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前的拱宸桥)
以前,老城区去拱宸桥,有两条路:一条出武林门走湖墅路;一条出艮山门走绍兴路。后者一路冷僻,过了打铁关,路更窄了,路基如同铁路,与两边田地落差极大。
是的,绍兴路本是江(闸口)墅(湖墅)铁路改建,当年这铁路的中途只设南星桥、清泰门、艮山门三个站台。火车一出艮山门,沿途绝无旁支岔路。改成公路后,大致也如此,往北过了沈半路,才见稀落房舍。
一、沈半路外
1967年的沈半路外,出故事了。
这年2月,浙江大学的学生为省委书记的臧否发生争议,当然不是思潮的风起云涌,而是“誓死捍卫”一个思想的分歧。水火不容,形成两派:“省联总”与“红暴”。仅仅几个月,风雨骤起,沈半路以外,尤其拱宸的“杭丝联”、“杭一棉”、“浙麻”三大纺织厂,几乎全“红”。
这年6月6日,“省”派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十几辆解放牌卡车挺进绍兴路,去拱宸桥一带,显示一统的威风。
当先一面“省”派大旗白底红字,第二面“民兵指挥部”旗子更是威震全城。前面的车辆上是“荷枪”人,后几辆是藤帽铁棍。汽车徐徐,喇叭声声,煞是神气。
“荷枪”是真家伙,有苏式的波波莎冲锋枪,有中式的汉阳造,制式是老了一点,威势仍有。那时,工厂一级的民兵全配备有枪,一个大厂扛几架重机枪、迫击炮出来是稀松的事,当然子弹严控。这样的空枪,不适合交手,还得怕被抢夺,不如烧火棍。
民兵指挥部设在官巷口,兼管全市治安。有个小头目“三毛二”,要我参加过一次行动,去公园抓“木浪”、“财兴”(男女间交往活跃的青少年)。那天晚上抓了一个女的,二十岁左右,她不服,被“三毛二”抽了一皮带,带上汽车。后来“三毛二”要我押送去不远的官巷口民兵指挥部,走到青年会钟楼,我惜花怜玉,放她走了。这女孩很倔,直到走,没说一句。要是她能见到这文章,或许会记得,乱世中起善心的人还是有。
6月6日的绍兴路挺进,民兵以艮山门外重工业的工人为多,主力是杠杠的“杭钢”。名声显赫的学生三大“武工”队穿插其中,更为人注目,他们是“飞虎队”、“西湖纵队”、“挺进纵队”。另一支由运动员组成的“体工队”,大多成年人,动手次一点。
三大“武工”队各有一支主力,行动时好穿泛黄军衣,脚蹬硬壳翻毛“劳保”皮鞋,臂缠宽红布带,脖颈系有口哨的红绳。他们的一式自行车,多半来自前期抄家,不少是撬锁偷来的。这些自行车的后书包架全拆除了,坐凳拔高,显出骑者的挺拔与冷酷,但也掩饰不了青春的躁动和叛逆。
“武工”队员行动时不持棍棒,却藏有老式重磅脚踏车的前叉加强筋,此外,戴在手套中的拳扣也是重器。这些出手不眨眼的愣头青,看重义气,对钱物实行“共产主义”,很被女生“吃对”。女生也正是情窦初开,毫无掩饰,对义气与力量相推的“头目”更是崇拜,几个争夺一个的也有。后来人说这一段,总说风气不良。其实,在无政府状态下,她们对力量美的崇拜,对庇护追求的本能,完全是一种朦胧的原生态。
“省”派的一位“骨灰级”大佬“张某某”,也是学生。
二、从金华路到丽水路
(1967年前的“杭丝联”大门)
“省”派这次挺进绍兴路,计划是过沈半路,过金华路,到丽水路,折南经老大关桥,再由湖墅北路返回。
要说这一段的“浙麻”、“杭一棉”、“杭丝联”,约有2万5千工人。再加上附近新华造纸厂、内河航运公司、大河造船厂、长征化工厂等中小企业,还有瓦窑头、瓜山和小河的农民,“红”派也不是小数。其中,“杭丝联”是全杭州“红”派要地。
