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前的拱宸桥）
以前，老城区去拱宸桥，有两条路：一条出武林门走湖墅路；一条出艮山门走绍兴路。后者一路冷僻，过了打铁关，路更窄了，路基如同铁路，与两边田地落差极大。
是的，绍兴路本是江（闸口）墅（湖墅）铁路改建，当年这铁路的中途只设南星桥、清泰门、艮山门三个站台。火车一出艮山门，沿途绝无旁支岔路。改成公路后，大致也如此，往北过了沈半路，才见稀落房舍。
一、沈半路外
1967年的沈半路外，出故事了。
这年2月，浙江大学的学生为省委书记的臧否发生争议，当然不是思潮的风起云涌，而是“誓死捍卫”一个思想的分歧。水火不容，形成两派：“省联总”与“红暴”。仅仅几个月，风雨骤起，沈半路以外，尤其拱宸的“杭丝联”、“杭一棉”、“浙麻”三大纺织厂，几乎全“红”。
这年6月6日，“省”派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十几辆解放牌卡车挺进绍兴路，去拱宸桥一带，显示一统的威风。
当先一面“省”派大旗白底红字，第二面“民兵指挥部”旗子更是威震全城。前面的车辆上是“荷枪”人，后几辆是藤帽铁棍。汽车徐徐，喇叭声声，煞是神气。
“荷枪”是真家伙，有苏式的波波莎冲锋枪，有中式的汉阳造，制式是老了一点，威势仍有。那时，工厂一级的民兵全配备有枪，一个大厂扛几架重机枪、迫击炮出来是稀松的事，当然子弹严控。这样的空枪，不适合交手，还得怕被抢夺，不如烧火棍。
民兵指挥部设在官巷口，兼管全市治安。有个小头目“三毛二”，要我参加过一次行动，去公园抓“木浪”、“财兴”（男女间交往活跃的青少年）。那天晚上抓了一个女的，二十岁左右，她不服，被“三毛二”抽了一皮带，带上汽车。后来“三毛二”要我押送去不远的官巷口民兵指挥部，走到青年会钟楼，我惜花怜玉，放她走了。这女孩很倔，直到走，没说一句。要是她能见到这文章，或许会记得，乱世中起善心的人还是有。
6月6日的绍兴路挺进，民兵以艮山门外重工业的工人为多，主力是杠杠的“杭钢”。名声显赫的学生三大“武工”队穿插其中，更为人注目，他们是“飞虎队”、“西湖纵队”、“挺进纵队”。另一支由运动员组成的“体工队”，大多成年人，动手次一点。
三大“武工”队各有一支主力，行动时好穿泛黄军衣，脚蹬硬壳翻毛“劳保”皮鞋，臂缠宽红布带，脖颈系有口哨的红绳。他们的一式自行车，多半来自前期抄家，不少是撬锁偷来的。这些自行车的后书包架全拆除了，坐凳拔高，显出骑者的挺拔与冷酷，但也掩饰不了青春的躁动和叛逆。
“武工”队员行动时不持棍棒，却藏有老式重磅脚踏车的前叉加强筋，此外，戴在手套中的拳扣也是重器。这些出手不眨眼的愣头青，看重义气，对钱物实行“共产主义”，很被女生“吃对”。女生也正是情窦初开，毫无掩饰，对义气与力量相推的“头目”更是崇拜，几个争夺一个的也有。后来人说这一段，总说风气不良。其实，在无政府状态下，她们对力量美的崇拜，对庇护追求的本能，完全是一种朦胧的原生态。
“省”派的一位“骨灰级”大佬“张某某”，也是学生。
二、从金华路到丽水路
（1967年前的“杭丝联”大门）
“省”派这次挺进绍兴路，计划是过沈半路，过金华路，到丽水路，折南经老大关桥，再由湖墅北路返回。
要说这一段的“浙麻”、“杭一棉”、“杭丝联”，约有2万5千工人。再加上附近新华造纸厂、内河航运公司、大河造船厂、长征化工厂等中小企业，还有瓦窑头、瓜山和小河的农民，“红”派也不是小数。其中，“杭丝联”是全杭州“红”派要地。
