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油寨的记忆

那年那月

许定平

一   吃饭

我的少年时光，包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纳雍县偏僻闭塞的一个小山村——黑塘打油寨。

生活没有色彩，时间碾压出一张张黑白照片，痕迹斑斑。贫穷和饥饿，像自己的影子，一路尾随我成长。

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依稀记事，瓜仲河边，我为生活奔忙，割草放牛背煤拾粪，只要能做的，都做。欢乐和童趣被眼前的大山隔断在外面的世界，只有饥饿如同瓜仲河大河水滚滚而来，洗涤着幼稚的心灵。

粮食越种越少，日子越过越苦，年代却依然火红。社员们勒着裤带挥舞红旗在公社在大队开大会的时候，在高坡在大田轰轰烈烈战天斗地的时候，牛儿在山坡上啃吃着草根，孤独的我常常坐在临河山崖，把一束迷茫的目光，抛撒在滚动翻腾的瓜仲河水里。

刚进学堂时，寨里生产队长是向子亭大姑爹，会计是父亲。向大姑爹每次来我家木屋和父亲商量生产队的事情，爱躺在床上咂叶子烟，伸出双脚，非要我给他扛。他说：“儿啊，给我扛脚，让我歇一哈，你长大就做大事了。”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事，即使满腹饥饿，因他是尊长，只得给他扛，一直扛到他咂完一杆叶子烟。

我生来没有赶上生产队的大集体食堂，但还是赶上了大集体的生产队。天一亮，向大姑爹站在寨子中间的大梨树下，弯着腰使劲一吹哨子，全寨劳动力就要出工。大人们懒懒散散汇集，拿着各样农具，按照安排，到指定的田间地块去劳作。

一年四季，只有秋收和过年才能吃上饱饭，其他时日，包谷稀饭、酸菜汤、救济供应的红苕干，是流水一样的家常便饭。秋收，寨子中间公房前的场坝上，每家每户紧张忙碌分粮。我的父亲，面对每户人家那一小堆包谷和稻子，眉头紧锁，皱纹深深。一盏残破风灯，一把旧算盘，伴随父亲年老沧桑的脸庞。

缺粮时节，家里接济不上，我吃过无一粒粮食的净菜汤。上面发救济供应，得到包谷最好，但多数是红苕干。发放救济供应，不是撒胡椒面，每家每户都能得到，量少而有区别：鳏寡孤独和长时间揭不开锅的人家，公社和大队批点救济；生活困难较大的，给点供应。救济不要钱，供应要用钱才能买到。当然，供应的价格比市场价少了许多。

没有粮食度日，河边的村民只能向四周高山上的亲朋好友借贷包谷，来年要用稻谷还贷。有一年，家里几天没粮食，别说救济，连供应也指望不上。没办法，母亲带着我，到石家坝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家借粮食。爬坡下坎，走了近二十里路才到，幸好那亲戚石大孃仁慈，招呼母亲和我吃了饭，借给我们三十斤包谷......

二   穿衣 

山村里那一代少年，穿戴要好的人不多。

父母有一方当教师、当医生、当工人、当公社干部的，他们穿得好一点。女孩穿花衣服，小棉袄；男孩有灯草绒中山装，还有衬衣，翻邦小皮鞋。普通人家的孩子也就普通了，男孩女孩只要衣不露体，不打赤脚就算过得去。

穿戴窘迫，伴随着少年的我无尽的烦恼。

我多年都是一身单衣单裤，穿的鞋子是胶鞋或解放鞋。衣服虽然是棉布，但我们贪玩，不经穿。衣服脏了，晚上洗，挂在煤火上烘烤，第二天清早光着身子起来穿着上学。

一天早晨，我发现鞋太破，一只鞋帮和鞋底三分之一已经分离。我羞于打光脚板，只好用一根小麻绳紧紧绑住鞋去学校，整天坐在教室，不敢出来，怕同学耻笑。放了学，落单走出，分路到回家的路上才放心。我不怕寨上学生耻笑，因为他们都是熟悉的玩伴，再说他们的境况和我差不多，有的还经常打光脚板。