“杭丝联”大门当时在老大关桥的东堍稍北(现在的大关桥已经向南更改过三次位置)。在拱宸三大纺织厂中,这厂的工人虽然最少,7千左右,但厂区不小:北起登云路,南近老大关路;西临丽水路,往东包括现在的紫荆家园以及江墅铁路遗址公园。
“杭丝联”全称“国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是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的“一五”增补项目,时属纺织工业部直管。这厂从蚕茧进厂,缫丝、纺织、印染,到丝绸成品,称得亚洲最大的丝绸托拉斯。自1966年11月,工人翁某某带数百人到北京“告状”以后,“杭丝联”再次闻名于乱世。押宝似着了六个红点骰子的翁某某,也在“红”派的崛起中,坐上全市第一把交椅。
这次“省”派的车队挺进拱宸桥,就是要在“杭丝联”门口“秀”一把,给翁某某抹一点“眼药”。于是,一路口号高呼,信心满满。当“省”派的第一辆车子过了金华路,数百名“红”派工人突然其来,阻挡了去路。紧接着,后续的卡车也遭到了的几路穿插围击,逐一隔断。这阵势,完全出乎“省”派头领的预料。一场绝对多数压倒少数的攻击,在呼喊中开始。
当时的人,戾气虽重,下手不狠,又是初次武斗,杭人的本性并不善于往死打人。但头几辆的荷枪人慌了神,寡不敌众不说,还要保护枪支,只能眼睁睁挨揍。多亏三大“武队”的学生不怕死,扔了自行车,夺过棍棒,以一当十,打得桃花落红,不可开交。
这时,“省”派的车尾又传来消息,他们也在沈半路口受到了围击。那是“小教兵团”与“中教兵团”,被农民“红”伯伯的锄头棍棒打进了路边湿地。“武队”学生赶紧分兵,摇着车铃,吹着哨,举着加强筋,骑兵一样往回赶。
“小教兵团”与“中教兵团”是中、小学的教职员工,相比小学,中学早被操蛋的学生搞得鸡犬不宁,参加活动的中学教师不多。小学教师就不同了,“停课闹革命”一来,精力大多尚可。这一路狂喊“誓死”精神也不错,但真遇上要尽力“誓死”,就都是外行了。他们纷纷跳下路基,逃向四周。
现在的上塘路这段,那时全是湿地,布满水塘与菱藕、茭白田,教师们星罗棋布的插蜡烛一样在其中退却。好在“红”派的农民伯伯也是老杭州本性,下手不狠,只往屁股和双腿上横扫。那年头读书人不再理所当然的备受尊重,挨几下棒子,也不算斯文扫地,况且双方的脑壳都在发热。
逃得快的老师们,棍棒是挨不着了,不少人的鞋子却找不到了。等到“武队”的学生赶到,没有“劳保”的农民伯伯也怕这些愣头青,操了家伙不知轻重。双方不等交手,伯伯们见好就撤。
“武队”的学生再杀回金华路时,“省”派的卡车不少已经被推翻在地,满街遍巷都是奋勇阻击他们的“红”派工人。于是,在谩骂和叫喊声中,“省”派的人只得爬上汽车,分前后两路狼狈撤离。据说,那一天,“红”还抓去了几个“省”派的人。
三、拱宸桥前
“省”派放出狠话:一定要踏平拱宸桥。那几天,拱宸桥的大小工厂全部停了工,“红”派的骨干,开始策划保卫与反击。
要说拱宸桥三大纺织厂,女工占绝对多数。当年拱宸桥151无轨电车上最大特色,是满溢浓郁的雪花膏香,当然,数“浙麻”女工抹的雪花膏牌子最正宗。“浙麻”女工的月薪比艮山门外的机械工人要高,“的确良”在上海一问世时,也是她们穿着最早,嫁人又专挑部队四只兜。每年国庆游行,10×10大方队的白围裙、白圆帽纺织女工,数“浙麻”最飒爽英姿。
但保卫与反击,就不是她们的份了,“红”派头目决定各厂骨干撤往桥西“杭一棉”。桥东的厂一旦失守,桥西可以坚持到附近的“红”派赶来增援。又决定,拱宸桥顶修上工事,以作坚守。于是,灌满水的油桶垒起来了,桌椅、床板叠起了高墙,桥顶只留了一个进出的口子。