“杭丝联”大门当时在老大关桥的东堍稍北（现在的大关桥已经向南更改过三次位置）。在拱宸三大纺织厂中，这厂的工人虽然最少，7千左右，但厂区不小：北起登云路，南近老大关路；西临丽水路，往东包括现在的紫荆家园以及江墅铁路遗址公园。
“杭丝联”全称“国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是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的“一五”增补项目，时属纺织工业部直管。这厂从蚕茧进厂，缫丝、纺织、印染，到丝绸成品，称得亚洲最大的丝绸托拉斯。自1966年11月，工人翁某某带数百人到北京“告状”以后，“杭丝联”再次闻名于乱世。押宝似着了六个红点骰子的翁某某，也在“红”派的崛起中，坐上全市第一把交椅。
这次“省”派的车队挺进拱宸桥，就是要在“杭丝联”门口“秀”一把，给翁某某抹一点“眼药”。于是，一路口号高呼，信心满满。当“省”派的第一辆车子过了金华路，数百名“红”派工人突然其来，阻挡了去路。紧接着，后续的卡车也遭到了的几路穿插围击，逐一隔断。这阵势，完全出乎“省”派头领的预料。一场绝对多数压倒少数的攻击，在呼喊中开始。
当时的人，戾气虽重，下手不狠，又是初次武斗，杭人的本性并不善于往死打人。但头几辆的荷枪人慌了神，寡不敌众不说，还要保护枪支，只能眼睁睁挨揍。多亏三大“武队”的学生不怕死，扔了自行车，夺过棍棒，以一当十，打得桃花落红，不可开交。
这时，“省”派的车尾又传来消息，他们也在沈半路口受到了围击。那是“小教兵团”与“中教兵团”，被农民“红”伯伯的锄头棍棒打进了路边湿地。“武队”学生赶紧分兵，摇着车铃，吹着哨，举着加强筋，骑兵一样往回赶。
“小教兵团”与“中教兵团”是中、小学的教职员工，相比小学，中学早被操蛋的学生搞得鸡犬不宁，参加活动的中学教师不多。小学教师就不同了，“停课闹革命”一来，精力大多尚可。这一路狂喊“誓死”精神也不错，但真遇上要尽力“誓死”，就都是外行了。他们纷纷跳下路基，逃向四周。
现在的上塘路这段，那时全是湿地，布满水塘与菱藕、茭白田，教师们星罗棋布的插蜡烛一样在其中退却。好在“红”派的农民伯伯也是老杭州本性，下手不狠，只往屁股和双腿上横扫。那年头读书人不再理所当然的备受尊重，挨几下棒子，也不算斯文扫地，况且双方的脑壳都在发热。
逃得快的老师们，棍棒是挨不着了，不少人的鞋子却找不到了。等到“武队”的学生赶到，没有“劳保”的农民伯伯也怕这些愣头青，操了家伙不知轻重。双方不等交手，伯伯们见好就撤。
“武队”的学生再杀回金华路时，“省”派的卡车不少已经被推翻在地，满街遍巷都是奋勇阻击他们的“红”派工人。于是，在谩骂和叫喊声中，“省”派的人只得爬上汽车，分前后两路狼狈撤离。据说，那一天，“红”还抓去了几个“省”派的人。
三、拱宸桥前
“省”派放出狠话：一定要踏平拱宸桥。那几天，拱宸桥的大小工厂全部停了工，“红”派的骨干，开始策划保卫与反击。
要说拱宸桥三大纺织厂，女工占绝对多数。当年拱宸桥151无轨电车上最大特色，是满溢浓郁的雪花膏香，当然，数“浙麻”女工抹的雪花膏牌子最正宗。“浙麻”女工的月薪比艮山门外的机械工人要高，“的确良”在上海一问世时，也是她们穿着最早，嫁人又专挑部队四只兜。每年国庆游行，10×10大方队的白围裙、白圆帽纺织女工，数“浙麻”最飒爽英姿。
但保卫与反击，就不是她们的份了，“红”派头目决定各厂骨干撤往桥西“杭一棉”。桥东的厂一旦失守，桥西可以坚持到附近的“红”派赶来增援。又决定，拱宸桥顶修上工事，以作坚守。于是，灌满水的油桶垒起来了，桌椅、床板叠起了高墙，桥顶只留了一个进出的口子。