秋收时，父亲带领社员去野麦地（现在谐音为以麦地）交公粮，他的马驮子上带了两袋柑橘。我跟着去，父亲说好要给我买一双新胶鞋。

到街上，父亲带人去交粮。我急忙跑去供销门市部，隔着柜台看准一双式样翻新的鞋子，还看了挂着的一双斑马花纹的袜子。现在回想，当时我肯定满眼流露出贪婪的幽光。左等右等，父亲还是没有办完事，我焦急地在供销点周围转悠，时不时又跑去柜台看一下，害怕那鞋那袜子被人买走。直到太阳偏西，赶场的人散得差不多了，父亲才赶过来。公粮交了，柑橘也收购了，父亲高兴地给我买了鞋，又破例买了那双花袜子。那一天，犹如我人生中的大喜事，蹦蹦跳跳跑回家，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做新衣服，要有钱有布票，要到供销点扯布，再找有缝纫机的人家加工，开工钱，等几天才能到手。

我做新衣服，多亏官寨的堂大姐和大姐夫。大姐是幺伯家大姑娘，嫁在官寨。姐夫是个忠厚之人，夫妻勤俭持家，置办了缝纫机，苦学裁缝技术，在家缝纫。

母亲给我说过，当年大姐在家日子苦。早年她亲生母亲去世，幺伯后来找了一个姓王的女人。后娘很凶，待她不好，常常逼她做这做那，小小一个人要推磨舂碓，舂碓时要吊着绳子使尽力气才能把碓杆蹬起来。母亲经常照顾她，帮她做事情。

当我要做新衣服的时候，母亲把准备好的布料交给我说，去请大姐帮你做。由于没有加工工钱，我不情愿去。母亲说，大姐是自家亲人，她不会收钱，你给她说，以后我们会给她的。

惴惴不安，走了五六里山路到官寨。经常，大姐和姐夫热情招呼我吃过饭，把衣服做好，让我高高兴兴回家。

遇上加工的活多，我只能留宿她家。半夜醒来，看到他们都在剪裁和蹬缝纫机，挺辛苦。有时看到正在做的一件衣服颜色像我的，仔细一看又不是，心里焦急得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一看，我的草绿色或蓝色——上衣四个兜的衣服已经做好挂着，我便高兴地向大姐和姐夫道谢，屁颠屁颠，一路小跑回家。

大姐夫杨延清后来做了多年官寨村的村支书，退任后，于2016年去世。大姐也老了，年已八十。“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回老家经过官寨，我常常去看望大姐，一百两百给点钱，但是，内心总觉得，这远远不能表达我的感恩之情！ 

 三   煤 油

那年月乡村没有电，夜晚，点煤油灯。

煤油灯不能随便点，打煤油要煤油票和钱，煤油像猪油一样金贵。家里点灯，只能是吃晚饭的时候，此外，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有月亮的夜晚，父母和家人坐在屋外摆龙门阵，为的是节省煤油。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区乡政府才从九洞天溶洞小电站拉出电来，点上电灯。

我读初一的一个星期六，是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

放学回家早，母亲给我几角钱，说你去小羊场打点煤油吧，家里几天没油了。我问有票吗？母亲说就是没有啊，你去试一下，给人家说点好话。我明白说好话就是要求乞人家，本来极不情愿去，但不忍母亲忧愁的眼神，只得提着瓶子，硬着头皮上路。

一路小跑，爬了小羊场大坡，走了一里路，才到小羊场街上，汗流浃背。还好，公社供销点的门面还开着，几个“马哥头”正在给供销点交货（那时没有公路，商品都要从寨乐转运站人背马驮过来）。

我看店里面，售货员恰是我邻寨人，姓郭，他是招聘在供销点上班的。我经常到他家的寨子玩耍，他应该认得我，心想打煤油这事应该可靠。

我说：“大哥，有煤油吗？”他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有。”我小心翼翼地说：“大哥，我打油寨的，请打给我一斤煤油。”便递上钱和瓶子。他冷冷地问：“票呢？”我惶惶地说：“没有票，请你帮个忙，以后拿来补。”他脸一沉：“没票？还打哪样油！”回转身不再理我了。正在下货的马哥头们哄笑起来，一个说“哈哈，打油寨的来打油。”一个说“没有票还想打煤油！”