6月10日,是“省”派进攻拱宸桥的日子,守桥人一早在拱宸桥东的台阶上,倾倒上了满满两大桶黄麻润滑油,行人就此阻断。
“省”派的队伍一大早就依照通知从各厂出发,北去最便利的湖墅路上,路窄车多,几次挤堵,喧嚣一时。一位水电技校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辆车出了武林门,在湖墅路上足足开了一个多钟头。眼看步行的人争先在北上,车上人真是急啊。
绍兴路的汽车就顺利多了,上午8点,“省”派已有近万人到达了丽水路、金华路。这时,9千多工人的“浙麻”,几乎空厂一座,在本厂“省”派组织的配合下,先行控制了。于是,“省”派队伍从拱宸桥的南、北两面,向拱宸桥东的街上汇集。
那时,从拱宸桥往东下来,落坡正对了张大仙庙的北墙。当年日本人为了汽车上下拱宸桥方便,曾着手拆过张大仙庙的这一堵墙,但劳工死活不敢,是日本浪人先动的镐。据说,动镐的浪人当时就肚皮痛了。都说张大仙显灵,日本佬很相信,放弃了拆除。
就在这张大仙庙北墙的掩护下,南侧、东侧,成了“省”派敢死队的聚集地。从二马路到荣华里,全是等待着冲锋命令的人群,他们以梯队的形式在等待。打先的,是三支“武队”的学生。
拱宸桥顶立马紧张了起来,桥西一侧,又密密麻麻赶来了义愤填膺的“红”派队伍。只听桥东一片呼喊,进攻令下来了,戴藤帽举棍棒的人们,顿时杀声震天,紧挨着往桥上冲。这时,哪怕有人被润滑油滑倒,后面被人撑着,都不会倒地。当先的学生真的不怕绝后,面对着桥顶的棍棒,迎头而上,滕帽打击出了一片闷声。短兵交接,真正的狭路相逢勇者先,不倒的人继续上冲。
敢死队的人一步一步,视死如归,守桥的“红”派除了胆怯,又寡不敌众,只交手了十几个回合,根本挡不得这不怕死的人群,又见被攻破的缺口越来越大,桥顶的人难以支挡,只得步步后退,最终退向了桥西两条狭窄的小街。“红”派就此一分散,防守的力量越发不足,“省”派更是源源不断的从桥顶压了下来。
当年的桥西,直街和横街都只有一条巷子的宽度,比起桥顶的防守,更难施展。“红”派农民没有按时到位,一些零星赶来的“红”派学生也无济于事。“省”派的人马一旦从拱宸桥上排队似的下来,就长驱直入占了整条桥西直街。“红”派全线溃散,退守进了“杭一棉”。
(1957年前的“杭一棉”大门)
“杭一棉”,杭人也称“杭棉厂”,全名是“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工人8千多,女工为主。拱宸桥的历史,这厂绝对Number One。“杭一棉”空地少,厂房多,外地的“红”派一退入,好汉不吃眼前亏,见墙就翻。哪晓得,墙外多河港支流,有一位事后知道姓顾的“红”派,估计是外援,落入水里就没起来。几天以后,“红”派为此设了灵堂,大书“血债要用血来还”。当然,这是后话。
相比进攻“杭一棉”,“杭丝联”的难度就大了。因为是全市的“红”派要地,外援比本厂的男工都要多,他们据守了各个房顶,要誓死保卫。学生“武队”攻下了拱宸桥以后,赶来增援,还是步步受阻。被瓦片、铁器击中的有不少,包上纱布,更添了生死不怕的色彩,像煞战斗片的电影。
对“杭丝联”发起最后一轮冲锋时,打头阵是刚赶来的“先锋总队”,这是公安中的“省”派,自带的威风。他们举着枪支,头戴钢盔,齐喊“攻打杭丝联,活捉翁某某!”一个厂区,一个路口,冒着往下砸的瓦片、块石,逐一争夺。
这时的杭城,“省”派占绝对优势的各路好汉,闻讯“杭丝联”攻打受阻,也纷纷赶来。他们中的人,“主义”倒是次要,为义气的居多。没有自行车,借了煤饼店的三轮车,救火似的来了。“杭丝联”就此被彻底攻占,大首领翁某某下落不明。
