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青春之歌》的人,肯定会记得林道静,还有那位天天钻研故纸堆的老古董余永泽,林道静看不上他,两人后来分手了。
这个余永泽的原型就是曾被季羡林称为高人的著名学者、哲学家张中行,也是杨沫的前夫。
杨沫出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县,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哥哥杨成勋、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芳,杨成芳就是主演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白杨。
杨沫的母亲丁凤仪曾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杨沫的父亲杨震华,先后创办了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他通过办教育,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他把这些钱款用来搞经营,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办学,很快又赚了一大笔。
接下来,杨沫的父亲走了一个暴发户常走的老路,吃喝玩乐,肆意挥霍,在杨沫10岁的时候,这个富裕的家庭已经衰败了。
杨沫上初三时,她的父亲为躲债离开北京,逃之夭夭了。
杨家从此一落千丈,生活开始变得拮据。杨沫的母亲不甘心就这样过苦日子,她托人物色了一个有钱的主,打算把杨沫嫁过去,通过联姻改观杨家的处境。
但是,杨沫可不这么想,可面对强势的母亲,她也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只好逃了。
那一年,杨沫17岁。
从家里跑出来的杨沫,身上没有几个钱,于是她找朋友帮忙介绍工作,因此认识了比自己大5岁的张中行,此时的张中行,还是北大的学生,但是他有个在香河当小学校长的哥哥。
得知杨沫的境况后,张中行很爽快地答应帮忙,向他的校长哥哥推荐了杨沫,让她很顺利地成为香河小学的教员。
这位温情的学子,带给杨沫的关怀,令杨沫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两人互生情愫。不久,杨沫就与张中行过起了二人世界的生活。不幸的是,杨沫与张中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因病夭折。
杨沫的三妹杨成芳考上北平艺专后,来请这位有学问的“姐夫”给她取个艺名,张中行就从“白杨何萧萧”的句子中为她取名为“白杨”。
不过,后来白杨曾经多次劝杨沫与张中行分手。
杨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那非常前卫的演员妹妹白杨曾经对她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没过多久,张中行收到香河小学刘某寄来的一封信,说杨沫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
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但是,杨沫仍旧偷偷与马建民通信。
1936年,杨沫与张中行断绝了关系,与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了。这一年,杨沫22岁,她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女儿)。这个孩子的事情,马建民是否知情,是个迷。
与杨沫分开后,张中行曾一度怀疑人生,好在26岁之际,他认识了李芝銮。李芝銮与杨沫不同,她性格婉约,对张中行非常欣赏与信任。
1958年,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小说很快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一部剧情片,导演是崔嵬、陈怀皑,主演是谢芳,1959年上映。
杨沫因此一举成名,还被邀请到中南海作客。
影片上映后,许多人认为电影里的那个丑化人物余永泽就是张中行,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
对于这件事,杨沫与马建民的儿子马波(作家老鬼)这样写道: “张中行学识渊博,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后来他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杨沫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关于杨沫,老鬼在《母亲与我》中说,母亲杨沫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自己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父亲打屁股时,她还指挥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而父亲动辄抽老鬼的耳光,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他,总是站在旁边指责他,“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老鬼还写过这样一些事情: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
关于哥哥,老鬼是这样说的,有一次老鬼饿极了,偷吃了他哥哥储存的食物,哥哥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一次,哥哥与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吃饭屋的床上,盖着厚厚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没有......
在运动期间,这一家子可谓是闹翻了天:杨沫与马建民也开始相互揭发,他们夫妻俩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都给抖落出来了,而且他们都很清楚,这样做会置对方于死地。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
老鬼的书中还披露了杨沫鲜为人知的与男秘书暧昧不清的关系。“姐姐小胖最先怀疑,说母亲找了一个面首”......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了长达30年之久,这个秘书后来要求杨沫把他作为遗产继承人写入遗书,很是闹腾了一阵子。马建民去世4年后,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了。
杨沫的女儿马徐然,在1974年的时候才知道张中行是自己的父亲,那时候她已经快40岁了。
1978年,徐然跟随丈夫在贵州工作,第一次给北京的生父写信,张中行立刻给徐然回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你叫我先生,我不知道我可否告诉你真实情况,以前你妈妈也答应过我有机会我可以见你,其实我是你的父亲……”
后来,徐然回忆起这封信的时候说:“真的很温馨。”
1980年,徐然调回北京市文联做编辑,和张中行多次见面,她还曾向张中行约过稿件。
1995年,杨沫去世,吴祖光给张中行打电话,问他参不参加追悼会,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徐然的来信,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与李芝銮有四个女儿,张中行的女儿们说,父亲从来不在她们面前提杨沫。“很多人劝说他去澄清,他的回答是'那是小说,不是传记’。” 父亲和杨沫有个叫徐然的女儿的事情,她们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
张中行一生清贫,86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有人感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
张中行曾说:“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2006年2月,在国外的徐然接到张中行去世消息的电话时,那边出现了长达半分钟的沉默,徐然的声音在电话那边颤抖,她哭着说:“我还是想他的呀……我总对自己说来日方长……你能告诉我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回首过往,人生无常,有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人走着走着就变了。缘分真是可遇不可求,命运真是可见不可猜啊。
岁月如流,往事如风,有人苦而不言,有人痛而不语。放眼望去,春树暮云,多少往事如钩耿耿于心,低首看路,一花一草,不言不语都是念念不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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