我眼里噙着泪水，提着空瓶子沮丧地往回走，又下那一大坡，走了几里路才到家。我在路上想，没有票，固然不能打油。可我知道，他是靠老子当大队支书才去供销点的，平时优亲厚友，他的亲戚们没有票也能打油啊。

我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一般情况我不计较，可这件让我蒙受羞辱遭受哄笑之事却永远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无法忘却。

读书毕业，我分配在县里一个人们认为比较重要的部门。一次回老家过春节，我在黑塘乡里和乡干部们打牌喝酒。这人走进来，坐我身边，兄弟长兄弟短的同我套近乎。我不冷不热地说：“你哪个？不认识你啊！”乡干部多是本地人，就介绍他。我也不客气，故作恍然大悟，指着头顶上的电灯说：“是郭大哥呀，那时你们供销社的煤油红火，现在不用煤油了，对吧？”他讪讪地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当年那件事。他要敬我酒，我不接受，便无趣地走出去了。

四   寨风

打油寨是一个古老而集中的寨子，百来户人家，十来个姓氏。不同姓氏之间，除了亲戚，都按照古老的乡俗约成辈分。乡村人心境纯正，朴实本分，讲求传统的道德和习俗，尊老爱幼，团结互助。

记得发生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寨子里的人很齐心、团结。加上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气氛，社员群众觉悟高，集体观念强。

一次，河对面大方猫场硫磺矿逃跑出来一个犯人。逃犯从渡口蒙混坐船窜过河，对面追逃人员隔河高喊：“抓逃犯啊！抓坏人啊！”河边几个村寨的群众闻风而动，迅速围堵。我们寨子闻讯，基干民兵，男女老少都涌到山梁上来，提锄头，拿棍棒，齐齐把住河坡上来的各个路口。最后，经过成百上千的群众围追堵截，终于在半坡上的丛林中将逃犯抓获。

另外一次，是和另一个生产队发生抢牛的斗殴。

大队搞均衡分配，从坡背后生产队划过来两头水牛，具体有赏无赏不清楚，但坡背后的人不服。一天，他们偷窥到打油寨的牛放在烂坝的田冲里，一下出动几十人来抢牛。寨子里人闻讯，齐齐赶来，男女社员齐上阵，一场抢牛争夺战就在烂泥田里展开。抢牛双方大打出手，你争我夺，烂泥敷满全身，差点认不出人来。最后，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赶到，才制止了斗殴。我们寨子里被打伤三个人，其中一位还是女社员。对方也伤了几个，走时都是抬着去的。后来公社断案，斗殴双方各医各的人，耕牛仍然还是打油寨的。

五  婚丧

    “远亲不如近邻”，此话不无道理。

打油寨犹如一个大家庭，谁家婚丧嫁娶，全寨人帮忙，象办自己家的事一样。这家借桌子，那家抬板凳，生火做饭，洗菜切菜炒菜，匆忙而井井有条。那个年代尽管物资贫乏，但每家的事情都办得热热闹闹，体面风光。

接媳嫁女，是乡村里隆重的喜庆日子。

从前姑娘出嫁要坐花轿，稍差的也要骑马，如果走路去，要被乡人们耻笑。这种风俗，自古讲排场，后来移风易俗，渐渐消失。

那个年代，婚嫁的酒席慎重而珍贵。席面上肉菜不多，蜻蜓点水，上得到大肉的是大户人家，但也凤毛麟角。不过，乡村人家有几道菜蛮地道，按现在的说法，原汁原味，绝对绿色，。

记忆最深的有魔芋豆腐，炒豆芽，都是自己家里做的。还有骨头熬的油汤煮豆腐颗，煮包谷粉条，都是美味。有时没有粉条，主家便上一碗小麦挂面，里面放点新鲜豌豆尖。这碗挂面是菜，是供酒席上人们下酒和下饭的，不像我们现在吃早餐的面条，一人一碗。