就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内河航运公司的“红”派,依仗着掌握的机轮船,满载各路人马赶来了,在运河中长龙似的排开,想伺机进攻。但越聚越多的“省”派,肋肋排排,密密麻麻,虎视眈眈立在运河的两岸。“红”派们根本近不了岸,更别说反击。眼前岸上的“红”派残余们举手投降,“战斗”平息,船上的“红”派们除了大骂,只得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沿了运河北撤。
“省”派的卡车也有沿运河追的,那时的运河两岸,哪有后来的通道,得绕路。汽车这一绕,轮船早已顺水去远了。据说,“红”派的船队过了谢村,在农民的“欢迎”声中,当晚驻扎了下来。
次日,“省”派的卡车挺进到了谢村、三家村,“红”派又撤到长兴。那地方几乎是“红”统天下,棍棒也换成真家伙了。为此,“省”派一统了拱宸桥以后,一场更大的攻、守,也在酝酿之中。
(老拱宸桥地区示意图)
四、余音
1967年6月24日,中央发布《“六二四”通知》,要求浙江、杭州等地的两派群众组织,切实执行以下六条:互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
杭城内外两大派,武力斗抗由此停止,文斗依然激烈。
有一段子:一位“王某某”名人,以“血裤”当众痛诉“省”派在拱宸桥的残酷,一时令“省”派名声扫地。可是没几天,有人揭发王某某举证的“血裤”,是女工“大姨妈”的遗留,杭人时称“外婆”来了。于是,“江河”倒流,王某某先是被指责“造谣”,后来几经渲染发酵,又经省略,“王某某”三字成了假话的代称。尤其伢儿,朗朗上口,成了一时“名段”。
老波有位同事,和她妹妹,都是儿女成群的人了。某日聚餐,黄酒喝大了,出于两派的激愤,先是争辩,后是掀翻了饭桌,又互扯了头发,打到街上,就地演起了“武松打虎”。“义愤填膺”一词,最淋漓尽致的“群体”诠释,就在那个年代。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个与“武队”学生同龄的人,常骑一辆拆了书包架、拔高座凳的自行车,站立狂蹬,尖利的吹响脖颈上的口哨,在街上飞奔,估计精神已经失常。这骑车人和1967年6月的故事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却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我查阅过“杭丝联”1975年外宾来访记录,10月16日上午8时52分至11时12分,接待的是美国作家斯诺夫人。这位早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女作家,写过著名的《续西行漫记》。1975年,她69岁,仍然以采写为生,关注中国。
斯诺夫人提问如下:翁某某不管钱,怎么贪污的(针对当年翁的贪污罪指认)?跟翁某某闹(指“红”派骨干),被离开岗位的多吗?厂革委会由那些人组成?主任、副主任有几个是女的?工厂的管理正常吗?
斯诺夫人的提问,是对1975年拨乱反正的关切,也是对中国经济变革最初的不利因素的关注。那一年,“省”派的学生头领“张某某”,也入狱了。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