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文学总是在期待这样奇迹般的人跟奇迹般的作品出现。
01.
文学最重要的作用是对于人性
和人存在的秘密的保存以及发掘
梁文道：各位女士、先生，大家下午好，我是梁文道。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去年因为防疫政策的缘故，有两位评审是没法来到现场，今年我们进步了，有三位评审没法来到现场。来到的这两位很不容易，除了本来已经在北京的格非老师，梁鸿老师是历经千辛万苦，昨天晚上才总算确认能够在这里亮相。
往年无论多么艰困，五位入选决名单作品的作者都会到场，今年只有四个，另一位已经用了一宿的时间想着法子进北京，最后还是来不成，恰好说明了如果将来这个奖继续办下去，在历史上就能当作一个见证，这几年，横扫全球的新冠肺炎风暴中，这个奖陪着它一起走过去了。
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在真正使得我们彼此隔离的并不只是疫症，而是我们恰逢又遭逢了另一重的隔离，就是这个世界——我指的是整个世界有越来越严重的一种倾向，就是无法互相理解，甚至是拒绝相互理解，各自把自己关进舒适圈，封闭进一个非常狭隘的视角去看待自己和周边的人，乃至于看待整个世界的一种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割裂，各种割裂还会互相激荡，越来越往激进的方向走，终于变得不可开交，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
梁文道
我们现在面对的危险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人、对历史、对文明的理解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不允许任何模糊与灰色空间的存在。容我大胆地讲，整个世界，甚至整个人类都在进入一种在我看来是某种倒退的局面当中。
但恰恰是因为这样，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继续办这个奖，能够到场的各位到了，意义尤其重大，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文学，如果我们大胆给它一个定义的话，它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对于人性和人存在的秘密的保存以及发掘。在这一刻，我们身上承担的，我不太愿意给大家太沉重的光环或压力，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在护佑着暴风之中丰富微弱的一点微光，一点火苗，这是文学在今天尤为可贵的地方。
今天在物理上、心灵上相互隔离、割裂的世界中，无论是以作者还是读者的身份，所有愿意投身于文学的人，都在小心保佑着人类存在最核心的那一点秘密。这一点秘密之中包含着所有人类以及历史所可能有的可能性，所有人类生活中所曾经有过的种种面目和方向，它是多样的、多元的，它没有办法非黑即白，它没有办法被任何简单的一句话判断包括起来。
今天，我们互相沟通有太多办法，有太多社交工具，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十几分钟、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视频没有办法包含的，总有些东西是120个字说不清楚的，那些东西就在文学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一起来见证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得主诞生的原因。
决名单入围者谈
02.
面对这个时代
想要去处理什么样的问题？
梁文道：下面要请到场的几位作者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进入决名单其实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得奖，奖这个东西永远是个竞争，文学竞赛就是竞争。但是，这个竞争作为一种同代人同行的竞争，它永远是一种带着善意的竞争，因为大家都在从事一个比我们大得多的东西。
右起：陈春成、樊晓哲（孙频《以鸟兽之名》编辑）、张忌、郑执、周恺
宝珀已经有286年的历史，如果说文学是一个品牌的话，它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了，这是一个道路太长的东西了。从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见到，任何一个时代如果能出大作家，他永远不是孤单的，天才总是成群而来，只有在成群的时候，同代人中有这么优秀的彼此坐在这里，在桌上写作的时候，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每个人找到自己进入世界的角度，互相激发，互相砥砺，甚至是竞争，然后全部人才能走到更高的高度，才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同代人之间友善的竞争。
当我们说同代作家一起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可能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些你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最需要去处理的，尤其是在文学上需要处理的东西，那是什么呢？
陈春成：这个问题我昨天就在想，但我不知道。写小说的时候，我没有去预设一个这么宏大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要处理我跟世界的关系还是处理人的关系，说实话，我没有想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是应该预设这么多东西然后再去写小说。
