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梁启超出场了，梁实秋在回忆录《清华八年》的第四节中写道——
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感情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来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梁启超的一次演讲，引导了梁实秋终生以文学为职业，这是何等的吸引力、感染力和煽动力!上面那段文字，已把梁启超的作派、音容、风采记述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了，但梁实秋意犹未尽，他又专门写了一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得瞻其独特的风采。梁实秋写道——
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
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在暮年岁月中，梁实秋还时时忆起当年的情景，于是又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叫《讲演》。他写道——
他的讲演是有底稿的，用毛笔写在宣纸稿纸上，整整齐齐一大叠，后来发表在《饮冰室合集》中。不过他讲时不大看底稿，有时略翻一下，更时常顺口添加资料。他长篇大段凭记忆引诵诗词，有时候记不起来，楞在台上良久良久，然后用手指敲头三两击，猛然记起，便笑容可掬地朗诵下去……听者愀然危坐，那景况感人极了。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就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第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敢先离席。
梁启超因医疗事故逝世于1929年，才活了56岁，真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当今的中国人，见过梁启超者恐怕已经没有了。感谢梁实秋先生以他亲身的经历和精练的文笔，给我们再现了一位具有独特风采的、迷人的梁启超。说他“独特”，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梁启超对事业、对学问有着火一般的热情。这种热情，梁启超说是趣味引发出来的。他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没有趣味不可能成就事业。当然，梁启超的趣味是高尚的、高雅的、高水平的。第二，心无城府少伤神，大智必有大天真。梁启超的一生都是天真的，看准了就干，不避杀头之险。他参与公车上书，力行维新变法，策划他的学生蔡锷推翻袁世凯……无论是成是败，他都是英雄。
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讲究含蓄、内敛、圆通、策略、成熟，深藏不露，大智若愚，凡事留有余地……这些为人处世的技巧，在一定条件下或许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越过真理一步就是谬误，如果人人都戴上假面具，那就不可爱而可忧了。梁启超不但感情丰富，而且时时率真而为。他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就是我。不化妆，不修饰，不作假。罕见的天赋加上燃烧的激情，再加上坦荡的行为，中国历史上便有了一位勇于特立独行，永远鲜活灵动的梁启超。我们中华民族产生过这样杰出的人物，幸运而骄傲，国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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