
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件是他们互相笑骂对方瞎积极，那时窑上规定一年半一身工作服，三年一双翻毛皮鞋。他们说，本来是一年一身工作服，两年一双翻毛皮鞋。文革中大家批判走资派经济主义歪风，自己提出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结果吃了亏，再也变不回去了。每每说到此，大家就会说是对方带的头，河南籍师傅就会用河南骂人的话说带头人是傻屌，陕西籍师傅则用陕西话说带头人是瓜怂。最后得出结论，大家都是傻屌瓜怂，这件事是窑上人办的最瓷怂的事。
另一件事他们有几个人见过刘澜涛。大约是1964还是1965年，电瓷厂还是陶瓷厂的细瓷车间，陶瓷厂厂部在如今的钢铁厂。电瓷、陶瓷一南一北，厂部曾被人自豪的称一肩挑两厂。一天下午，窑上有几个人到厂部办事，刚好刘澜涛小车走陕北，路经陶瓷厂厂部，走进来歇了歇脚。大家不认识刘澜涛，看满头白发，胖乎乎的，中山装，知道是个官，刘澜涛很和善，问了大家几句话，知道他们是陶瓷厂的工人，还问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们说是烧窑的，刘澜涛还点点头，连声说好好好。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人是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文化革命时批判刘澜涛，他们私下还说过刘澜涛的好。刘澜涛也许是嘴边的话，但他们固执地认为，那么大的官没架子，还说过烧窑好，是窑上人最值得荣耀的事。
这两件事他们经常说，从中能窥探出一群烧窑人的精神世界。
随着还原焰的改烧成功，随着我们的年龄与阅历渐长，慢慢的，在窑上，我们的话语权多了，也真应了李亚雄的话，新旧交替，新必取之，我们应该也能够大有作为，归根结底，世界成了我们的。
十年时间，比一个大学再加上硕士博士研究生读书的时间还长。我和窑上人朝夕相处，情感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我由不关心窑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到开始关注，并且牵肠挂肚，牛鬼蛇神们也变得可亲、可爱并且让人同情和理解了。
譬如杨姓师傅，没有多少文化，土改积极分子，被抽调到公安队伍工作，进了城，眼花缭乱了，爱美之心，或者喜新厌旧之心，人性使然，人皆有之。不小心，跌了跤，撞到了纪律的枪口上；
譬如姬姓师傅，国民党抗战老兵，血战过中条山。共产党建政了，国民党的一切历史予以否定，昔日的光荣竟成了污点；
还有赵姓师傅，赵勃的叔父，老窑工，恪守传统烧窑的记忆，莫名其妙被冠以思想落后之人。
我曾经看到一位任姓师傅和一位谷姓师傅为一个广口瓶子吵得不可开交，那时冬天，我们一个班组发一瓶凡士林，抹手用，一人分一疙瘩，最后，为空瓶子的归属两人争执起来。放在初到窑上时，我会对两人嗤之以鼻，但彼时已经换位思考他们了，他们都要过日子，一个瓶子不起眼，但能盛盐盛醋盛酱油；一个李姓师傅，有一辆自行车，平时老是放在家里柜子顶上，拿布遮严，自己不舍得骑，更不要说借人了。这时，我就知晓，这是他省吃俭用几年才攒出来的，是他全部家产的一半，他爱惜甚至有时近乎于吝啬不应被人笑话。
慢慢的，不知不觉中，我把自己融入进窑上，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了。我和他们一同喜怒哀乐，谁要说窑上不好，我会向他瞪眼睛，我曾经以大字报的形式，写过倡议，号召全厂尊重窑上人的劳动；逢年过节，计划经济，物资紧缺，发一点烟票酒票，我单身一个，考虑到师傅家人口多，会把我的一份让给他们。上班时我和他们一样穿得破破烂烂，脸上也经常有了煤黑。以后的日子，我由下手成为了师傅，又当了组长，为窑上人的利益，揪过厂革委会主任的领子，甚至发动过变相的罢工；以后，我当了车间调度、主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几个立式电风扇，供出窑用。我当基建科长时，抽出专项资金，完善隧道窑的配套设施，力主早日启动隧道窑的点火，减轻窑上人的大强度劳动。
总之，我离开窑上时，窑上已是电瓷厂让人眼热的一份工作，收入高，福利好，前景灿烂。许多年轻人纷纷要求到窑上来。那几年，厂里甚至有个说法，窑上人出来，一个比一个穿得精神；窑上人娶的媳妇，一个比一个漂亮。
后来的许多个日子，思索往事，我总在想，那十年，是窑上改造了我们，还是我们这批人改造了窑上，或者互为影响，互为改造了呢。
窑上是我成长的一段过程，这段过程又应当是和我有相同命运共和国一代人的一个缩影。
2007年，离开窑上二十多年后，有一天晚上，我路走黄堡，心突然一热，停车到窑上去了一趟。天已经落黑，静悄悄的，一个刚忙完活路的小伙子闪出来，问，你找谁。我笑了笑，没有回答。这时，另外一个人走过来，是我离开厂时刚招进来了的新工，认识我。按工厂的辈分，他应是我徒弟的徒弟。我和他寒暄了几句离开了，远远听见他告诉年轻小伙子，刚才那人是窑上当年的老主任。
岁月无情，斗转星移，哦，我已是当年。
2012年，离开窑上近三十年后，有一次和陕西省作家铜川采风团参观耀州窑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距离我工作过的电瓷厂不足一里远。当参观到陶瓷烧造阶段时，我说，我曾经烧过窑，并为随行的几位讲解。曾担任过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的赵熙瞪大眼睛说，哎呀，那是你宝贵的生活财富呀，应该把它写出来。我说，你们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看待烧窑吗，又热又累时，曾经乱骂，哪个狗日的发明了烧窑。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其实，直至如今，我也没有下定决心，把这一段生活写下来。因为，它太大，太沉。那十年，正是我最可塑的十年，是我不甘心现状又不知如何突破的十年。我曾经写过一个剧本，试图证明自己，也证明窑上是有文化的窑上，是有思想的窑上。但事与愿违，我挨了整，准确的说，是重重一击；我也曾经在管理岗位上，试图为改变电瓷厂的面貌而努力过，最后碰得鼻青眼肿，身心俱惫。
电瓷厂以后的发展走向由不得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年代里，几乎同一个命运。事实上，我没离开它时，它的劫数就已经定了；窑上，我们启动的隧道窑，停火了；我们拆除的旧窑炉，又恢复了原貌。
无法改变的，是几十年里成长起来的一批批自信而又阳光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冷与暖，唯有自知。
1991年，我写过一本诗集《窑变》，用艺术的形式对十年窑上的生活做了曲曲折折的回顾与总结。那是真感情，我曾经不止一次在不同的文章里引用过一首名为《瓷窑》诗：
有十年
你和我相伴
你是我充实的梦境
我是你枝头盛开的火焰……
你燃烧出无数个清晨
也燃烧出无数个夜晚……
未曾说离别却已离别十年以后
我开始懂得思念
我的叶子已有几分发黄
只有清晰的筋络下
还不时流动热情的昨天……
在你的眼里
我也许仅剩下一张熟悉的面孔
但这就够了
只要有一天，我化为青烟时
别人能分辨出，那种飞翔/脱于你的血缘……
窑上，窑上，窑曾经在路上，窑永远在心上。
刘新中，陕西省铜川人，著名作家、诗人 。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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