张忌：我来了以后才发现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好像是年轻一点作家的事情，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从我的角度来讲，写作最重要的是身体吧。我前两天去体检，发现这个高那个高，居然还缺钙。我会觉得要写得足够长，我写作最满意的是写了差不多20年，每隔一段时间，还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就是能一直往前走一点。身体好就意味着你还能写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是打开文学可能性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郑执：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几年前我问过自己，写小说承担某种时代或者社会的责任感是不是一个必要的问题，到今天，我也没有回答得了自己。我19岁写第一本小说，那个时候写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我回想起来当时为什么有写小说的冲动，是因为我想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这是一直以来文学或者具体到写小说对我自己的意义。
如果每一个写作者都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硬往前冲、抱着这样的包袱写作，一个时代是否会有一些特别出类拔萃的作者或者作品来为这个时代做代言，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事。到今天为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依然是解决好自己心里的世界，这条路还能走长。
周恺：我写小说之前会有意识地思索一些文学经典里的永恒命题，但是，写着写着发现，小说最大的限制是语言。无论你去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观点、怎么推动情节，或者描述一群人，实际上在小说当头限制的是语言，怎么样进行叙述，好像有一些东西是语言没办法表达的。大家试图做的一点努力可能就是怎么样用自己探索的方法抹除掉语言的边界，或者是意识到这个边界之后怎么样在这个框架之内表达更多的东西。
左起：梁文道、陈春成、张忌、郑执、周恺
03.
写作中
遇到了什么困难？
梁文道：假如您认为语言边界的探索是很重要的话，在文学写作的经历里，探索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你遭遇过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挫败，在哪里？
周恺：就是“无语”。怎么样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失语，我不知道那个状态怎么样去描述。
郑执：我的很清楚，之前常年没有读者，且赚不着钱。
梁文道：赚不到钱比较难受还是没有读者比较难受？
郑执：这两个事好像是一个事。喜欢你的读者，你出纸质书还是会买的。我曾经最大的困难很具体，在香港求学工作，大学毕业以后，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写得不好、很费劲，写了两年时间，最后赚到的版税是9000块钱。当时我的同学想拉我去麦当劳打工，我说谁去麦当劳打工啊，结果人家一个月就挣1万。香港生活花销又比较大，靠写作支撑真的是挺困难的，我又是一个很难一心二用的人，没有办法写着小说又干别的，当时确实遇到这个困境，最严重的时候会质疑要不要还接着走这条路。
张忌：我现在倒回去想最困难的是写作之初的时候。比如有一些写作参考的目标，类似于格非老师那些特别优秀的作品，想达到那个东西，但怎么都达不到。我觉得写作其实是自己跟自己妥协的一个过程，你往哪个方向走，有时候发现走不通，就自己跟自己商量一下。年纪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说服不了自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像我跟我父亲一样，能够发生有效的沟通，这个时候写作的困难对我来说就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就慢慢写到了现在。跟别人说话，你可以藏着掖着，跟自己要坦白。写作不是全能的事情，你肯定有所长有所短，你必须得说服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东西，把你最好的那一面写出来。
陈春成：遇到的困难，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在我写作初期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聊文学，拉着身边朋友聊，越聊朋友越少，都不理我。拉着我老婆聊，关系也搞得不太好，后来就每天控制一下量。有时候看了特别好的书，有那种想跟人聊一下的感觉，就像听一个特别好的笑话，你不说就憋得特别难受，我就经常控制自己的这种倾诉欲。出书以后也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聊文学聊得太多了，而且我写得这么少，我觉得我不值得这么多的谈论和剖析。聊得太多了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写了，在构思的时候潜意识没有以前那么自在。现在有时候在构思时，我就想到别人谈论我，或者我抛出一些观点，它们总是在潜意识里扰动我，我现在在克服这个东西。
04.