几年里，我二哥三哥结婚和二姐出阁，我们家办了几宗酒席。

办酒的正日子，亲朋好友从四面八方赶来，房前屋后，院坝里，柑林中，都是吃酒的人群。

三哥结婚，我记得很清楚。没有烧酒，家里早就用包谷自酿了水花酒；买不起香烟，三哥备好烤烟烟丝，用农村里自做的土卷烟机一支一支卷出纸烟招待客人（多数人家只敬叶子烟）。

收礼台，一般的人亲钱是五角，一元。送上二元的，是至亲，有送五元的一个两个，那就是天大的礼金，关系非常特殊。另外，有送东西的：一把面条，五斤花豆，十斤包谷。还有的送烧酒，客人提一瓶酒来，记了帐，便把酒倒在桌边的桶里，然后把空酒瓶还给客人。（那时候玻璃酒瓶珍贵，谁家都要用来装酒装煤油的。）

老喜，就是寨里老人去世。

几堆露天煤火熊熊燃烧，唢呐匠和筒筒（二胡）匠围坐火塘边，配着咚咚嚓嚓的鼓铰，一谱一谱吹拉谱子。白天办吃食待客，晚上先生做法事——“救苦”。救苦时，寨里除了丧家本姓人和亲戚，其他姓氏，只要是小辈，都要参与。救苦时人们一手拿香火，一手拿救苦棒，在先生们的唱经声和锣鼓声中，围着灵柩，围着房子转圈，每转到灵位前，要跪下叩头，以此超度老人之魂灵。

抬送老人上山（出殡），那真是好一个热闹。那时乡村没有公路，抬送老人上山全靠人力。葬地选得近的，倒也轻松，选了远处，就费大力。

记得一次，抬送唐家一个老人到苏得嘎，要攀爬翻过我们寨子对面的大山。年轻力壮的几十人轮换抬棺木，上年纪的和年龄小的负责拉纤。一大群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攀爬在陡峭的大山上，吆喝之声震天。耗费一两个时辰，终于迸上山顶，人困马乏。这种事情，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指挥不当，如果纤索挷断，后果将不堪设想。

 六   柑橘

瓜仲河的土柑橘，帮了河边不少人家的忙。

那时交通不便，四川湖南等地的柑橘到不了贵州内陆。黑塘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河边小区气候，盛产土柑橘以及各种果子，成为水果之乡。

秋天，柑橘红熟，外地人就来买，有的直接到树下一棵一棵趸买。树脚趸买价格便宜，但农户得到整体性收入。那时供销社也收购柑橘，人背马驮地交进去，便可换来一些油盐小钱，给家里人购置些穿戴和日常用品。

初夏，我们捡拾落在树下的柑橘籽晒干积累，也能卖一点钱交书学费。吃完柑橘，橘皮晒干积累，供销社也收，橘皮是常用中药。

那时，瓜仲河的柑橘很出名。除了卖，外人来到家里或树下，随便摘随便吃没关系，主人家不会说不，还要热情招呼客人吃好，方显大方贤惠。至于自家亲戚到来，除了把柑橘吃好和招呼吃饭，告辞时大包小包，让人背走。

曾经一段时间，县里重视柑橘发展，把黑塘定为柑橘基地。一批批农技人员到来，走村串寨，传授嫁接方法，讲解病虫害防治和保鲜新技术。县里又从四川引进良种树苗栽种嫁接，改良土柑，新晶、椪柑、甜橙、金桔、福柚，由此在瓜仲河安家落户。

黑塘的柑橘最好的要数靠瓜仲河边的野鸡落、大寨、新寨、杨家湾、河尾巴一带，是许多人家一年的主要经济收入。打油寨海拔稍高，柑橘要差一些。但是，它仍然是每个家庭种植养殖之外的经济补偿。

不过，柑橘尽管值点钱，那年月，黑塘人要靠它解决温饱，脱贫致富，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