6月10日，是“省”派进攻拱宸桥的日子，守桥人一早在拱宸桥东的台阶上，倾倒上了满满两大桶黄麻润滑油，行人就此阻断。
“省”派的队伍一大早就依照通知从各厂出发，北去最便利的湖墅路上，路窄车多，几次挤堵，喧嚣一时。一位水电技校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辆车出了武林门，在湖墅路上足足开了一个多钟头。眼看步行的人争先在北上，车上人真是急啊。
绍兴路的汽车就顺利多了，上午8点，“省”派已有近万人到达了丽水路、金华路。这时，9千多工人的“浙麻”，几乎空厂一座，在本厂“省”派组织的配合下，先行控制了。于是，“省”派队伍从拱宸桥的南、北两面，向拱宸桥东的街上汇集。
那时，从拱宸桥往东下来，落坡正对了张大仙庙的北墙。当年日本人为了汽车上下拱宸桥方便，曾着手拆过张大仙庙的这一堵墙，但劳工死活不敢，是日本浪人先动的镐。据说，动镐的浪人当时就肚皮痛了。都说张大仙显灵，日本佬很相信，放弃了拆除。
就在这张大仙庙北墙的掩护下，南侧、东侧，成了“省”派敢死队的聚集地。从二马路到荣华里，全是等待着冲锋命令的人群，他们以梯队的形式在等待。打先的，是三支“武队”的学生。
拱宸桥顶立马紧张了起来，桥西一侧，又密密麻麻赶来了义愤填膺的“红”派队伍。只听桥东一片呼喊，进攻令下来了，戴藤帽举棍棒的人们，顿时杀声震天，紧挨着往桥上冲。这时，哪怕有人被润滑油滑倒，后面被人撑着，都不会倒地。当先的学生真的不怕绝后，面对着桥顶的棍棒，迎头而上，滕帽打击出了一片闷声。短兵交接，真正的狭路相逢勇者先，不倒的人继续上冲。
敢死队的人一步一步，视死如归，守桥的“红”派除了胆怯，又寡不敌众，只交手了十几个回合，根本挡不得这不怕死的人群，又见被攻破的缺口越来越大，桥顶的人难以支挡，只得步步后退，最终退向了桥西两条狭窄的小街。“红”派就此一分散，防守的力量越发不足，“省”派更是源源不断的从桥顶压了下来。
当年的桥西，直街和横街都只有一条巷子的宽度，比起桥顶的防守，更难施展。“红”派农民没有按时到位，一些零星赶来的“红”派学生也无济于事。“省”派的人马一旦从拱宸桥上排队似的下来，就长驱直入占了整条桥西直街。“红”派全线溃散，退守进了“杭一棉”。
（1957年前的“杭一棉”大门）
“杭一棉”，杭人也称“杭棉厂”，全名是“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工人8千多，女工为主。拱宸桥的历史，这厂绝对Number One。“杭一棉”空地少，厂房多，外地的“红”派一退入，好汉不吃眼前亏，见墙就翻。哪晓得，墙外多河港支流，有一位事后知道姓顾的“红”派，估计是外援，落入水里就没起来。几天以后,“红”派为此设了灵堂，大书“血债要用血来还”。当然，这是后话。
相比进攻“杭一棉”，“杭丝联”的难度就大了。因为是全市的“红”派要地，外援比本厂的男工都要多，他们据守了各个房顶，要誓死保卫。学生“武队”攻下了拱宸桥以后，赶来增援，还是步步受阻。被瓦片、铁器击中的有不少，包上纱布，更添了生死不怕的色彩，像煞战斗片的电影。
对“杭丝联”发起最后一轮冲锋时，打头阵是刚赶来的“先锋总队”，这是公安中的“省”派，自带的威风。他们举着枪支，头戴钢盔，齐喊“攻打杭丝联，活捉翁某某！”一个厂区，一个路口，冒着往下砸的瓦片、块石，逐一争夺。
这时的杭城，“省”派占绝对优势的各路好汉，闻讯“杭丝联”攻打受阻，也纷纷赶来。他们中的人，“主义”倒是次要，为义气的居多。没有自行车，借了煤饼店的三轮车，救火似的来了。“杭丝联”就此被彻底攻占，大首领翁某某下落不明。