什么样的作品
才是理想的？
梁文道：如果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作品会是什么样？
陈春成：我觉得一部理想的作品不是具体的作品，要么它是很短很短的一句，或者是一句诗、一首诗，要么它就是很巨大的，也是我的胡思乱想。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风格越鲜明，反而会成为它的局限。这个人写得比较轻盈，那个人写得比较凝重，这就是各自的局限，每一种风格都不是完美的东西。
我其实想过，在一个时代，或者不同的时代，有几个相互不认识的人，他们写的东西共同构成一个理想的作品，像《云图》那样相互交织，各种风格都有，成为一个巨大的，超过时间的作品。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存在这样一个事情。要么就是一句非常短的诗，20或者28个字，完美得像星体一样不能动摇。
张忌：我对好作品的理解和判断也在发生变化。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大多数人能够阅读的作品是好作品。我说的这个大多数是指不同知识层面、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阅读，每一层的人都能看到那一层，就类似于我们传统的特别好的小说，像《红楼梦》，我觉得现在最缺的反而是这样一些小说。
现在的小说可能更具学术性，或者更适合在小范围里做一些研究，但我觉得小说的本质还是一个大众阅读的东西，我希望能够写出雅俗共赏的作品。这听上去好像挺简单，但其实是现在写作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我自己会往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郑执：我没有想过那么远，但我可能有对下一部作品有想法有规划。我希望我下一本写的小说是我大姨、二姨和我妈能看懂的小说，要是还能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就是完美。
周恺：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一直都是在练习，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在那儿等着，但自己没想那么清楚。我最近在看一些过世作家的书信集以及他们晚年的日记，特别悲凉的事情是有的作品是永远完不成的，有很多人在死之前一直挂记着自己想写的那个作品，最后写不完，心里想着有那么一个作品，不必那么清晰，可能也是一个动力吧。
左起：梁文道、陈春成、樊晓哲（孙频《以鸟兽之名》编辑）、张忌、郑执、周恺、廖信嘉
评委沙龙
05.
本届参赛作品
呈现了什么样的趋势？
梁文道：我常常很难理解在一个文学奖里面对着这么多出色的作者，每个人走不同的路线，评委是怎么评审的？大家怎么通过讨论去形成一个相对接受的标准来讨论作者的特点或者高下，这个特别难。下面请评委跟我们一起讨论他们对于这一届所有参赛作品的看法。
在现场的有格非老师和梁鸿老师，在线上的有阿来老师、李宗盛大哥、家辉兄。这届收到作品的数量是四届之冠，收到这些作品之后有没有注意到总体的趋势和现象？
大屏幕左起：阿来、李宗盛、马家辉；现场左起：梁文道、格非、梁鸿
阿来：我非常乐意做评委，因为平常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读这么多年轻人的作品。他们寄来两箱子书，读完以后发现里面还有一个U盘，里面还有好多本书，这是很好的阅读经历。
我怎么选定我自己认为好的小说作品？在我的理解当中，小说首先是用语言作为基本工具的。我首先看语言文字，人类从开始说话、书写到今天，语言的功能是不断扩展的、不断丰富的。人性当中的那些特别幽微、曲折的东西，虽然从古到今我们就在努力地表达，但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加上今天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复杂、更紧密，向外书写现实的时候，到底是一个表面的书写式的记录，还是把过去的那些作品中有所触及但未能穷尽的东西展现出来？我想这就是一个文学家应该有的创造力，应该有的基本功。所以我选择作品名单的时候就是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
中文文学世界里的新发展，除了当下完成的作品是一个考虑因素，还包括漫长的写作生涯，我愿意看到这个人的将来，除了评判作品以外，还能够更好地展望他，或者期待他有一个更具创造力的、甚至才能大爆发的可能性。我想文学总是在期待这样奇迹般的人跟奇迹般的作品出现。
梁文道：拿这次参加比赛的作品来看，您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年轻写作者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历史？
