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夺取过刘氏统治二百年的封建帝国政权，建立了“新”朝。不过以传统的儒家礼法思想来看，王莽谋权篡位，是一个乱臣贼子，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加之王莽的新政只有短短的14年，以传统的“成王败寇”的观念来看待王莽，更是毁多誉少。其实王莽倒是一个热心“变革”的改革家，有良好的愿望，试图按儒家的理论去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类社会。
在中国历史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小农社会的君主制政权大都循环往复着同样的故事。某王朝后期，由于政府管制不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导致小农经济社会形态遭到彻底破坏，另外加之腐败、自然灾害以及外敌入侵等因素，于是当权者被推翻，一个王朝也就宣告寿终正寝了。
西汉王朝伊始，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虽然解决了中央集权问题，但以皇帝为首的权贵们竟相兼并土地。到了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自耕农的破产。破产农民因生活困难或流亡，或卖身为奴。到了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流民问题、奴婢问题日益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危及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君主专制政权的巩固。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政治家不断地警告由此引起的危险，提出了一些“限田”、“限奴”的改革方案，希图以此挽救社会的危机。汉王朝也多次重申“抑兼并”的既定政策，但实际情况仍然是抑者自抑，兼者自兼。
西汉王朝虽然从开始就执行“重农抑末”的政策,力图限制富商大贾势力的发展。但随着汉中央控制力的削弱，再加上贵族、官僚、地主奢靡之风的盛行，富商大贾们的势力便进一步活跃了。而且，由于贵族、官僚、地主不少都兼营工商业，富商大贾又主动勾结他们，因而出现了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贾合流的趋势。这些大商人与官僚、地主勾结在一起，通过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和经营高利贷，大量地吸食着人民的脂膏。
腐化堕落西汉政府及其权贵们不可能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人民对政府的最后一丝希望终于破灭，暴动就成为他们向政府表达不满的主要手段。
当王莽同志坐上皇位之时，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由于王莽是用和平手段建立的政权，不象其他王朝一样由大乱之后建立政权，可以另启新灶，重头再来。面对这样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王莽同志深知，如不痛下决心改革，西汉传下来的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否则他好不容易搞到手的皇帝宝座也占据不了多久。于是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王莽新政的主权内容有：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意在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经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
二、重新分配耕地：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国有专营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货币金融制度：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从这些措施，我们赫然发现王莽同志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全面的构想和实践。
但是由于王莽同志是在未动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夺取了汉家江山，正是这种特殊的和平夺权方式注定了新莽政权对前朝的政治势力、利益集团几乎没有触动（只有皇室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另外王莽同志过于书生意气，他高举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以“先王之制”为模式，有食古不化之嫌，还带有严重超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份。因此王莽新政缺乏现实的社会基础支撑，注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命运。
例如“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是虎口夺食，理所当然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加之该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同样也是大土地所有者）就带头营私舞弊，破坏了政策的执行效果。而对于贫苦农民来说，虽然这一政策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不能止渴，反而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奴婢问题是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冻结奴隶制度”同样限制和妨碍了地主权贵们的利益，引起了他们强烈不满、反对和抵制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新政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冻结奴隶制度”却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由于用人不当，又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
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
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和新政，曾经带给人们无尽的希望，也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地主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当政之后废汉诸侯王为民，加剧了刘姓上层豪强的不满。而新封的公侯又过多过滥，且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做佣工度日，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官僚权贵地主们彻底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王莽及其“新政”只有败亡一途。
王莽的新朝和新政，目的是试图改变西汉旧有的统治模式，但由于改革的失败，新朝政权只有是西汉王朝的借尸还魂，西汉末年出现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新莽政权中依然存在。因此王莽同志成为是西汉末年腐朽政权的殉葬品和替罪羊。王莽同志肯定是这样考虑的：“与其不改革是等死，不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就能借尸还魂，成为千古一帝了。然而王莽同志不知“轻则失本，躁则失君”的老子道学，自以为是，自作自划，试图恢复周制礼乐，其结果只能加速新莽政权的败亡。
其实所谓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削弱或剥夺利益集团的某些既得利益，当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剧烈反对。可悲的是王莽同志还用西汉王朝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来执行“新政”，其后果可想而知，他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损失转嫁到人民群众的头上，许多本来很好的措施反而成了残害人民的工具，王莽的善政也变成新的暴政。其结果只能是加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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