就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内河航运公司的“红”派，依仗着掌握的机轮船，满载各路人马赶来了，在运河中长龙似的排开，想伺机进攻。但越聚越多的“省”派，肋肋排排，密密麻麻，虎视眈眈立在运河的两岸。“红”派们根本近不了岸，更别说反击。眼前岸上的“红”派残余们举手投降，“战斗”平息，船上的“红”派们除了大骂，只得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沿了运河北撤。
“省”派的卡车也有沿运河追的，那时的运河两岸，哪有后来的通道，得绕路。汽车这一绕，轮船早已顺水去远了。据说，“红”派的船队过了谢村，在农民的“欢迎”声中，当晚驻扎了下来。
次日，“省”派的卡车挺进到了谢村、三家村，“红”派又撤到长兴。那地方几乎是“红”统天下，棍棒也换成真家伙了。为此，“省”派一统了拱宸桥以后，一场更大的攻、守，也在酝酿之中。
（老拱宸桥地区示意图）
四、余音
1967年6月24日，中央发布《“六二四”通知》，要求浙江、杭州等地的两派群众组织，切实执行以下六条：互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
杭城内外两大派，武力斗抗由此停止，文斗依然激烈。
有一段子：一位“王某某”名人，以“血裤”当众痛诉“省”派在拱宸桥的残酷，一时令“省”派名声扫地。可是没几天，有人揭发王某某举证的“血裤”，是女工“大姨妈”的遗留，杭人时称“外婆”来了。于是，“江河”倒流，王某某先是被指责“造谣”，后来几经渲染发酵，又经省略，“王某某”三字成了假话的代称。尤其伢儿，朗朗上口，成了一时“名段”。
老波有位同事，和她妹妹，都是儿女成群的人了。某日聚餐，黄酒喝大了，出于两派的激愤，先是争辩，后是掀翻了饭桌，又互扯了头发，打到街上，就地演起了“武松打虎”。“义愤填膺”一词，最淋漓尽致的“群体”诠释，就在那个年代。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个与“武队”学生同龄的人，常骑一辆拆了书包架、拔高座凳的自行车，站立狂蹬，尖利的吹响脖颈上的口哨，在街上飞奔，估计精神已经失常。这骑车人和1967年6月的故事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却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我查阅过“杭丝联”1975年外宾来访记录，10月16日上午8时52分至11时12分，接待的是美国作家斯诺夫人。这位早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女作家，写过著名的《续西行漫记》。1975年，她69岁，仍然以采写为生，关注中国。
斯诺夫人提问如下：翁某某不管钱，怎么贪污的（针对当年翁的贪污罪指认）？跟翁某某闹（指“红”派骨干），被离开岗位的多吗？厂革委会由那些人组成？主任、副主任有几个是女的？工厂的管理正常吗？
斯诺夫人的提问，是对1975年拨乱反正的关切，也是对中国经济变革最初的不利因素的关注。那一年，“省”派的学生头领“张某某”，也入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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