阿来：我想起来李白的两句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管是人性的发展，还是社会呈现的面貌，好多地方都是由过去历史所规定的，所以寻找历史感，最重要的还是它跟当下之间那种看起来隐约不见但事实上又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题材出发，写的再现代、再当下的文学作品，都会有一个历史感在里头。
梁文道：这个奖很特别，有点学英国的布克奖，每届都有一个非专业的评审，所谓非专业是非文学专业，但是广义文化界和艺术界。文学不是文学界的事，文学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事，必然要有一个文学专业领域以外，但是还是文艺界、文化界当中的佼佼者、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宗盛大哥，这是您第一次做文学奖的评审，集中读了大批的作品，感觉怎么样？您对文字韵律感的把握，这么精细，再也没有多少词曲作者能够做到像您这样。您从文字声音的感觉来讲，有没有从这些作品中读到特别的感受？
李宗盛：这次找我，我感到很荣幸，听了很多智慧的言语，啃了很多硬骨头的小说。光是把这么大量的文字看完，我就已经精疲力竭，必须很诚实地跟大家讲，我很努力，也有很多学习，我顾不到什么现象跟趋势。
参加这次评审，我也希望在流行音乐当中，即便是歌词、大街小巷贩夫走卒唱的，能不能增添一些文学性。能在大家认为很俗气的歌词当中感受到一丝写歌词的人所添加的文学气，这是我想来了解你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在做的事。虽然写歌词是文字，但跟写小说太不一样了，我只给你四句，你就得让人把这个歌往下听，你大概只有200个字搞定所有的人，而文学小说有几万字。歌词的律动感、断句、呼吸，还有旋律，跟小说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并不认为小说的文章里面所呈现的韵律感跟歌词的韵律感是一回事。
梁文道：格非老师，您现在在教书，在早年还没有教书的时候，大家对您的印象是一位先锋派作家，可是后来您自己的写作又开始回归到现实。从您的经历和作为老师的角度出发，您怎样看待这届作品当中，有些作者在文体上和语言上想要有所实验这一点？
格非：这次文学奖给了我那么多的作品，拿到U盘的时候，说老实话，心里有一点后悔，不得不躲到一个地方去，没日没夜地看，看了两个多月。看完以后，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不是累，是我自己会担心看走眼，因为我过去确实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一直到昨天晚上，十一二点还在看，最后五部作品要反复比较，我们到底要把票投给谁呢？
契诃夫说所有的年轻作家都需要以新的面貌来开始自己的写作旅程，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能够“不一样”一些。
看他们五个人作品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个作家我是完全没听说过的，就是周恺。我看到周恺的时候非常激动，怎么还有这样一个作家？然后我跟很多朋友介绍，他们说这个人其实已经写过很多了，我觉得我有一点闭塞。其他四位的作品，或多或少看过一些，有些人还相对熟一些。我是觉得要有新的面貌，在文学语言上，尤其是它到底给这个时代提出什么问题。
郑执说一个作家要解决自身的问题，我很赞同，这个问题跟大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这个时代，那就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当然，这种一样不是说他的意识跟公众意识一样，而是说他代表这个时代来提出问题，可能需要过很多年回过头来看，有一个作家叫郑执，提出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作家特别重要的地方。
年纪大了以后很容易保守，在选取标准的时候，我会考虑他怎么向这个时代和社会提问。比如李宏伟，我也是这次比较集中地看了他的作品，非常棒，他有他特殊的方式，虽然他没有进入前五，但我觉得仍然有他特别重要的地方。
梁文道：家辉兄，作为香港人，我觉得您特别能把香港人自己了解的东西写出来，让别的地方的读者也都能了解，这就牵涉到关于掌握地方特色这件事。最近几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参赛和入选的作者，有许多都开始发掘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有的甚至会被冠上一些地域文化代表，比如“东北作家群”，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呢？
马家辉：我阅读作品的时候不仅会注意方言放入进去如何使用，更加注意到他们的语感和看事情的角度。语言是一回事，还有本身背景的经验，他可能是在大城市或者小镇成长，对于生命里面不管是具体的还是哲学性的问题，他们透过小说故事、主人翁的眼睛所选择的角度，往往让我很吃惊。
语言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除了语言的味道，还有地域文化。我同时感动于不同地域成长的人、生活的人那种生活经验，看待世界还有看待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的角度，摆定故事里面人物的距离是很不一样的。孙频的《以鸟兽之名》中的人，有的在城镇生活，有的回到山里。他们看待世界，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所用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
我为了专心阅读作品、参与评审工作，特地接受了一个机会把自己隔离，基本上14天只做了两件事，就是读作品和做瑜珈，瑜珈是要健身锻炼。我一点都不寂寞，各种声音——男男女女的声音，从故事里面出来的声音，作者本身的声音——陪伴我14天，完全打开了我的眼睛，我随着作者还有里面的人物游历在中国大江南北，甚至是不同的时空。
郑执在后记里讲到他在香港生活工作的经验，他说他对电视台的领导说我要当作家写东西，领导的表情很复杂，一方面是瞧不起他，什么，你要当作家？可是又好像对以作家为志向的人有一点恐惧，有一点敬畏。我非常感动的是郑执说他为了赚钱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脸红不敢再提的东西，郑执说：我对自己说，这一回两个字，要脸，一定不能给自己丢脸。当然，也提醒我这个老大不小的作家要脸。
梁鸿
梁文道：梁鸿老师有大量的非虚构创作经验，您说您注意到最近几年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在这次的参选作品中有没有看到这种趋势呢？
梁鸿：实在的生活和虚构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小说本身就有这样的特征，有些作家可能更加明显，比如，写历史题材的，会更加注重考证历史细节和事件；关注现实的作品，越注重内在的准确性，这样才使虚构达到飞扬的状态，而不是没有根源。我挺喜欢这样一种状态。
对于小说而言，什么都可以进入到小说叙事里，只不过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比如郁达夫的《沉沦》，那个人死了，有一个新闻出现，他把这个新闻告示写在上面，一下子增加了现实感；李洱的《花腔》也用了很多历史考证，不管是正史野史还是编纂史，玫瑰与粪便，里面混合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虚虚实实，真假相依，构造一个更宽广的空间。
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我看到以后非常感动。我们写作经过了好多好多年的摸爬滚打，才敢拿起笔写一点点东西，写得还非常清浅。这一代作家起点很高，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字能力非常强。周恺刚刚说语言是特别大的限制，横亘在你和物之间，词和物之间怎么对应，是作家永恒的难题。我觉得文学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但可能永远就是一个影子，你只能表达一种影子的影子，很难做到真正的抵达。
06.
如何看
入围决名单的五部作品
梁鸿：《夜晚的潜水艇》内在的精神世界无穷无尽地展开，你可以大脑风暴，无穷地延展。《仙症》是雕刻一样的真实，把生活提取出来直击你的眼睛和心灵。《以鸟兽之名》，巨大的山林之感，跟着她，在历史、自然的空间，会走到中国社会被忽略掉废墟一般的、广阔的历史与现在，是非常迷人的。《南货店》，你又会觉得70年代这样一个小的杂货店承载了无数的人心、生活，它像流水一样缓缓写来，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情。《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是知识分子和文学本身又构成新一层的叙事，周恺把它拿过来，没有作为知识来使用，而是作为叙事来使用，一个活的东西，又是一种空间。
好的文学一定会让你感受到不同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所携带的，或隐或现、或虚或实带给你的。
阿来：这几位作家，语言上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正是这种语言，他们找到自己特殊的叙述方法，然后才使得世界以及人心里那些过去未曾被我们洞悉察觉的东西，突然非常鲜明、非常尖锐地呈现出来。
李宗盛：我不做单一点评，我无法在技术上给予清楚的评价。整个过程，我最紧张、最在意的就是怕我自己的名单出来以后跟其他几位专家老师的都对不上，不过还好，这五部作品当中，其中三部，是我在长名单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就是《南货店》《仙症》和《夜晚的潜水艇》。《以鸟兽之名》，我进入的比较慢，人家说这个好，我就多看几遍，我也找得到乐趣。周恺的《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是一直到最终名单的时候才开始读，开始我还没进入状态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部作品跟其他几部是非常不一样的。
左起：梁文道、格非、梁鸿
马家辉：《仙症》中《森中有林》一篇结尾那一句，真是动人。他说“我想你也走不了，年轻人，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森中有林》讲两代人的故事，里面要血腥有血腥，要仇恨有仇恨，要宽恕有宽恕，要包容有包容。最后结尾就是语言选择的妥当，摆定了那个距离。当然，不只是这一句打动我，每一部，不管故事的取材、故事主人翁看事情的态度，很多我都能感应到。
我对《夜晚的潜水艇》的感觉，我先听说春成长得很帅，第二个感觉，小说给我的感觉很sexy，那个语言是性感的，能带动你的情一直探索。短篇小说集跟长篇不一样，对我来说，长篇有时候一气呵成地就读了，平常阅读短篇，我读两三篇就停了，可是这个作品集里面，一篇一篇的，我就想看他怎么面对，不管他说自己要解决世界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他告诉我了一个好的故事，而且用很sexy的语言讲下去。不管那个故事发生在穿越时空的《红楼梦弥撒》也好，或者在另外一个国度的音乐家身上也好，都能一直带动我下去，而且有共通感。《音乐家》中说到“这一生非但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配称为不幸，因为整个的一生都用在了战战兢兢地回避着不幸”。好的文学创作不是心灵鸡汤的语录，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用什么语言来摆定里面的人跟处境、跟处境的距离和位置。这是我看到其中很重要的标准。
最后我想说一些作家朋友们谈到解决生命的问题，我想对这个问题表达一点看法。与其说作家想透过文学作品来解决什么问题，不如说我看到往往的是作家把自己解决不了、束手无策的、很迷惑、很痛苦、很焦虑甚至很懊恼的、很伤脑筋的问题透过他的故事呈现出来，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种无助的状态，可能是最打动我的。我跟作家、跟作家作品里的故事和人物继续烦恼下去，不一定有答案，可是我会觉得原来我不孤单不寂寞，我的烦恼好多人也一直被困扰、一直被思考。除了解决，更重要的是解决不了，对我来说才是文学很动人的地方。
格非：我当年在上海的时候，看到很多南货店，不理解怎么会有南货店，卖的难道是南边的货？我有一个朋友在里面站柜台，我经常到他那去拿烟，所以我对南货店一直情有独钟。现在已经看不到南货店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作家，可以来记述它的历史，这个时候张忌写了《南货店》，之前我就看过这部作品，我觉得相当不错，写得非常细腻，很多感觉很见功力，非常成熟，我很喜欢这部作品。
我最喜欢周恺的《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看到他的作品有一些激动。大家都知道小说里面有两种基本的能力，说起来也许有一点掉书袋，一种是表达隐喻的能力，还有一种是小说特有的换喻，你怎么展开小说、怎么结构、怎么转换。比如，托尔斯泰的故事讲的特别好的时候突然停止了，然后开始大量的议论，每个作家的处理不一样。我看周恺作品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自由的方式，特别迷人。写到某个地方，他突然放，放了之后开始插入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我很喜欢他叙事节奏方面的变化，容量也不错。
我参加另外一个奖评奖的时候看了郑执的《仙症》，一下被迷住了，我跟苏童做评委，当时讨论的时候说（奖）一定要给郑执，没什么好说的。他的语言非常有力量，也非常纯朴，我非常看好郑执的未来，他刚才说经济方面的问题，我就希望他多挣一点钱，然后专心写作，成为非常好的作家。
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之前就看过，这次是看第二遍了。他的作品，你看了第一篇，觉得不错，看第二篇，仍然觉得不错，看第三篇，他又写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春成在尝试不同的写法，非常好，年轻作家在各种方面展开探索，而且都有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他融合了类型小说，也有历史题材，也有一些幻想性的东西，《裁云记》里面提到裁云的过程有一点科幻，非常庞杂，显示出这个作家不同凡响的地方。
我昨天晚上还在看孙频的《以鸟兽之名》，非常感动。我非常认同它对现实生活的概括，那个山民已经不在山里，而是在山下的小区，最后是回到了山里面，从山民的角度把社会当中的种种问题描述地非常好，我觉得孙频给我最大的感动是她的写作带有一种诚意，非常诚恳地回应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摄影：杨明
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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